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丘陵地处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核心区，其敏感脆弱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独特的文化面貌。长期以来，受长城内外二元对立叙事的影响，传统研究常将该区域古代人群标签化为“游牧民”或“劫掠者”。然而，日益丰富的考古发现不断修正着这一认知，戎狄等群体对中原的压力并不像文献记载那般夸张，经济形态也难用“游牧”或“农牧混合”轻易概括。如何认识这批人群的形象，始终是考古学家关注的议题。
曹大志老师的《贸易网络中的黄土丘陵（BC1300-1050）》立足于本土考古材料，采用国内早期文明研究中尚显薄弱的社会经济视角，从生态贫瘠的黄土丘陵出土大量青铜器这一反差现象切入，提出了“贸易网络”的假说，构建起以该地区为枢纽，辐射华北平原、蒙古高原和关中盆地的跨区域交换网络。这一框架不仅为理解当地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解释，也为研究晚商时期的资源流动与边缘地带的能动性提供了新视角。
对“劫掠说”的反思
新石器时代以来，黄土丘陵历经了石峁文化、朱开沟文化、李家崖文化等多支考古学文化。虽然该地区早期气候条件略优于现代，但其半干旱属性与生态脆弱性并未改变。新石器时代的人口压力与农业开发使其土地承载力达到上限，后石峁时代的聚落已呈现衰退趋势。正是在此背景下，李家崖文化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青铜器，展现出社会复杂化迹象。这就引出核心问题：在资源禀赋相对有限的边缘地带，李家崖文化何以实现社会复杂化？
以往学界在解释安阳与黄土丘陵的关系时，存在“敌对掠夺说”与“时战时和说”两种观点。作者在此基础上，将青铜器的来源归纳为掠夺与和平交换两种可能。前者需要地理、军事与经济条件的支持，而后者必须依赖一个能够支撑资源流动的跨地区交换网络。
由于这些铜器大多缺少出土信息，当时相关遗址的发掘工作也较为有限，因此，作者为推进李家崖文化聚落形态和生计方面的认识，对以往普查标本重新梳理，在石楼县开展系统调查，共确认了三百余处李家崖文化遗址点。聚落分化、陶器特征与动植物考古证据等多重分析表明，该文化属于以农业为主的混合经济，基层社群呈现规模小、结构简单、分布分散的形态。
在此基础上，作者从历史地理与军事可行性的角度，对“劫掠说”展开反思。遗存分布与交通路线的分析显示，从黄土丘陵东出中原，需经吕梁山、太岳山等险峻地带，沿途人烟稀少且存在安阳据点。以当地社群的规模与经济形态，既不具备远征能力，也缺乏掠夺动机。因此，掠夺作为青铜器来源的可能性基本可以排除。
贸易网络假说的初步验证
在排除掠夺的可能性后，和平交换成为研究方向。尽管既往研究不乏对和平交流的认可，却多将动机归于政治因素，对具体的交换方式、路径及动力缺乏深入探讨。
伦福儒等学者曾指出，边缘社会常通过贸易交换从中心区域获取奢侈品，并在此过程中吸收其附着的文化价值与观念，从而推动本地社会复杂化进程。将这一视角置于晚商语境中，安阳与黄土丘陵的关系，可视为中心与边缘互动的典型案例。作者提出的跨地区交换网络的假说，正是对国内以往研究局限性的突破，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证据：
其一，作者通过青铜器的类型学分析、风格比对、合金成分检测及铅同位素分析，在确认了安阳和北方草原的产地外，还发现了与关中盆地的联系；其二，作者对职业商贾及甲骨文的“供纳卜辞”进行考证，指出其背后蕴含的贸易属性。此外动物考古证据也支持了安阳部分动物的外部来源。这些来自实物、文献以及科技的多重线索，为了解交换体系的运作范围、物品、人员和机制提供了依据。
最终，结合铜器遗存的空间分布规律，作者初步勾勒出一条连接安阳与黄土丘陵的贸易路线。
中间人与牺牲品
