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人从豳迁岐后历经古公、王季、文王三世的发展壮大，当羽翼渐趋丰满的周人自岐下徙丰时，随文王一同迁徙的应该也不止姬周私属，与其关系密切的族群随之迁徙至丰地，当在情理之中。从目前所见考古资料看，文王所迁的丰邑在晚商时期并未被商人占据，武王伐纣后将都邑的中心区迁至沣河以东的镐京，文王新建的丰京和武王所建的镐京，其人口情况、族群构成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周原遗址是周人在建立西周王朝之前便已居住的地方，是周人的发祥地和根基所在，文王迁丰之后仍然作为西周时期的重要都邑，曹大志认为周原遗址才是西周王朝的首都。洛阳地区位于“天下之中”，西周初年周公、召公受命在此营建洛邑，以此作为经略东方的战略要地。在周初分封的背景下，周原、丰镐、洛邑三个都邑地区的族群和人群如何分配？不同族群共存于都邑，社会分层情况如何，社会地位有无区别？以农立国的周人成为统治者之后，作为其统治中心的都邑地区，社会生产构成情况是何种面貌？当不同族群、不同阶层、不同产业的人群汇聚都邑，如何有效地组织管理，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如何？这些相互交织的历史问题，从考古资料出发或许片面，也有诸多难以具论之处，然而，随着越来越多考古工作的开展，相关资料已有一定积累，循此方向的讨论仍不失为有益的探索。

目前考古发现能证实的西周都邑主要有位于西安市长安区的丰京和镐京、洛阳地区的成周（洛邑）和关中西部的周原遗址，本书所指的西周都邑即包括丰镐、洛邑和周原三个都邑。社会结构是指具有各种社会身份的人及其群体之间联结在一起的组织状况。从目前西周都邑已积累的考古学资料出发，能够探讨的与社会结构有关的方面主要包括族群构成、社会分层、社会分工，以及基层社会组织等问题。

近年来，学界主要从墓葬材料入手分别对三个都邑的族群构成进行分析。除墓葬材料以外，周原地区历年来出土的青铜器多带有铭文，提供了人群来源的信息。朱凤瀚、刘士莪、曹玮、辛怡华、刘宏岐等诸位学者分别根据周原遗址出土青铜器铭文分析过西周贵族家族情况。以往研究中关于西周都邑社会分层的探讨，多是从墓葬资料入手，针对其中一个或两个都邑展开分析。三个西周都邑在最新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陆续发现一系列与手工业生产有关的遗存。周原遗址最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有相当一部分为殷遗民。雷兴山提出周原遗址部分西周时期手工业作坊区内的居址遗存和墓葬的主人属于同一个特定的人群，可能为专职的手工业者。孙周勇提出西周时期贵族或王室拥有的手工业生产者身份包括平民、奴隶、作坊的管理者及小贵族等，部分生产者可能属于殷遗民。林森提出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云塘制骨作坊、庄李铸铜作坊、洛阳北窑铸铜遗址的手工业者主体均为殷遗民。付仲杨指出丰镐遗址的制骨作坊由某些贵族具体负责骨器的生产和管理。付仲杨、徐良高提出丰京大原村制陶遗址内西周墓葬的墓主由管理制陶生产的低级贵族、技术陶工、底层陶工等构成，墓葬中呈现出多元文化因素。以往学者关注过西周都邑基层社会组织，朱凤瀚提出西周时期存在不同姓的诸多宗族族长担任世官的制度；林沄提出“百姓”的古义是“百官族姓”，“世官”源于不同的氏族或宗族以世代相传的特殊技能服务于社会，“百姓”即为担任世官的不同姓的族长；林森提出西周基层地域组织的实现方式是“里”和“师”；张天恩从聚落布局的角度探讨周原遗址的主要功能区；王祁认为“里君”管理“里”，“百姓”是“里”中居民，里组织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控制殷遗民。

综观以往研究，均是利用考古遗存探讨西周都邑社会结构的某一方面，为本书研究奠定了基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西周都邑的基层社会组织、手工业生产是与族群构成、社会分层相关联的问题。

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和文字材料对于构建西周社会史意义非凡，能够解决传世文献无法解决的问题。本书综合利用目前所见的考古学资料，包括墓葬、青铜器窖藏、青铜器铭文、建筑遗存、手工业遗存、车马坑、马坑等各类遗存，考察西周都邑的社会结构。然而，正如罗泰所言，“在讨论社会结构这种抽象概念时，根据的不是文献资料，观念上的距离就会显得尤其大。为了将考古材料与广泛的历史现象联系到一起，演绎链条的建立就必须非常谨慎”。本书根据墓葬特征和青铜器铭文分析西周都邑的族群构成，以墓葬、车马坑、马坑、建筑遗存的等级差异探讨社会分层，利用生产工具、生产场所和产品分析社会生产，从聚落功能区的角度讨论基层社会组织形式，均是将考古材料与历史问题相联系。囿于考古材料反映历史信息的局限，本书在论证过程中尽量弥合二者之间的距离，利用多类不同材料形成互证，除考古发现的实物遗存外，青铜器铭文和相关文献资料也综合使用。本书讨论与社会结构有关的四个方面看似独立，具体到西周都邑的社会实际中，四者实则相互交织，共同反映出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商人逐渐融入西周社会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讲，周文化的形成过程，也是商周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过程。在西周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商系人群及其所承载的商文明是西周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周文明正是以其包容的文化特性铸就出融合发展的商周文化共同体。以包容为底色，正是周道之兴的由来。

本书旨在突破西周都邑考古以往的研究视角，尝试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切入，将西周都邑的考古学研究向前推进，发挥考古学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考古学研究中，新资料的发现和积累固然重要，已有考古资料的系统阐释同样不容忽视，唯此方能实现考古学促进历史理解的学科目标。

自2015年将博士论文出版成书以来，受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史学氛围的熏陶，我时常思考：考古学通过实物遗存所得出的结论如何能更接近历史真实？在基础研究以外，考古学还能为揭示历史贡献什么？考古出土的零散、多样的实物资料，串联在一起，会勾勒出怎样的历史画面？基于这些思考，我于2017年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考古学视角下西周都城的社会结构研究”。最初目的是想对西周都邑目前发现的各类遗存进行系统整合，综合考察西周王朝建立之后，周人如何在都城地区有效组织、管理和利用殷遗民，共同推动西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建设。

立项之后，我很快意识到使用考古材料进行历史阐释并非易事。融会贯通各类考古材料，将之与历史问题相联系，更需严谨对待。本书在《丰镐地区西周墓葬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各类考古材料进行历史阐释，希望以此为个案，更大程度发挥考古出土实物资料在揭示历史原貌中的作用。从个人学术经历来看，考古学基于陶器类型学分析所做的分期研究和文化因素分析等是考古学研究的基础，也是起点，但考古材料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远不止于此，仍有更多的历史现象和线索需要我们进一步去发现和解释。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本文为《周道之兴：西周都邑社会结构的考古学观察》前言，有删减）

《周道之兴：西周都邑社会结构的考古学观察》

作者：张礼艳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