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槽盆是常见于黄河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众多遗址的陶容器，内壁刻划有放射状或纵横交错的沟槽。考古学研究追求“透物见人”，刻槽盆是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商代人们日常使用的一种陶器，对刻槽盆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代人类与社会，探寻古代社会变化的一些动因。本文将关于刻槽盆的研究分为功能研究、源流研究、以小见大研究、制法研究和其他认识五个方面，力求通过梳理有关刻槽盆研究的发展脉络，为下一阶段更深层次的讨论提供参考。

研究现状

功能研究

学术界对于刻槽盆的研究集中于对其功能的探讨，研究方法可分为传统研究和科技考古分析两种。

传统研究 关于刻槽盆功能的讨论，应始于1958年的《郑州旮旯王村遗址发掘报告》，该报告认为其不适于研磨实用，将之称为澄滤器。《郑州二里岗》《河南陕县七里铺遗址商代遗址的发掘》和《南河浜——崧泽文化遗址发掘报告》亦持此观点。

安家瑗最先对刻槽盆的功能进行系统研究。安先生认为刻槽盆是作为研磨块茎类或根茎类植物的一种用具，并将其定名为擂钵。叶文宽将刻槽盆视为一种特殊的饮食器具。宋兆麟认为刻槽盆为研磨器。饭岛武次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刻槽盆可能用于将煮制后的谷类捣碎，揉制成糕饼类后蒸制。

聂新民将其定名为“澄滤器”，认为它是酿酒的容器。叶万松和李德方认为刻槽盆与鬶、斝、盉等同为酿酒具或酒具。张小帆将无流与有流刻槽盆看作酿酒器，可能为酿造过程中的用器。

刘志一认为刻槽盆既是研磨器又是澄滤器，以研磨功能为主，仅适用于薯类、浆果类食物的研磨加工。刘先生将此类陶器称为“研磨器”，将其大、中、小型分别称为“磨缸”“磨盆”“擂钵”。宋豫秦认为古代的刻槽盆除了具有研碎块茎类植物的功用外，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带流者还应同时具有澄滤和倾倒的功用，用来提取淀粉。许永杰的观点同宋豫秦相近，并提出史前时期刻槽盆是由南向北传播的。

戴应新认为崧泽遗址出土的刻槽盆可能与清洁饮水有关，邵果榔则把刻槽盆看作淘金工具。陈珲认为崧泽文化早期至商代的刻槽盆当为擂茶钵，是加工饮料的器具，杨海中则对该观点进行了反驳。

科技考古分析 丁兰兰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认为刻槽盆是一种用于研磨的器具，并提出刻槽盆也可用作淘洗和澄滤的观点。最后丁兰兰指出刻槽盆有研磨法和舂捣法两种用法。丁兰兰发表的《史前刻槽盆功能考察》一文是其硕士学位论文的节选，关于史前刻槽盆功能的观点同其硕士学位论文一致。

陶大卫等学者认为刻槽盆为一种研磨器，而它曾加工或装盛烹煮过植物，说明刻槽盆的使用具有多样性。在对陶研磨棒上的淀粉粒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与刻槽盆上残留的淀粉粒不同，两种器物加工的应是不同的植物。文章中也提到，由于分析的陶研磨棒和刻槽盆来自不同的遗迹，二者应不是配套器物，因此加工植物不同很正常。

孙亚男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于两件二里头时期的刻槽盆表面共提取到10粒淀粉粒，测得这些淀粉粒来源于粟、黍、豇豆属、莲属和栎属植物。但作者也表示由于数量过少，无法为刻槽盆的功能问题提供有效的证据，关于刻槽盆的功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取样分析。

孙青丽等学者认为凌家滩遗址刻槽盆上种类丰富的淀粉粒表明刻槽盆被用于加工多种植物，以薏苡、未定禾本科和小麦族植物为主，其次是栎属、根茎类和豇豆属植物，莲藕和山药比例较小，同时还有一些无法鉴定的淀粉粒，且文章指出分析的刻槽盆被用于研磨或杵捣或烹煮食物，其中研磨或杵捣的使用频率更高，但在不同遗址中刻槽盆加工的植物对象存在差异。该文认为刻槽盆上未发现水稻淀粉粒的原因应该是先民仅将刻槽盆用于加工采集的野生植物。

王宁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认为刻槽盆的基本功能是研磨，且以研磨块茎类植物为主，而为了实现研磨功能，可能使用木制或陶制的配套工具，也可能手持加工对象直接研磨。

臧雅帆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应用淀粉粒与植硅体分析方法对刻槽盆残片上的残留物进行实验，认为刻槽盆用于研磨谷物和块根块茎类植物，并从陶质和壁厚方面论证刻槽盆可用于研磨较坚硬的食物，文中的三个遗址反映出具体的谷物类型有所不同。

