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中，有一种特殊的文物类型值得深入关注——那些位于校园之内、与日常教学和校园生活深度交融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它们既是需要严格保护的历史遗存，又是师生朝夕相处的校园环境。这种“双重身份”构成的“文物—校园”共生关系，既是保护管理的挑战，更是活化利用的机遇。江西九江市同文中学内的方志敏革命活动旧址（同文书院旧址），正是这一共生模式的典型样本。这处文物既是方志敏就读并从事革命活动的红色地标，又是师生每日穿行的校园空间。

同文书院（方志敏革命活动旧址）沿革

同文中学校园内的同文书院旧址坐东朝西，砖木结构，面阔38米，进深19.1米，建筑面积2800平方米，同文书院旧址、儒励女中办公楼旧址和教课楼旧址三处文物建筑，于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同文书院前身可追溯至1867年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埠阆小学”，后取《中庸》“车同轨，书同文”之意定名“同文书院”；1906年设置高等教育课程，更名为南伟烈大学；1917年停办大学，专办九江南伟烈中学；1929年原南伟烈中学更名为九江同文中学；1949年，同文中学和儒励女中合并改为江西省立浔阳中学；1952年，改名为九江市第二中学；2002年，恢复九江同文中学校名。

1921年，方志敏考入南伟烈中学就读。先后组织“读书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等进步团体，发动和指导第六师范、第三中学等校师生，掀起了大规模的“行政公开、推翻专制腐败校长”的罢课请愿学潮；吸收一批热血青年参加当时江西青年进步组织“改造社”，培养了九江早期革命力量，为在九江建立党团组织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文书院旧址由此成为九江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的诞生地，也是方志敏早期革命活动的重要纪念地。今辟设方志敏早期革命活动陈列室，校园内有方志敏塑像。

共生模式的基本特征与现实价值

“文物—校园”共生模式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一是空间上的重叠共生，文物建筑位于校园内部，既是依法保护的历史遗存，又是师生学习生活的场所，文物安全管理与校园日常管理高度交织。二是功能上的多重并存，文物建筑既要满足文物保护“最小干预”的要求，又要承担教育、参观、纪念等多重功能，每一种功能都对应着不同的保护标准。三是价值上的叠加融合，这类文物不仅具有历史价值、建筑价值，更因其与学校教育功能的天然耦合而承载着独特的育人价值，是“不可移动的教科书”。

这种共生模式的价值是多方面的。从文物保护的角度看，校园环境为文物提供了持续的使用性保护——文物不是被“封存”的展品，而是被“使用”的生命体。从学校教育的角度看，革命文物成为最鲜活、最“触手可及”的思政教材。从城市文化的角度看，这类“校园中的文物”构成了城市文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九江市委主要领导在同文中学调研时指出，同文中学的革命历史、红色文化与创新活力相得益彰，形成了古色、红色、绿色相互融合的特色校园文化，学校要引导广大青少年筑牢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要严格遵循相关法律法规与修缮技术规范，全面加大历史建筑保护力度，坚守文物安全底线，确保历史建筑得到科学、规范、长效保护。

共生模式下的保护困境与平衡之道

“文物—校园”共生模式也面临着不容回避的保护困境。核心矛盾在于：文物保护的“封闭性”要求与校园使用的“开放性”需求之间存在张力，具体实践中表现为三重矛盾：

一是文物安全与日常使用的矛盾。文物建筑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消防、安防、环境监测等有严格的技术标准。同时这些建筑又承载着教室、办公室、展厅、校园通道等日常功能，频繁的人员流动和日常使用给文物保护带来了持续的挑战。

二是修缮规范与教育需求的矛盾。文物建筑修缮在材料选择、工艺技法等方面有严格的技术要求，周期长、成本高、专业性强。然而，学校作为教育机构，对建筑空间的功能需求往往与文物保护规范之间存在错位。如何在满足文物保护要求的前提下，使历史建筑能够服务于现代教育功能，是一个需要持续探索的问题。

