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北巡之碑》实证太武帝“勒石漠南”

乌嘎、高建国在2026年第2期《文史哲》撰文《〈皇帝北巡之碑〉调查与初步研究》认为：2025年内蒙古四子王旗新发现的《皇帝北巡之碑》，是继嘎仙洞刻石之后又一处北魏时期珍贵刻石遗存，也是首次在内蒙古草原发现的、位于原址的帝王刻石。该刻石镌刻于一独立花岗岩巨石之上，碑额篆书“皇帝北巡之碑”，与北魏《皇帝东巡之碑》《皇帝南巡之颂》风格高度一致。碑文中反复出现“莫弗”“直懃”“高车”等北魏时期特有词汇，且刻石位于北魏六镇长城南北线之间，综合判定其为北魏时期刻石。通过微痕扫描辨识，碑文起首“唯大代”后第四字确定为“神”字，结合《魏书》记载太武帝拓跋焘曾于神四年（431年）十月北巡漠南、十一月“勒石漠南”的史实，碑文中“一月”即“十有一月”与之吻合，“光烈祖”指向道武帝，从而确认该碑即为太武帝神四年北巡纪功碑。此次发现不仅证实了传统史籍记载的真实性，补充了漠南刻石的具体位置与内容，还反映了北魏王朝通过北巡安抚高车诸部、修筑长城、设置军镇的北疆治理策略，为牛川等地望的考证提供了重要地理参照，同时为北魏书法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

借助跨媒介叙事阐释文物价值

郭美延在2026年第1期《东南文化》撰文《新媒体环境下的博物馆跨媒介叙事策略》认为：跨媒介叙事作为一种创新的传播方式，在博物馆提升观众参与度及传播中国故事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博物馆跨媒介叙事面临三对矛盾：媒体环境的竞争性与协作性、故事内容的真实性与虚构性、观众参与的统一性与分化性。如何借助跨媒介叙事更有效地阐释文物价值、增强叙事吸引力并激发观众的参与动力，需要系统化的理论指导。博物馆可以从架构、轴线、受众、入口、边界五个维度着手，建立以价值为导向的叙事架构，强化以角色为驱动的叙事轴线，聚焦以文化杂食为偏好的叙事受众，设计以时空记忆为线索的叙事人口，以及拓展以平台方言为依托的叙事边界。通过协调跨媒介叙事的内在矛盾，博物馆能够与观众建立深度且高黏度的互动关系，构建一个动态平衡、多元融合且互补共生的叙事生态，进而有效增强中国故事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重构跨媒介叙事要素之间的关系不仅能够创新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模式，而且有助于建立博物馆与观众的协同共创机制，最终在动态平衡的故事生态系统中实现中国故事传播渗透力与文化认同度的双向提升。

学龄前家庭在博物馆更重视教育动机

邓卓在2025年第4期《博物院》撰文《3—6岁学龄前儿童家长对博物馆中儿童学习的需求与认知——以上海自然博物馆家庭群体的调研为例》认为：以上海自然博物馆3—6岁学龄前儿童家长为对象的调研显示，家长群体在博物馆中表现出强烈的教育动机，主要动机类型包括学习知识、开阔视野、培养兴趣、能力提升和休闲娱乐，其中“学习知识”位居首位。家长普遍认可博物馆的直观性、实物性学习价值，对儿童收获的预期集中在“知识与理解”及“乐趣、灵感与创造力”两大维度。在参观过程中，家长自我报告的身份角色涵盖讲解者、陪伴者、引导者、共同学习者、观察者、照护者和旁观者七种。然而，家长在引导儿童参观时面临较大困难，例如不知如何适配学龄前儿童认知水平、难以发现儿童兴趣点、自身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对博物馆教育资源信息不对称以及参观计划缺乏策略指导。博物馆应定期开展观众细分研究，开发更多专门针对3—6岁儿童的亲子互动教育资源，并通过专题讲座、亲子探索指南等方式给予家长具体的参观策略指导，从而提升学龄前亲子家庭在博物馆中的学习体验与教育成效。

茶马古道遗产的系统保护和活态传承

陈雅雪、车辚在2026年第1期《中国文化遗产》撰文《文化线路视角下茶马古道遗产保护研究》认为：茶马古道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线性文化遗产，具有深远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及科技价值。然而，当前其保护面临自然灾害与历史变迁导致的物理性破坏，历史还原与遗产保护的理念冲突，以及过度商业化对古道完整性与真实性的侵蚀等突出问题。基于文化线路视角，应坚持完整性与真实性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静态保护与动态传承协调的三项保护原则。在实践路径上，首先，应以制度保障为支撑，借鉴浙江《古道保护办法》和广东南粤古驿道规划经验，尽快出台省级专项法规，并建立跨省协作机制；其次，以文旅融合为手段，通过时间线索挖掘历史脉络、空间域构建区域联动模式、文化根激活价值内涵，打造分段式文化体验线路和跨省“茶马古道环线”；最后，以科技赋能为动力，运用数字化技术建立综合数据库，借助VR/AR、虚拟博物馆、短视频等创新表达方式，让古道遗产成为可体验、可感知、可传承的文化生活。唯有构建整体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体系，才能实现茶马古道遗产的系统保护、活态传承与跨区域协同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