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
发掘单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大学 北京大学 吉林大学
项目负责人:安文荣 徐廷 李锋 王春雪 顾聆博
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是东北亚旧石器考古领域的重大学术突破。
考古证明长白山并非古人类零星途经地带,而是存在长期、稳定、高密度的人类活动,围绕天池形成类型多样、年代序列完整的大型遗址群,覆盖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至旧新石器过渡阶段。本次工作构建起距今约22万年至1.3万年连续完整的文化序列,桦甸寿山仙人洞将区域古人类活动上限推至约22万年前,是目前已知长白山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和龙大洞遗址揭露出高分辨率地层与三期文化遗存,是东北亚细石叶技术重要起源地;和龙吉地遗址出土巨型黑曜岩石叶石核,展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石叶技术巅峰水平;抚松枫林遗址为古人类适应高纬度极端环境提供重要实证。长白山旧石器遗址群考古发现国内罕见国内独有的黑曜岩石器工业体系,明确了古人类对优质石料的专业化开采、标准化生产与精细化利用。原料溯源证实长白山黑曜岩实现了跨区域双向流通,形成覆盖中国东北、俄罗斯远东、朝鲜半岛的资源流通与文化交流网络,填补了东北亚史前文化交流的缺环。遗址群地处末次冰期气候剧变地带,完整记录了古人类技术演进、环境适应与文化交流历程,为解析东北亚早期现代人类在环境转型中的迁徙扩散与生态适应模式,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
发掘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李永强
裴李岗遗址是裴李岗文化命名地,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遗址位于嵩山东麓丘陵平原过渡区,是探索旧新石器过渡的重要区域。2018年至2025开展的新一轮发掘,取得了多项重大突破。发现堆积深厚连续的旧石器晚期遗存,年代约距今3.6万年至1.4万年,可分3个阶段。发现了石器加工场及中原地区最早的鸵鸟蛋壳加工场,经历了小石片向细石器工艺转变、发展全过程。裴李岗时期聚落结构逐渐明晰。生活区揭露多组以房址、灰坑和陶窑为基本组合的生活单元。墓葬区揭露更加完整,新发现南部墓葬区。墓葬区内部成组错位打破,总体葬式较一致,部分墓葬随葬品丰富。聚落内部至少存在两级社会组织,形成了较固定葬俗,内部存在明显分化和分工,社会初步复杂化。特殊多室建筑集中出土较多陶塑,多件人面陶塑属中原地区首次发现,发现最早的人面獠牙形象,填补中原地区人面獠牙形象空白。最早红烧土房屋建筑遗迹是仰韶红烧土房屋建筑源头。发现最早小口尖底瓶,确认了最早以尖底器进行酿酒实践的证据。发现北方地区最早红曲霉酿酒技术,以酒器随葬在裴李岗时期形成固定葬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揭示出稻作农业传播的文化动因。旧石器晚期发现纤维加工,裴李岗时期进一步发展出成套工具组合及多种染色技术,结合牙齿特殊磨耗,证实裴李岗时期纺织业进一步专业化。一系列新的重大发现和研究,呈现了一种更立体和全面的证据链支撑的古代生活图景,揭示出从狩猎采集到定居农业的连续画卷。深化了学界对现代人起源与扩散、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早期社会农业起源与扩散、社会复杂化进程及先民精神信仰的认知,巩固了以裴李岗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在中原文明中的奠基地位,为探索中华文明根脉提供了坚实的考古实证。
河北宣化郑家沟遗址
发掘单位: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宣化区文物管理所
项目负责人:张晓峥
郑家沟遗址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宣化区西南塔儿村乡郑家沟村西北100米处高地上,海拔1014.6米,东北距宣化古城30公里,在郑家沟村周边3平方公里范围内共发现7个地点9座积石冢。2022年至2025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宣化区文物管理所对1号积石冢进行了考古发掘。其冢体位于一独立土台之上,随土台形状而建,残存平面呈梯形,剖面近弧形,冢内堆积可分为四层,冢体由三级土台构成,每级外围均有石块平砌而成的石护墙,中心区域石护墙平面呈圆形,外围则呈梯形,东西最长边残存51米,南北最长边残存43米,高0.2米~1.47米,整体由东南向西北逐级升高,各级石护墙内均发现有土石混筑、分段砌筑的工艺,面积约1448平方米。墓葬集中发现于冢的西部,共110座,祭祀遗迹集中发现于冢的东南,共198处,出土了陶、玉、石、蚌等各类器物600余件(套)。测年结果显示,该冢距今5361年至4824年,处于红山文化晚期并已越过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的下限。这是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核心区域发现、发掘的红山文化典型遗迹,不仅延长了红山文化的时间轴线,还扩大了其分布范围。近年在冀西北地区新发现的200余座积石冢使得河北北部从红山文化的“边缘区域”转变为红山文化晚期的重要分布区甚至是区域中心,突破了以往学界的认知,同时也为研究红山文化人群迁徙路线、社会结构、丧葬习俗等重要学术问题提供了一批新材料,是理解、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支撑。