三是开放共享与封闭管理的矛盾。革命文物承载着传承红色基因的社会责任，理应向社会开放。然而，校园又需要相对封闭的环境以保障正常教学秩序。同文中学方志敏展厅落成至今，总计接待校外参观访问120余次，共计2000余人次。如何在保障教学秩序的前提下有序开放，是需要精细设计的制度难题。

破解这些矛盾，关键在于确立“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2024年8月，九江市开展文物保护单位专项整治行动，同文书院被列为“24小时设备监控、专人巡逻并登记和查验出入人员”的重点单位。这一制度设计为“文物—校园”共生模式提供了安全底线保障。

从被动守护到主动激活

同文中学在“文物—校园”共生模式探索上形成特色实践经验，核心是从被动守护走向主动激活，让文物从历史遗物变为精神符号。学校将文物保护纳入整体发展规划，坚守安全底线，推进红色文物价值转化。建成校史馆，其中方志敏展厅占地100多平方米，现存资料500余件，有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视频资料《可爱的中国》。将“同文文化广场”更名为“方志敏广场”，塑立方志敏烈士雕像，使师生沐浴方志敏的精神。这些举措构建了“文物在场—展陈在场—精神在场”的多维价值传播体系。

在红色教育方面，学校将校园革命文物融入思政教育体系。每年约1600名新生参观方志敏展厅，学习方志敏精神。打造实境课堂，邀请方志敏女儿和孙女来校，组织学生诵读遗作、祭扫烈士陵园。2026年清明节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赓续红色血脉”主题活动，全体师生诵读《可爱的中国》。培训10名学生担任展厅志愿讲解员，让文物所承载的历史信息转化为可参与的教育体验，实现“让文物活起来”。

在外部联动方面，学校推动校园红色文物融入社会价值传播体系，与各单位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将方志敏烈士雕塑作为教学点，让党员干部汲取奋进力量，使“校园中的文物”走出校园，成为社会群体的精神滋养。

从“双重身份”到“双重责任”

校园革命文物保护者承担“双重责任”，既对文物安全负责，也对受教育者精神成长负责，这要求以更高站位、更远眼光审视保护利用工作。

从正确政绩观看，校园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应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处理“显绩”与“潜绩”的关系。文物保护成效非立竿见影，需长期投入、持续守护，要摒弃急功近利的冲动，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做好保护工作，确保历史建筑得到科学、规范、长效保护。二是处理好“物”与“人”的关系。校园革命文物最终价值在于承载的历史记忆和精神价值能否传递给青少年。2024年九江市文物保护专项整治行动建立的四级保护责任体系，既包含“物”的保护措施，也有“人”的培育内容，当学生诵读、参观者感受时，文物保护才能实现终极目的。三是处理“守正”与“创新”的关系。“守正”是坚守文物安全底线，遵循法规规范；“创新”是在守正前提下创新传播方式，让文物服务当代、教育后人，两者统一是正确政绩观在校园革命文物保护领域的体现。

全国范围内校园中的革命文物并不罕见。西安第三十四中学内的灞桥小学旧址，1934年由爱国将领杨虎城、孙蔚如捐资兴建，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做过中共党组织联络站、中共陕西省委交通站。安徽野寨中学校园内的抗战阵亡将士公墓，安葬着985位抗战烈士遗骸。这些校园内的革命文物与同文中学的方志敏革命活动旧址一样，都面临着“文物—校园”共生的特殊命题。

同文中学的实践探索，让文物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守护”走向“激活”，从“历史遗存”走向“精神坐标”。

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和精神谱系。当这些文物“住”进校园，它们便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生命形态——既是需要被精心守护的历史遗存，又是可以被触摸、被感知、被传承的教育资源。这种“双重身份”不是保护的障碍，而是价值的叠加；不是管理的负担，而是传承的机遇。

九江市同文中学的实践表明，“文物—校园”共生模式正是正确政绩观在革命文物保护领域的具体体现——既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以长远眼光做好基础性的保护工作；又要有“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以创新精神推动文物价值的创造性转化。

（作者单位：九江市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