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确定2026年“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为：冲突与灾害背景下活态遗产的应急响应。在今天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全球化冲击、气候变化等因素直接影响文化遗产的安全，特别是威胁着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活态遗产。根据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2015年发布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以人为本”路径：活态遗产》导则，活态遗产是“被社区视为其生活一部分的遗产地”，社区参与能同时使遗产与社区受益，强调以社区为基础的遗产管理，突出遗产地的“活态维度”，即与当代生活相关的利益、能力及其本土意义。

在活态遗产中那些依赖独特自然资源和水文、地质条件的文化景观遗产、农业遗产、水利灌溉遗产，会受到气候变化影响。古迹、场所等物质载体为人类的活动提供依据，为信仰提供支撑，为仪式提供有意义的空间，与遗产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了遗产的完整价值和活态要素。这些活态的遗产，在今天面临更加严峻的现实挑战。

一是概念理解的偏差，把活态遗产的传承误读为越热闹越好，与文化消费划等号。活态遗产强调社区持续实践、代际传承和与生活世界有机联系，但在现实中，它常常被转换成一种文化产品。其后果是，原本属于社区秩序的传统文化，被改造成面向游客和市场的展示品。以威尼斯为例，持续存在的过度旅游、无序开发、原住人口下降以及低下的管理效能，已对该遗产的真实性构成威胁，使其面临不可逆损害的风险。威尼斯的问题不只是游客多，而是历史城市被异化为过度消费的目的地，不再是居民生活的社区。在活态遗产空间适度开展商业活动可以理解，但应警惕商业逻辑压倒社区逻辑，使活着的城市退化为消费的舞台。

二是气候变化、自然灾害和战争冲突对活态遗产系统的冲击。活态遗产依赖场所、社区和实践之间的稳定关系，因此也更容易在灾害和冲突中发生深层断裂。2024年8月，尼泊尔萨加玛塔国家公园萨姆村遭遇冰湖溃决，洪水不仅摧毁了房屋、学校、诊所和寺院，也使100多名居民被迫离散，并威胁到那些原本用于传递地方知识、文化实践与传统记忆的场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活态遗产在灾害中既是受损对象，也是恢复能力的重要来源，因此要把地方与本土知识纳入气候韧性建设的考虑。还有一种案例来自叙利亚，战争冲突不仅波及该国全部世界遗产地，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社会碎片化、居民流离失所而遭受严重损害。在阿勒颇，大量工匠作坊、工具和材料被毁，技艺训练被迫中断，传统陶瓷和服饰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可见，对活态遗产而言，真正致命的是其传承所依托的物质基础和社会结构被整体打断。

三是意识形态与文化权利层面的风险。不是所有的“传统文化”都自然具有活态遗产的价值。活态遗产之所以值得保护，是因为它与人的尊严、平等和相互尊重等当代原则相容。国际遗产界今天讨论活态遗产，越来越强调传统必须经得起基本价值观的检验。比利时阿尔斯特狂欢节2019年被从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中除名，原因是该节庆中反复出现的种族和民族歧视场景，已严重违背当代价值观。意识形态风险也表现为文化多样性受到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国际土著语言十年”纪念活动中指出，全球6700多种语言中，至少40%长期面临灭绝风险，而语言的消失不仅意味着交流工具的丧失，也意味着相关知识体系、身份认同与世界观的衰退。

因此，面对上述风险，在活态遗产保护和传承过程中，要从学理层面认清活态遗产的本质，以及其与文物活化利用之间的辩证关系。

第一，活态遗产是自古有序传承的，不是现代商业杜撰出来的展演项目。无论是延续千年的莫高窟浴佛节、南海神波罗诞，还是云南哈尼族世代相传的梯田农耕制度，以及长城、大运河跨越千年的生活民俗，这些遗产之所以延续至今，是因为它们依托于当地百姓，与农业生产、节日活动和精神生活共同演变，构成了社区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核心骨架。

第二，文物的活化利用，应当是运用现代化的制度保障、法律庇护、科技赋能与文化阐释体系更新，为这些本来就活着的传统提供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支撑，防止其在现代化洪流中消亡或变味。必须警惕以商业开发和不当旅游创收为单一逻辑，生硬地过度曲解遗产，甚至使其沦为迎合外来游客猎奇心理的低俗化表演道具。

第三，活态遗产的无形实践与文物的物质遗存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关系，警惕将两者分割对待的错误倾向。一方面，物质遗存为活态的仪式、节庆与生产实践提供了物理空间，营造出跨越时空的真实场所和体验；另一方面，活态遗产融入现代生活，极大促进了文物保护与功能延续，活态传承也让古老文物重新彰显于当代社会网络，与今天的经济社会一同发展。

2026年国际古迹遗址日设置活态遗产的主题，为我们审视中国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事业提供了理论探讨的平台。中国活态遗产深深扎根于连绵不断的五千年文明，依托广泛分布的古迹遗址和人文与自然景观，维系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血脉，共同描绘出立体且充满生命力的文化长卷。

（作者单位：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