1925年2月中旬至7月底，受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及考古学会委托，陈万里随同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第二次中国考察队远赴西北，对敦煌千佛洞及安西万佛峡进行实地考察。次年，陈万里著《西行日记》由北京朴社刊印出版，影响深远。陈氏对于摄影艺术研究与实践颇有心得，百年前他的西北之旅途经晋陕甘诸省，由于此次出行目的是实地考察敦煌艺术，所以在甘肃境内往返时间占总行程的五分之四，文物摄影活动也相对集中于陇原大地。虽然清末民初中外游记已有零星甘肃文物古迹照片作为配图，外国探险家关于敦煌石窟也有相应影像记录，但历时数月沿古丝绸之路自东至西对甘肃文物特别是石窟寺进行重点拍摄，用相机留下珍贵历史文化资料的却并不多见。

考察队自陕入甘首站为泾川县，其王母宫石窟、罗汉洞石窟、南石窟寺等引起众人浓厚兴趣。王母宫石窟“有石像及浅雕石刻绝美，同行者遂名此洞为象洞”，陈万里“择要赶摄数片”；在南石窟寺“就窟内各壁原状，摄取十数片”。在兰州停留期间，陈万里应邀观赏地方官绅私家收藏之敦煌经卷、佛教造像、瓷器、彩陶等，“选得十数种为之摄影”；两赴庄严寺专门拍摄壁画和塑像，在金天观对于《金阙玄元太上老君应化图》《雷祖出巡图》《雷祖回宫图》“择其重要者”“均经一一摄取，费时三小时之久”。刚进凉州城，陈万里即于午饭后“挽掌柜觅一导者携摄影器进东门”，拍摄罗什寺、大云寺等古迹及碑刻。在安西县署，陈万里应邀一睹榆林窟出土之象牙佛真容并进行了细致测量，并“为象牙雕件摄片十余”。在座诸人询问其雕刻年代，断定该件系印度作品，且由此推定必为唐代西游僧侣所携归者，“诸君深以余说为然”。

敦煌石窟是陈万里此行文物摄影的重点。受华尔纳此前盗取壁画的恶劣影响，地方当局仅允许考察队在敦煌千佛洞工作三日。陈万里“决计单独择各洞中重要之题铭摄影或抄录之”，预定拍摄的部分洞窟因时间紧张“均未能摄取影片，实为大憾。而匆促中所摄得之十七片不知结果如何，又深以为虑”。事后考察队复盘时自我解嘲曰：“悉此来所费甚巨，结果仅能游览三日，以所费之数计算往游千佛洞之时间，计每秒钟费大洋四角，若以所费者与所获之摄片数计，则每片代价更属可观”。陈万里认为，敦煌千佛洞“如此伟大之古迹，恐在国内无第二处，足以相抗。单就摄影计划言，非有半年工作不可”。在安西万佛峡（榆林窟），陈万里“工作终日，摄片二十余”。

从陈万里《西行日记》记载的若干技术细节可知百年前文物摄影的不易。如早期黑白照片洗印受水质等因素影响较大，显影质量不稳定。在兰州期间洗印照片，因黄河水混浊，冲洗结果较差。在安西县城休整期间，冲洗敦煌所照各片，效果极佳；又冲洗“泾川南石窟寺及兰州金天观壁画共六十幅，失败者仅三幅而已”，是因当地水源系祁连山融雪补给，质地较为纯净。

陈万里《西行日记》的出版，推动了许多以往鲜为人知的甘肃“冷门”文物及河西走廊风土人情走向世界，但受条件限制，该书未能做到图文并茂。陈万里在《西行日记》自叙中曰：“途中所摄影片，以制版费时，不克附印，另刊专集，请俟异日”。顾颉刚在《西行日记》序中对此也有期待：“万里此行，摄影极多，大约有三百帧以上。其中写沙漠的旷远，雕刻壁画的精妍，物质生活的简陋，都使我们没有远行的人仿佛身入其境。只因受制于经济力，未能刊出，成为极大的遗憾。希望他将来能够得到经济上的援助，兼以读者的要求，另刊成一册，使得人家读这本日记的时候可以得到实物上的印证”。这个遗憾不久后就得到了弥补，1928年，受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和《良友》画报主编梁得所的赞助，陈万里“先将壁画一部分付良友公司出版，定名曰《西陲壁画集》”，马叙伦、陈衍分别为之题词，每册定价大洋一元。

《西陲壁画集》收录陈万里拍摄的敦煌石窟壁画照片18幅，其中敦煌千佛洞壁画照片8幅，安西万佛峡石窟壁画9幅，另收录瓜州口驿南破屋中残画照片1幅。《西陲壁画集》作为国人拍摄编著和国内机构出版的敦煌壁画艺术图录，堪称《西行日记》姊妹篇，可与之对照研读。该书的面世不仅使得陈万里甘肃之旅所获敦煌石窟壁画摄影精品在历史长河之中留有一席之地，更标志着中国力量开始打破外国学者对于敦煌艺术图像与视觉知识生产传播领域的垄断局面。

 （作者单位：甘肃省文物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