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伪史论的关键在于学术普及

王旭东在2026年第1期《历史评论》撰文《伪史论的病理透析》认为：近年来，以“西方古典文明全系伪造”为代表性观点的伪史论逐渐进入公众视野，诸如“古希腊经典系近人伪造”“《永乐大典》催生西方近代文明”等荒谬观点在网络空间引发广泛争议。伪史论以所谓“祛魅”为名挑战专业主流认知，但在证据、逻辑与认知层面存在严重谬误。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原则，从学术史与史学方法论视角对伪史论进行系统剖析，有助于厘清历史研究的基本规范，为公众辨析历史问题提供参考。伪史论者以极其草率和武断的态度对待西方考古学成果，无视考古地层学、类型学与科技测年技术形成的坚固证据链。考古学证据有助于还原历史真相，弥补文献史料之不足。对学界而言，应对伪史论的关键不在于简单否定，而在于通过学术普及，让公众理解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为何“孤证不立”、需要形成证据链？为何“文献辨伪”需要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为何“跨学科研究”（如考古学、人类学、科技测年）是历史考证的重要工具？提高公众历史素养，才能消除伪史论的萌生土壤。

解决文物追索难题的新路径

徐战、张峥在2025年第3期《博物院》撰文《博物馆返还流失文物的实践探索——以英国霍尼曼博物馆事件为例》认为：流失文物追索长期面临法律与伦理的双重困境。法律层面，三大国际公约虽构建了保护框架，但因不溯及既往、条款含糊、监督无力等问题，对二战前流失文物几乎无效。伦理层面，尽管美国、英国及国际博物馆协会陆续出台博物馆伦理准则，强调来源核查与透明公开，却均未明确博物馆面对追索时应承担的责任，仅提供一般性支持。2022年英国霍尼曼博物馆将72件贝宁文物归还尼日利亚，成为标志性突破。此次返还实践呈现出三大启示：法律与伦理需双轨并进，在公约溯及力有限的现实下，强化伦理准则的约束力与道德感召力；去殖民化是返还的内在动力，博物馆需主动重构与殖民历史的关系，将来源核查与对话协商纳入制度；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是关键路径，通过国际会议、数据库共享、联合策展等方式，将一次性返还转化为长期互惠关系。理性、协商与彼此尊重正在超越法律范畴，成为解决文物追索难题的新路径。博物馆应从被动回应转向主动作为，让返还从个案走向常态。

文明探源助推中国神话学国际传播

李琴在2026年3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中华文明探源与中国神话学的国际传播》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启动，为中国神话价值的再发现提供了坚实的考古物质佐证，推动神话学从“文字文本”研究转向对文字出现之前“文化文本”的深度解码。中国神话学者积极响应国家战略，创新性地提出“四重证据法”，在传世文献、出土文字、口传民俗之外，将考古出土文物与图像作为第四重证据，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文化大小传统”理论，将文字出现前数千年的文化脉络视为大传统、文字书写传统视为小传统，通过解译大传统的神话编码，重释小传统的知识理念，构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文本新谱系。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助推下，中国神话学逐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在国际学界“失语”的状态。《中国神话哲学》《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等一批理论著作被译介至英语、日语、俄语、法语等多语种世界，中国学者重建古代神话信仰体系的跨文化阐释成果在国际神话学界引起反响。中华文明探源的伟大工程，不仅让世界更好地聆听中国神话、理解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也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起平等对话的学术共同体。

秦汉漆器见证欧亚草原社会结构变迁

戴玥、马云飞在2026年第3期《故宫博物院院刊》撰文《欧亚草原秦汉漆器的流通及相关问题》认为：秦汉漆器在匈奴—萨尔马泰时期的欧亚草原东、西均有分布，其流通经历了两个阶段。秦代至西汉早期，漆器流通仅限于南西伯利亚阿尔泰地区的高等级贵族墓葬，数量稀少，获取途径不稳定，属于断续式的交易模式。这一时期草原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治组织，导致与秦汉王朝之间未能建立稳定的产品流通网络。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随着匈奴游牧国家的建立并与汉王朝进入和平交往时期，漆器流通的种类和规模日益扩大。一方面，带有“考工”“蜀西工”等铭文的工官产品以汉王朝赏赐方式流入匈奴社会；另一方面，工官及私营作坊的产品通过边贸形式向匈奴各层级人群渗透。在草原西部，里海、黑海沿岸萨尔马泰女性贵族墓葬中发现的少量西汉漆盒，则很可能是匈奴作为草原贸易中转的结果，使汉王朝产品间接流向更远的欧亚草原西部。秦汉漆器在欧亚草原的流通，不仅是汉王朝与匈奴之间政治关系的表达，也深刻反映了游牧国家形成、内部社会结构演变以及草原贸易网络扩展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