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南地区史前墓葬标识物初探

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姚宗禹

2026年3月13日至15日,2025年度山西考古项目汇报会召开,其中坡头遗址入选2025年度山西重要考古发现,并被评为2025年度“最受关注的山西考古新发现”。2025年3月,坡头村西南新发现一片墓地,确认多座公元前2000年前后栽埋立石的墓葬,是目前国内所见最早的原生墓上立石标识。坡头遗址的立石墓葬为史前墓葬是否存在标识物提供了新的材料与启示。晋南地区除坡头墓地外,在清凉寺、陶寺、下靳等墓地的墓葬填土中,也曾发现有石块遗存。现以这些考古发现对晋南地区史前墓葬的标识物进行初步讨论。

在陶寺王族墓地的发掘过程中,发掘人员发现有针对地位崇高者,出于政治报复目的的毁墓行为,推测贵族墓葬的墓口应该存在明确的标识。何驽先生最早注意到这个问题,在一些大型墓葬的填土中发现有大小不一的砾石块,将其称之为“墓志石”,认为在陶寺文化中已经形成了一种墓上标识制度。以此为依据,我们在下靳墓地和清凉寺墓地中也发现了类似的墓志石,以下对晋南地区发现的史前墓葬标识进行简介。

墓葬标识物遗存概况

陶寺墓地 何驽先生详细介绍了在清理陶寺中期王族墓地ⅡM26、ⅡM28、ⅡM31和ⅡM22的捣墓坑的填土中发现的大石块,以及陶寺早期王墓M2125、M2124和M3318的填土中也发现有大石块,认为陶寺早中期被捣毁的王墓中被回填的人骨及墓志石等器物不一定是原墓坑中捣扰出来的,有可能是从其他墓中回填到该墓,目的就是亵渎。

下靳墓地 下靳墓地中的墓葬按照墓主头向和墓葬方向分为东北向(B类)和东南向(A类)两类,出土有“镇墓石”或“墓志石”的墓葬均为东南向A类墓葬。下靳墓地中的盗扰行为大部分是依照墓壁下挖,且盗扰对象多为A类墓,说明当时墓地极有可能留有墓葬的标志。下靳墓地中的SKM16、SKM32、SKM37、SKM51、SKM78(发掘者命名为“镇墓石”)以及M126、M249、M258、M405、M467的墓葬中都发现有不规则的大石块。

清凉寺墓地 坡头遗址西部的清凉寺墓地内在M86、M96、M161这3座墓葬的填土中发现有扰乱入墓葬的石头。

墓葬标识物的相关问题

墓葬标识物的出土情境 除坡头墓地发现的石块出土时是栽埋于墓葬一端,近似后世墓碑竖立方式,其余墓葬中发现的石块均为墓葬填土内发现,陶寺王族墓地和下靳墓地内更有在毁墓坑中被发现。下靳墓地和清凉寺墓地内被盗扰的墓葬中发现的大石块基本都是在墓底发现,且放置位置不一致,说明可能是捣毁墓葬后随意丢弃进墓室,有些更是直接压在残存的人骨上,可能也是出于“亵渎”心理。

出土于墓葬中的石块不规整,全部为自然石块,无人工加工痕迹。且普遍尺寸较大,作为墓葬标识可以起到较为明显的标记作用。

墓葬标识物的年代 前文提到,何驽先生辨识出陶寺墓地早期和中期的大型墓葬中均发现有“墓志石”,陶寺文化早期的绝对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距今4100年,中期为距今4100年至距今4000年。高江涛先生对陶寺墓地的“毁墓”现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陶寺遗址的“毁墓”行为发生在陶寺晚期。

下靳墓地中的A类墓葬从出土随葬品的形制和放置位置、墓葬方向、葬式等方面都可以看出,与陶寺墓地早期中、小型墓葬基本一致,下靳墓地此类墓葬的年代应与陶寺墓地早期相当。从出土陶器特征来看,年代为陶寺文化早期偏晚。对此类墓葬人骨进行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校正后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2150年。

清凉寺墓地中出土有石块的墓葬均属于清凉寺墓地的第三期。发掘者根据墓葬中出土陶器特征认为,清凉寺第二期为庙底沟二期最晚期,与陶寺早期年代接近,第三期可能已进入龙山文化,而第四期最晚也不会超出龙山文化的范围。对人骨进行加速器质谱碳十四测年判定,第二期至第四期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1800年,其他遗址的测年表明,中原地区龙山文化的年代下限在公元前1900年左右。最新公布的坡头墓地的立石墓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

综上可以看出,这些墓葬集中于龙山文化时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2300年至前1900年。这种在墓上立石作为标识的行为在龙山晚期的晋南地区已形成一种较为成熟的葬俗和制度。早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裴李岗文化中就有共同葬俗、排列有序的公共墓地,在同一墓地同期的墓葬相互之间不见叠压打破关系,推测当时地表可能有墓葬标记,可能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墓上就有树立标志物的行为。且墓上标志或许有多种材质和手段,或封或树,但封土堆或栽种树木对于考古遗址的埋藏环境以及发掘工作要求极高,大石块是最易保存下来和被发现的一种墓上标志物。

结语

晋南地区的陶寺遗址、下靳遗址以及清凉寺墓地都发现了龙山时代有标识的墓葬,表明最晚在龙山时代已出现墓上标志并已形成一种习俗和制度。新近发现的坡头墓地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生墓上立石标识,坡头遗址的立石墓葬为墓碑的出现找到了一个较为明确的源头。但有些问题还未解决,如是否存在其他墓上标识物,不同的标识物与墓主身份是否存在联系等,期待更多的考古成果能够提供更好的研究材料。

(作者系吉林大学考古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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