接下来，将研究视野扩展至整个北方地带，青铜器产地分析显示出黄土丘陵与蒙古草原、关中盆地之间的联系。以往“边地半月形文化带”“中国北方长城文化带”等概念从环境和民族迁徙的角度强调了北方地带在文化经济层面的相似性。作者提醒我们，也应关注那些相似性未出现的区域：贸易网络同时形成了文化传播走廊，而未被网络覆盖的区域则因缺乏互动而呈现“空白”。
黄土丘陵在网络中承担了中间人的角色，良马、皮毛、马术等草原特色物产与技术，都可能经此传入中原。殷墟的俯身葬、相关武器以及近来清涧寨沟发现的车辆、优质马匹等，也为这一推论提供了实证。李家崖文化的首领正是利用中间人的身份扩展势力，通过外来的精美器物增强地位，促进聚落间的分化，也加速了社会复杂化进程。
然而，贸易中间人的身份并非固定不变。殷墟晚期，这一网络开始发生结构性转变。一方面，关中的先周文化崛起，通过“黑豆嘴类型”揭示的路线，与黄土丘陵建立联系；另一方面，安阳似乎没有与关中竞争，转而开发了新的中间人——燕山地区。尽管燕山路线总里程更长，但其主要穿越平原与草地，比翻越吕梁、太岳天险的路线更为便利。至此，晚商时期单一的路线逐渐演变为“关中—黄土丘陵—草原”与“安阳—燕山—草原”的双线格局。
这一转变对黄土丘陵的影响是决定性的。由于地理上毗邻关中，克商后，该地区在新格局中很可能被周人视为需要优先掌控或消除的潜在威胁。西周时期该区域已“人丁凋零”，这条网络随之走向终结。
从借助地缘优势被选中，因中间人身份而兴盛，到因更优路线出现而被取代，最终沦为“牺牲品”。黄土丘陵在贸易网络中的角色变迁，揭示了北方边地社会复杂化的外部动力与局限性。其兴衰并非孤立的地方叙事，根本上是被中原社会利益需求主导的被动结果。
古代贸易与政治关系
作者为突破以往研究过于侧重政治解释的局限，特别突出了经济动力的主导作用。然而在宏观的国家互动中，政治与经济往往相互渗透，难以截然分离。若以此贸易网络为基础，重新审视相关材料，或可进一步揭示其中隐含的权力策略与文化认同。
例如，清涧辛庄、寨沟等遗址发现了礼仪性建筑以及铸铜作坊，作者也提到安阳工匠可能进入黄土丘陵，这可能意味着安阳向该地进行了技术输出；而在李家崖文化已发现的18件有铭铜器中，大多数如“天”“无终”“史子 ”“ ”“子”等铭文见于殷墟及周边友好方国或氏族。作者以实力悬殊为由，排除了商王室与黄土丘陵直接联姻的可能。但我们认为，若联姻发生在商王朝周边的方国、氏族与黄土丘陵之间，也具可能性，如王长丰将“史子 ”归为与“史”缀联的盟姻族徽。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通过联姻和技术输出，加之贡赐、贸易等多种举措，商王朝或许已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旨在强化边缘向心性和政治认同的机制，其内涵已接近后世的“羁縻”政策。
此外，关中盆地在殷墟晚期突然介入贸易网络的动因，仅从经济角度解释似乎稍显单薄。作者将此后黄土丘陵所见铜器数量减少，归因于先周铜器质量不及殷商、关中贵族缺乏远途贸易动力。但从目前的考古证据来看，关中进入复杂社会后，虽然在西方和北方均有扩张，影响却始终有限。若单纯以经济视角解释三条网络的同时开拓，至少也该存在一条主路线。但若将此举置于克商的背景下，则能获得更具连贯性的解释：殷墟晚期，先周势力在经略西土后，可能通过介入贸易网络的方式掌控了黄土丘陵；克商后，因西部有更优路线，黄土丘陵的枢纽价值消失，西周通过掠夺其人口等方式，消除了这一邻近地区的潜在威胁。
总之，作者采用经济学视角，结合历史空间地理，对传统考古材料进行分析。通过对晚商至西周时期北方跨区域交换网络的重建与梳理，揭示出北方边地社会各个区域在不同阶段承担了连接草原与中原的枢纽角色，为认识早期黄土丘陵的地缘价值及兴衰逻辑，提出了开创性认识。
（作者系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
《贸易网络中的黄土丘陵（BC1300—1050）》
作者：曹大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