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山国王厝墓出土蛙形小玉兽17件，均由墨玉雕琢而成，形制较小，长度在1.9厘米到2.1厘米之间，宽约1.3到1.6厘米，高度约1.1厘米。玉兽整体似蛙，呈昂首蹲伏状，头部扁宽，眼睛细长，四肢着地，腹部低垂，身后有尾，卷曲上翘，紧贴臀部。器物现藏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部分展陈于河北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览。

蛙形小玉兽出土于王厝墓主椁室东北角处，由于墓葬几经盗扰，主椁室盗毁严重，考古发掘时椁室内遗物被盗掘者随意弃放，无法得知遗物原摆放位置；器物本身无镶嵌、穿孔痕迹，所以无法通过出土环境及外观对其实用功能进行考辨，但可以从其造型以及出土于丧葬场合这样的民俗情境入手，运用民俗学“过渡礼仪”理论对其所蕴含的人文祈愿及民俗内涵进行分析，进一步确认其情感功用。

蛙形文物常见情感功用分析

青蛙、蟾蜍等蛙类具有水陆两栖、叫声如鼓、冬眠春醒、周期蜕变、繁殖旺盛等自然属性，这些独特的自然属性触发了古代先民的丰富想象，使其被赋予深厚而复杂的精神内涵与信仰功用。

生殖崇拜，希冀人丁兴旺

蛙类繁殖能力极强，一次产卵可达数千颗。在早期社会，人口繁衍直接关系族群兴衰，繁殖力强盛的蛙类因此成为先民生殖崇拜的对象。仰韶、庙底沟、马家窑等遗址均出土有蛙纹彩陶，这些蛙纹或写实矫健，或刻意夸张身体部位以强化象征意义，如马家窑遗址出土的一件蛙形彩陶将蛙腹部描绘得圆润饱满，突出孕育特征，表达对生殖繁衍的强烈渴望，希冀借助蛙的神力实现部族繁盛。

动物崇拜，敬畏神秘力量

早期人类秉持万物有灵观念，将具备特别能力的动物奉为神灵，用以辟邪求吉。蛙类拥有水陆双栖、感应晴雨、昼伏夜出等特性，因此成为先民崇拜的对象。吴越地区广泛存在蛙类信仰，并将其体现在日常器物之上，越窑青瓷中大量蛙形装饰，即这种朴素动物崇拜的直观反映。

祈雨祭祀，期盼农业丰收

蛙类对空气湿度变化敏感，降雨前叫声频繁响亮。古人据此将蛙与雨水、丰收相联系，视其为雨水使者、雷神后裔，通过祭拜蛙类祈求风调雨顺。三星堆石蟾蜍、金沙金箔蛙形饰，很可能是古蜀地区祈雨祭祀的礼仪遗存，体现蛙形信仰在早期祭祀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月之精灵，祈求月神庇佑

蛙类夜间活动、周期蛰伏的习性，与月亮出没、盈亏规律高度契合，加之月面暗影形似蟾蜍，使蛙与月亮形成象征关联。《淮南子》中嫦娥化为蟾蜍的神话，确立蟾蜍“月精”的地位，与“日精”三足金乌相对应，构成日月信仰体系。汉代画像砖中西王母旁的蟾蜍形象、安徽蚌埠汉代鎏金蛙形铜茵镇，均折射出先民天体信仰，寄托对日月神祇庇佑的祈愿。

蟾宫折桂，寓意才华出众

蟾蜍为“月精”，因此月宫亦称“蟾宫”。后世结合月中桂树传说，形成“蟾宫折桂”典故以喻才华出众、科举及第。汉代以降流行的蟾蜍形砚滴、水盂、玉蟾蜍水注等文房器物，即寄托读书人金榜题名、学业有成的理想，使蛙形信仰延伸至士人精神追求。

吐纳金钱，象征招财进宝

在源自道教典故的民间故事“刘海戏金蟾”广泛流传后，三足金蟾被赋予吐纳金钱、招财纳福的寓意，成为财源兴旺的象征，并形成空口金蟾向外吸财、含钱金蟾向内守财的民俗应用。天水市博物馆藏明代刘海戏金蟾造像，即这类题材的经典文物。

死而复生，渴求生命延续

蛙类冬眠春醒的特性，使古人将其与生命循环、死而复生相联系。墓葬中出土的蛙形器，多承载墓主人对灵魂重生、生命永续的期盼。安阳妇好墓商代玉蛙、中山王厝墓蛙形小玉兽，可能传递有古人灵魂不朽、生命延续的精神渴求。

中山王厝墓出土的蛙形小玉兽在造型上与其他蛙形文物有着明显的区别，特意塑造了蛙的尾部。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墓葬出土的妇好墓商代玉蛙，在造型上也与王厝墓出土的蛙形小玉兽存在共通点，也保留了蛙的尾部。这种有尾青蛙的独特形态，保留了蝌蚪到青蛙变态发育的“过渡阶段”，突出“过渡”特征，似乎还包含着生命延续之外的其他文化内涵。

“过渡礼仪”理论引入墓葬文物研究

蛙形小玉兽与商代玉蛙都出土于“丧葬”民俗情境，引入“过渡礼仪”理论，可对它的情感功用进行更系统、更深入的阐释。

“过渡礼仪”理论概述

“过渡礼仪”理论由阿诺尔德·范热内普提出，该理论认为“过渡礼仪”是个体或群体在经历生命状态、社会地位或时空情境的关键转变时（如出生、成年、婚嫁、死亡），所举行的一系列仪式活动。

