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下简称“国保单位”），共180处。其意义不单是制度层面的革新，还是文物价值重构的开始：改建为博物馆或陈列室，向公众开放，成为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场所。至1966年，已有38处国保单位通过恢复原状、布置新陈列及直接借用其建筑空间作为馆址等方式，完成了博物馆化。

从封闭向全民共享的空间重构

博物馆化首先是对国保单位空间性质的根本转换。它打破了原有空间秩序，消解了附着于其上的宗教、权力或宗族价值，成为展示社会主义新文化，向“人民”开放的公共空间。空间属性的变化，还重塑了人与物的关系。

空间边界的消解。这不仅表现在物理空间向观众开放，还有心理层面的“祛障”。观众不再需要特定的身份、背景或资格，只需以“人民”的身份，便可获得观看的权利。空间属性的根本变化，预示着人与物关系的调整：古物在旧时代是“封建官僚、地主等的玩赏之物”，被垄断于特定阶层手中；而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物被重新定位为“历代人民的伟大创造”，在归属权上属于历代劳动人民。

空间边界的消解，又为后续的意义重塑奠定了基础。当古物从封闭空间走向公共空间，它们的意义也就必然会从特定群体的垄断阐释，转为面向大众的价值重构。

参观仪式重建。不同于宗教空间的设计服务于“朝拜”，身体动作本身就是信仰实践的表达；博物馆路线设计的目的是“观看”，身体成为认知活动的载体。以展陈序列引导观众参观的先后，策展者的叙事逻辑引导观众的认知顺序；说明文字构建了观众的认知方向。将叙事主题置于特定的话语体系之中，观众接纳着空间赋予的观看秩序与认知逻辑。

博物馆化使国保单位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构及教育的载体。通过空间重构不仅改变了古物所处的空间，还改变了人与物的关系，进而改变古物在社会主义文化体系中的功能定位。

从历史遗存到文化资源的意义重塑

博物馆化不仅改变了“物”的存在语境，还赋予了其新的文化价值，使其成为承载特定意义的博物馆藏品。由此，国保单位在事实上转化为意义的生产场域，通过特定的叙事方式及阐释体系，对“物”的价值进行重新解读与建构。

从“原生语境”到“展览语境”的转换。博物馆化将“物”从原生语境中剥离，这也意味着其承载的原有意义的消解，成为被观看、被凝视的对象。然而，“物”在失去原生语境的同时，也获得了新的展览语境。这一新语境的意义生产机制，与原生语境截然不同：意义不再来自宗教或封建统治权威的赋予，而是通过国家对文化遗产地位的认定、展览叙事方式和空间布局等策略构建。语境的转换，必然带来叙事与表现方式的变化。在展览语境中，“物”被重构为可验证的知识与信息，完成从信仰到知识的范式转换。该过程中，“物”不再仅仅服务于讲述具体的故事，而是被纳入更为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成为建构民族历史、文化认同的文献与证据。“物”的记忆与文化价值在这一叙事重构中被逐渐确立。

从遗存到资源的价值重估。传统视域下，古物的价值取决于时代之久远、数量之多寡，以及其自身的科学、历史与技术价值。而第一批国保单位的选定，确立了新的依据文物自身的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的遴选标准，并重新划分了文物类别。该过程中实现了从遗存到文化遗产的古物身份转换。博物馆化，则使其进一步转化为可被研究、教育、利用的文化资源。前者完成了身份的重塑，后者实现了功能的变化，成为社会主义新文化建构的重要资源。

价值重构的内在逻辑

空间重构与意义重塑的背后，实质上是对国保单位的价值重构。该过程既明确了博物馆化的根本目的，也指明了价值转换的方向。

国家作为价值阐释的主体。第一批国保单位的公布与博物馆化，是由国家主导的系统性文化变革，国家作为文化建构与价值阐释的主体。作为主体，国家不仅制定价值标准，符合优秀传统文化建构需求的古物被纳入保护与阐释序列，成为国家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指明对其价值阐释的方向，展览内容及文本说明等服务于国家文化建设目标；主导资源调配，将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博物馆建设之中。可见，第一批国保单位的博物馆化是国家主动推动的文化建构实践，初始便承载着建构国家文化认同、凝聚民族精神的使命。

“人民”是价值指向的对象。这一价值指向的确立，包含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一是确立了博物馆“为人民服务”的功能维度。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明确提出博物馆事业的总任务在于“使人民大众正确地认识历史、热爱自然、热爱祖国，提高政治觉悟与生产热情”。这一表述将“人民”置于博物馆服务的主体，标志着博物馆从旧时代的雅集之所向新时代的教育机构的功能转型。二是赋予古物“人民性”的本体维度。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指出“党和政府也用了很大的力量，做了很多的工作”来保护古代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因为“它们是民族的文化艺术遗产，是历代人民所创造的，它们具有不朽的人民性”。这一表述揭示出文物权属的转换，体现出对古代劳动人民创造成就的特别彰显。

从群体文化认同到国家认同的价值转换。古物原本承载的是特定群体的文化认同，但这些认同分散于不同群体，彼此隔离。博物馆化的过程则将这些分散的、小群体的文化认同，整合为统一的、全民的认同。这一价值重构的核心是以“民族—国家”的认同框架取代原有的宗教、宗族及阶层认同，使古物从特定群体的文化象征，转变为全体人民共享的精神财富，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统一建构。

祛魅与赋魅的双重重构方式。第一批国保单位的价值重构，通过祛魅与赋魅的双重运动辩证进行。所谓祛魅，是将古物从宗教的神化、封建的迷信或特权的附庸等传统意义秩序中解放出来，打破对古物的非理性崇拜，用历史、艺术及科学价值重新审视其价值，成为理性认知的对象，为意义的重新阐释奠定基础。如郑振铎在规划故宫博物院改进方案时明确提出，故宫所藏文物是“我国历代的美术品和工艺美术品”，其陈列重点应是“中国的美术品和工艺美术品”。这一表述将故宫从“帝王遗产”重新定位为“美术品和工艺美术品”，标志着观看视角的根本转换。此外，还有科学知识的介入。用展览内容、文本说明及学术研究替代传统的口传心授、秘不示人。

祛魅是将古物从旧的意义秩序中解放出来，而赋魅则是将古物纳入新的意义秩序之中，赋予其新的神圣性。将古物界定为民族瑰宝、精神象征，成为彰显中华文明悠久历史、灿烂成就的物质表征，提升民族凝聚力、传承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国保单位本身就是通过国家权威的认定，将“物”提升至具有国家级意义的重要位置。通过赋魅使古物成为民族认同的文化符号，成为传递特定价值观念的媒介。

祛魅与赋魅的辩证统一，构成了古物价值重构的核心：先祛除旧的、落后的神圣性，打破非理性的原有价值认知；再赋予新的符合社会主义文化需求的价值体系。旧的神圣性服务于旧时代的社会秩序，而新的建构则服务于新时代的国家认同。

第一批国保单位的博物馆化实现了对其价值的重构与阐释。它作为国家主导的文化行为，以“人民”为指向，通过祛魅与赋魅的双重实践，对古物进行了空间重构与意义重塑，使其从旧时代的历史遗存转化为新时代的文化资源，并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建构的重要资源。事实上，这一重构始终处于动态进程中，新时代提出的“让文物活起来”正是“古物新命”在当代的延续与深化。这也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转化本质上是持续不断的价值重构的过程。

（作者单位：河南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