甘肃庆阳南佐遗址
发掘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 兰州大学
项目负责人:陈国科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于泾河一级支流蒲河左岸的董志塬西部。经过连续五年考古工作,初步确定遗址总面积约600万平方米,主体区约230万平方米,核心区约30万平方米。聚落以F1为代表的大型夯土院落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多圈层结构的超大型聚落。在遗址核心区发现了迄今所见中国北方年代最早、规模最大、布局最严整、保存最好的高等级夯土建筑群。在核心区北部中央发现一座面积达4000平方米的大型高等级夯土院落。整个院落最重要的建筑是F1,建筑面积约824平方米,是五千年前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宫殿式建筑。核心区西部发现一座以F21为中心的东西向院落,F21约630平方米。西三号夯土台面积近1700平方米。核心区的夯土建筑群体现出以F1的中轴线为基准进行布局的特征,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最为清晰的都邑聚落中轴线。核心区外围为主体区,分布着多个集中、连片分布的居址区。对遗址核心区外围东、北、西三个区域进行了重点发掘,揭露出三座窑洞式院落,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单体结构最完整的窑洞式院落。南佐遗址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的最高峰,应该是黄土高原距今5000年前后的一处都邑性聚落。它的发现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山西昔阳钟村遗址
发掘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山西大学 晋中市博物馆 昔阳县文物所
项目负责人:范文谦
钟村遗址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地处太行山西麓山地。该遗址5座夏代晚期高等级贵族墓葬的发现,填补了该地区的考古空白,取得了以下重要突破:发现夏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已发现的大中型墓葬面积达到17平方米至46平方米,规模远大于中原地区同时期的贵族墓葬。揭示了本地贵族的复杂葬仪,明晰了其礼制的深远影响。近方形的墓室、多重棺椁、半剖原木葬具、身体涂抹朱砂、头覆扇贝等葬俗显示出本地区丧葬礼仪的复杂性。本地区以觚、爵、斝为中心的酒器组合对下七垣文化及商王朝的礼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多学科研究揭示了夏时期多元的文化交流。钟村遗址发现的绿松石牌饰、漆器、朱砂等各类奢侈品,多产自中原或南方地区,显示出当时存在着发达的跨区域资源贸易网络。区域系统调查厘清了太行山西麓地区夏时期的文化面貌。确定该区域在夏时期属于东太堡文化范围,钟村墓地应是东太堡文化的高等级贵族墓地。钟村遗址的贵族墓葬显示了夏时期周边地区的文明发展高度,该遗址的发现为衡量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的文明发展高度提供了重要参照。
河南郑州商城遗址
发掘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杨文胜 杨树刚 刘文科
郑州商城是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都邑遗址,是研究早期国家发展、都城制度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关键支点。2025年度考古工作聚焦长期薄弱的内城南部区域,完成万余平方米大规模发掘,取得多项突破性成果,显著更新了对郑州商城布局结构、功能区划与文化内涵的学术认识。本次发掘首次揭露出两处大型仓储基址群,明确内城西南部为早商时期持续使用的府库功能区,为研究物资储备体系提供了关键实证。首次发现互联互通的大型城市水网,由自然河道与人工沟渠构成,配套石砌挡水设施,兼具输排水与空间区划功能,并确认东城墙城门位置,实证成熟的都城水利规划理念。在内城东南部首次发现冶铸铜、制骨等手工业遗存,突破 “手工业仅分布于城外” 的传统认知,证实内城存在 “冶铸一体” 的青铜生产模式;科技分析表明铜矿资源来自赣北地区,将硫化铜矿开发利用技术提前至早商,揭示出跨区域资源调配与国家控制能力。新发现多处高规格祭祀遗存,形成封闭式祭祀院落体系,并与铜器窖藏遗存密切关联,丰富了早商礼制和祭祀制度研究材料。内城南部新发现高规格文物,出土多材质复合工艺珍品,体现都城级高端手工业的高超水平。这批新发现从仓储、水利、手工业、祭祀等多重维度,完整呈现郑州商城规划有序、功能完备的都城格局,充分印证其作为早商国家权力中心与文化核心的重要地位。相关成果填补多项学术空白,推进夏商文明研究,为阐释中国早期国家发展高峰提供了关键实证。
