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文献复制工作室中，有一台上百年的石印机，至今仍可正常运行、履行使命，在纸张及其他材质上进行印制，复原百年历史文献。同时代的石印机多已入藏博物馆，部分被定为珍贵文物，而这台机器并未封存库房，是真正“活着”的文物。

石印机的由来

这台石印机是19世纪初石印机中的精品，材质精良，工艺精细，传动灵活，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一直将其作为文物予以保护和使用。

它是一台铁铸手摇圆压平式四开石印机，分为机台和机脚两部分，长1300毫米，宽640毫米，高1350毫米，前后机脚向外弯曲。机台上装有一块平面大理石板，机台上部由圆形压印滚筒、受压橡皮布和控压阀组合而成，机脚处装有连接机台的压力杆和手摇把。虽然历经百年沧桑，但因保管养护良好，石印机性能完好，还能承担重要历史文献的复制工作。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印刷物的需求量大幅增加，传统活字印刷技术在制作图案复杂和颜色较多的印刷品时常常力不从心。如需要多色套印和不规则多变图文时，制版排版则很费力，不但成本高昂，效率低下，还达不到理想的印刷效果。捷克裔德国人阿罗依·塞尼菲尔德于1796年发明的石板印刷术，由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于1830年带入中国，开始在中国印刷布道小册子和其他书籍。

19世纪中叶，石印术如同一颗蕴含文化力量的种子，在中国大地上发芽生花结果，从而开启了中国印刷行业的新时代，石印技术的传入，为信息的快速、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成为印刷技术革新的标志。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这台石印机，无疑是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见证者。

石印机的引入和历史作用

1834年前后，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在中国最早使用石印术印刷中文书籍。最早用石板印刷的是《东西史记和合》。

石印机传入后，上海等地出现了众多石印书局，如申报馆的同文书局等，印刷了《康熙字典》，还印刷了各种类型的出版物，包括小说、画报等。石印机技术的发展，使得书籍、报刊等印刷品的生产效率大幅提高，经典著作、启蒙读物等大量印刷发行，促进了文化知识的传播。

石印机为中国革命历史时期发挥过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苏区，石印机被用于印刷钞票、公债、布告、文件等重要资料。

例如，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收藏的石印机印刷了钱币，见证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红军长征出发时，依然携带着笨重的石印机，可见石印机如武器一样重要，只是石印机太沉重，征途中翻山越岭，不得已将其掩埋保存。

石印机在现代文献复制中的应用

石印机技术对中国印刷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一，石印机引入了平版印刷技术，改变了中国传统以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为主的局面。它的制版工艺相对简单，成本较低，且能较好地保留原稿的图文信息，为印刷业带来了新的技术革新手段。推动印刷技术的发展，如彩色石印技术的出现，使印刷品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提高了印刷品的质量和艺术感染力。其二，生产效率提升。石印机的印刷速度比传统手工印刷有大幅提高，能够在短时间内印刷大量的书籍、报刊等印刷品，满足了日益增长的文化传播需求，提高了印刷业的生产效率。

石印技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复制历史文献时兼具“保护技术”与“保护文献”的双重意义。例如，法国国家图书馆仍保留石印工坊，用于复制19世纪版画文献，既是对工艺的传承，也确保复制品与原件的时代质感一致。

石印技术的“不可替代性”源于其“物理媒介与手工工艺”的双重属性。在历史文献复制中，技术的“先进性”并非唯一标准，而是以“最小干预、最高还原”为原则。石印技术通过对材质、色彩、工艺的忠实再现，成为连接古今文献的桥梁，既保护了原件，也让传统工艺在当代焕发新生。这种对“特殊性”的尊重，正是文化遗产保护中“因地制宜”理念的体现。

在运用石印机复制文献时，前期准备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首先是石版的遴选与处理。石版的品质直接关乎复制效果。因此，必须挑选质地均匀、纹理细腻的优质石材。对其表面精细打磨，直至其光滑程度如同镜面，以确保油墨能够均匀附着。打磨完毕后，还需脱脂处理石版，彻底去除表面的油脂等杂质，从而增强石版对图文的吸附能力。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在使用的这台石印机，石板为德国进口的大理石，经过多年的使用打磨，表面光滑如镜。

对于像古籍善本这类有特殊要求的文献，还需充分考虑纸张的材质、厚度、颜色等因素，精心挑选与之相匹配的纸张复制，力求最大程度地用原工艺、原材料，还原复制，实现文物的真实再现。

为确保复制质量，严格的质量控制不可或缺。在印刷初期，要细致入微地检查印制的样张，确保图文的清晰度、色彩的准确性以及套印的精度等方面完全达标。若出现偏差，要及时调整印刷参数，如油墨的深浅、印刷的压力、石版与滚筒的相对位置等。

印刷完成后，需要对复制文献做一系列的后期处理。对于一些文献原件为破损或褶皱的状态，要进行人工做旧、染色等相关工作，才能更好地还原其文献原件的真容，这是现代印刷技术无法替代的。

石印机复制文献的多重功用

石印机复制文献有多重功用：一是作为文物备份保存使用，二是替代文物原件展出，避免珍贵文物在长期陈列展示中，寿命大幅缩短。三是回馈文物捐赠单位或个人，复制原件留作纪念。四是为各级档案馆、博物馆等单位的展览、收藏工作提供复制品。

中国国家博物馆文保院用这台石印机复制了不少文献，有代表性的举例如下：

1.陕甘宁边区布币（限于当时材料条件，没有印刷货币的纸张，只能在布料上完整复制一模一样的布币）。

2.1949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的中共代表毛泽东、周恩来、邢西平、陈云、李维汉和王稼祥在签到簿上的签名。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第一份国书（中苏建交）。

4.《南京条约》抄件复制件（1842年8月29日，即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清王朝与大英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

虽然现代印刷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石印机早已退出了印刷业的历史舞台，但硕果仅存的石印机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教育意义。同时，这台古老的石印机依然承担着历史文献的复制工作。中国国家博物馆用石印机为国家机关和各地档案馆、博物馆复制了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以展示历史的真实性。印刷设备也是技术创新和人类智慧的结晶，值得深入研究和保护。

“活着”的石印机既有历史文物的价值，又有复制历史文献的现实价值，不仅是技术的产物，还是历史和文化的载体，需要精心保护、珍惜和传承。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