上述诸多学者对于刻槽盆功能的研究结论可分为研磨谷物或根茎类块茎类植物或调味类作物、酿酒、淘洗之澄滤、兼具研磨和澄滤功能、兼具研磨和烹煮功能、清洁饮水、淘金、加工饮料。清洁饮水、淘金、加工饮料等说法论证不足；聂新民先生所论证刻槽盆为酿酒之澄滤器则未考虑到无需刻槽沉浊者亦会在静置器物后沉底；淘洗之澄滤方面，日常家中淘米所用瓷盆或不锈钢盆均为光滑的壁面亦可将米淘洗干净，刻槽稍显多余。

在上述结论中，传统研究结合民族学材料，认为刻槽盆具有研磨功能；在科技考古分析中，除孙亚男未得出具体结论外，其余研究者所得结论中均有研磨功能。因此，笔者认为刻槽盆至少具有研磨功能，并不排除一器多用的情况，如研磨后在盆中加水进行澄滤乃至烹煮。

源流研究

叶文宽认为马家浜文化的带流钵是刻槽盆的祖型，并认为江汉地区的刻槽盆应是从豫中传入的一种文化因素。王宁则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提出长江下游地区是刻槽盆的发源地，后向长江中游地区传播，再至河南地区，西北地区的刻槽盆应是受关中地区影响而出现。

刻槽盆的起源问题二人认识基本一致，王宁的认识立足于年代最早的刻槽盆，而叶文宽则在此基础上根据器物的形制推断刻槽盆的祖型。但依二人的研究方法，若在其他地区发现更早的刻槽盆，二人的认识将受到影响。二人关于刻槽盆的传播的认识不同当是二人所处年代不同、材料不同的影响。

以小见大研究

以小见大研究只李景山的《论波浪纹刻槽盆与王湾三期文化》一篇。该文将波浪纹刻槽盆分为三期，结合波浪纹刻槽盆的出土地点，将波浪纹刻槽盆视为王湾三期文化的典型器物，一、二、三期分别为波浪纹刻槽盆的出现、繁荣和衰退阶段。李景山认为刻槽盆在鄂东地区的出现是王湾三期文化东线通道南下的有力证明。至于波浪纹刻槽盆的功能，李景山认为波浪纹刻槽盆与普通刻槽盆的功能一样，且他认同王宁将之视为加工块茎类植物的研磨器具的观点。

制法研究

有关刻槽盆制法的研究，在三篇硕士学位论文中有所涉及。王小娟指出上亳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刻槽盆为手制；郭梦对下魏洛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刻槽盆的原料、成型、修整、装饰、烧制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发现下魏洛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刻槽盆标本中，有孱和料和无孱和料者比例大致相当；袁若晨测得蒲城店遗址龙山时代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刻槽盆容量大约在1000毫升至2500毫升左右。

有关刻槽盆制法的研究为我们全面了解刻槽盆的相关信息提供了重要资料。

其他认识

郭静云认为邓家湾遗址出土的刻槽盆俯视图与江河地区的眼形符号有关。

小结

纵观对刻槽盆的研究历程，研究者多聚焦于对刻槽盆功能的探讨，源流研究和制法研究亦有一定涉及，以小见大研究很少。目前对刻槽盆制法的研究较少，我们需要对更多遗址和不同时期的刻槽盆制法进行研究。而源流研究方面，已有的认识建立在现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刻槽盆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引入考古学理论进行验证，或许会得出不同的认识。同样，在传统研究和科技考古分析方法结合下，关于刻槽盆功能的认识将会越来越清晰，我们需要加强以小见大研究，并注意新理论的运用，以此增进我们对古代人类与社会的认识。

考古学研究要做到“透物见人”需要理论的指引，理论是对材料和现象的阐释依据。关于如何通过刻槽盆来研究古代社会，笔者有些许拙见。后过程考古大家伊恩·霍得的纠缠理论让我们理解为何人们会陷入某种特殊的路径，例如霍得以中东地区的人类身体、碾磨石器和植物有关的纠缠关系为例，解释了中东地区的农业起源问题。就像刘岩所说：“作为一个考古学阐释的视角，纠缠理论最重要的贡献是可以用来分析社会变化过程。”那么，我们同样可以将纠缠理论作为解释刻槽盆起源与发展的原因、动态分布的背景进而研究刻槽盆与古代人类以及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论指导之一。而我们若想利用纠缠理论重建历史，需要高精度的材料、翔实的科技考古分析，以及运用理论与逻辑组织分析结果的能力。我们现在需要对考古遗址的高精度发掘，尽量全面且翔实地记录包括遗物出土时的信息、全面收集可收集的遗存，辅以科技考古分析，加强多学科合作。当我们不断向上述目标靠拢时，不仅可以让我们以刻槽盆为切入点通过纠缠关系以小见大地去理解古代社会的一个方面，同样为我们利用其他考古学理论对考古材料进行研究打下了基础。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