这些仪式活动通常可分为三个紧密相连的阶段：分离、过渡、聚合。在分离阶段，个体或群体与原有的状态、身份、环境等进行明确的切割，从其中分离出来，与原有状态进行告别；在过渡阶段，个体或群体处于两种状态之间的阈限空间，身份模糊，充满各种不确定性，需要经历各种考验、仪式和象征行为，才能实现内在的转变；整合阶段则标志着个体或群体完成身份和角色的转换，成功进入新的状态，被新的世界或者新的群体所接纳。这一理论广泛应用于解释成人礼、婚礼、葬礼等礼仪。

以“过渡礼仪”阐释墓葬出土文物的可行性

葬礼是人从现世走向彼岸灵魂世界的终极人生礼仪，墓葬是这一过程的物质遗迹。以往研究多侧重文物的年代、形制、等级与工艺，较少关注器物在仪式中的动态功能。在“过渡礼仪”视角下，墓葬是灵魂过渡的阈限空间，随葬品不只是财富象征，更是仪式中的符号与媒介。将静态器物重置于动态仪式过程中进行语境化分析，能够更全面地揭示其象征意义与信仰逻辑。

“过渡礼仪”视野下蛙形小玉兽的情感功用分析

战国中山国蛙形小玉兽造型特殊，呈现蝌蚪向幼蛙蜕变、尾部未完全消失的过渡形态，这种正在转化的生物特征，恰好与过渡礼仪所强调的“阈限性”高度契合，使其在丧葬仪式中成为极具针对性的象征媒介。对照“过渡礼仪”分离、过渡、聚合三个阶段，其情感功用可系统解析如下：

分离阶段的“告别”象征

蛙从水栖蝌蚪变为陆栖幼蛙，生存环境与生命形态发生根本改变，这一剧烈蜕变过程，与人之死亡、灵魂脱离现世存在高度象征对应性。蛙形小玉兽刻意保留尾部，表现的正是幼蛙刚刚告别蝌蚪形态的关键节点。在葬礼的分离阶段，墓主人的离世意味着与现世生活、社会身份、家庭亲属及现实空间彻底切割，如同幼蛙离开长期赖以生存的水域环境一样。蛙形小玉兽以其独特的造型，成为墓主人与现实世界切断联系的物质象征，标志着此岸生命正式终结，灵魂即将开启通往彼岸世界的未知旅程。

过渡阶段的灵魂引渡

在葬礼核心的过渡阶段，传统习俗认为墓主人灵魂已脱离现世，却尚未被彼岸世界接纳，处于两界之间、身份模糊、充满未知与危险的阈限状态，亟须借助超自然力量完成安全跨越。蛙类从水生到陆生、从幼体到成体的自然蜕变，在先民观念中是可被模仿、可被借用的神秘能力，是生命形态自主转换的典范。

弗雷泽在《金枝》中提出，早期人类曾依靠“相似巫术”影响现实与灵魂世界，即以相似之物间接作用于本体。蛙形小玉兽保留尾部的特殊形态，既是灵魂处于过渡状态的直观隐喻，也是典型的相似媒介。其造型与灵魂“在路上、未完成”的处境形成同构对应，蛙的蜕变神力被视为可传递、可借助的护佑力量，先民以此为信物，希望引导墓主人灵魂平安穿越阈限空间，抵御各类凶险，顺利完成生死跨越。

聚合阶段的永生祈愿

在聚合阶段，灵魂即将进入彼岸世界并获得新身份、新秩序，实现最终归宿。蛙所具备的冬眠春醒、循环往复、蜕变再生等象征意义，与古人追求灵魂不朽、生命永续的观念高度契合。蛙形小玉兽在这一阶段升华为永生符号，以其生命循环与再生意象，助力墓主人灵魂完成从今世到来生的身份整合，成为寄托灵魂安宁、永恒不朽、在彼岸世界获得新生的信仰载体，完成从“死亡”到“新生”的终极仪式闭环。

结论

战国中山国王族墓葬出土的蛙形小玉兽的实用功能暂时无从考证，其独特的带尾蜕变造型，承载着区别于一般蛙形文物的丧葬礼仪内涵。在“过渡礼仪”理论视野下，该器物是丧葬仪式中承担多重功能的核心象征物，在分离阶段，它是墓主人与现世告别的形态标志；在过渡阶段，它是灵魂引渡的巫术媒介；在聚合阶段，它是生命永续的信仰载体。其核心情感功用可概括为：引渡墓主人灵魂顺利飞升、完成生死过渡，实现永生。

另外，同样出土于墓葬情境的妇好墓商代玉蛙因造型与蛙形小玉兽类似，民俗情感功能可能也与之类似。此外一些被认为是夸大蛙类生殖器官的蛙纹彩陶等器物，也可结合具体出土情境再作思考，夸大的肢体部分是否为蛙类尾部的刻画，是否同样具有过渡、引渡、重生等内涵。

将墓葬文物置于民俗学视野下，将其“放回”仪式过程中解读，有助于突破传统研究局限，实现从“物”到“仪式”再到“观念”的深层阐释，能够更好地挖掘文物内涵，并通过文物更好地探索古人关于生死、灵魂与信仰的传统精神世界。

（作者单位：河北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