陕西富平长春遗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项目负责人:李彦峰
陕西富平长春遗址,是西周王畿地区新发现的一处大型采邑聚落,填补了长期以来关中东部地区西周采邑考古的空白。该遗址是丰镐和洛邑两京之间,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西周遗址。遗址内的大型墓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探明墓葬数量3150余座,大中小墓共存,大墓居高而葬,分南、北两区,墓区四边极规整,其规模之大、边界之整齐在以往西周墓地中罕见。通过多地点发掘,显示墓地是一处从西周中期延续至晚期,以周系人群为主体的大型公共墓地,并反映出基于血缘关系的等级化社会形态。和墓地相对应的居址规模达200万平方米,特别是发现了由“三横四纵”7条大型人工沟渠构成的规整水网,将居址划分成“多宫格”式聚落布局,这在以往西周聚落中未曾发现。通过发掘,确认了其中一个单元格区域是手工业区,其内集中分布有大型制陶作坊、角镞作坊、铸铜遗存和储粮设施,年代同为西周中期至晚期。根据作坊内的墓葬、房址、灰坑围绕生产设施聚集的组合关系,推测可能存在官营作坊体系下的“家户式”的生产模式。这深化了我们对西周手工业生产组织模式的认识。经流域系统调查,长春遗址是西周中晚期石川河流域约40处聚落中唯一的中心聚落。其扼守王畿北部链接黄土高原的重要通道,体现了加强区域治理、拱卫丰镐王都的战略需要。总之,长春遗址这一精心规划、功能完整的贵族采邑,以及聚落层级清晰的石川河流域,为我们理解西周王朝的国家形态与政治结构,提供了一份极其珍贵的“关中东部样本”。
山东青岛琅琊台遗址
发掘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吕凯
琅琊台遗址位于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是“齐地八神”四时主祭祀地和秦皇汉武东巡的重要地点。2019年至2025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持续开展考古发掘,累计发掘面积5500平方米,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确认由山顶高台建筑和山下院落构成的“秦修汉葺”的大型国家工程。山顶高台建筑发现房间、天井、门址、踏步、道路及完备的排水、蓄水设施。山下院落为边长约120米的正方形,院内建筑以南北向道路为中轴呈对称布局。山顶、山下建筑同时营建和使用,有道路相连。出土遗物分属秦、西汉两期,发现秦代夔纹大半圆瓦当、龙纹空心砖等高等级构件,实证了秦始皇筑“琅邪台”的历史记载。首次在山东地区发现时代明确的秦代窑址。发现10座半倒焰窑,出土大量秦代建筑构件,为遗址断代与分期提供了准确依据,也体现了秦代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资源调配与标准化生产制度。发现揭示早期琅琊历史的重要线索。遗址东部发现依山夯筑的椭圆形台基,时代特征较早,应是具有礼制功能的大型工程。遗址东南部发现由长廊和院落组成的建筑群,出土遗物反映与田齐经略琅琊有关。以上发现为探究遗址的历史内涵、功能演变及景观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琅琊台遗址发掘成果不仅实证了秦皇汉武东巡的历史叙事,更以实物遗存集中展现了统一秦汉王朝的国家治理能力、工程技术水平及文化整合策略,同时还是古代中国海洋意识觉醒与海洋战略发展的重要体现,是研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演进机制的绝佳例证。
浙江绍兴越国都城和汉六朝会稽郡遗址
发掘单位: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越城区文物保护所
项目负责人:李龙彬 罗鹏
该遗址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2024年至2025年,为配合基本建设和文物保护规划,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越城区文物保护所对遗址的稽中与塔山和畅坊两处地点开展发掘,总发掘面积7600平方米,已发现遗迹1865处,出土重要遗物5761件。长久以来,绍兴作为越国都城和会稽郡治仅见文献记载,缺乏考古实证。此次发掘首次在绍兴古城内系统揭示了越国都城的宫台建筑、城墙遗迹、祭祀场所以及汉六朝会稽郡治的官署建筑、官营作坊等核心功能区,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相互印证,重构越国都城和会稽郡治格局;发现的大型祭台、祭祀坑、祭祀沟及大量牲祭遗存,是首次揭露的越国国家祭祀体系,印证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礼制;大批简牍是浙江首次科学发掘获得的郡县官方文书,为研究汉六朝时期会稽郡的行政管理、社会治理与文明演进提供了第一手官方档案;东周和汉六朝时期建筑均采用了地下木构基础与地上台基相结合的营造方式,是“城址不变、文脉相续”的罕见城市演化样本;从越都到郡治的城市功能延续,体现了双重行政实证,为研究中国多民族统一过程中古代地方治理体系提供了重要资料。该城市考古遗址文化层堆积深厚,展现了从马家浜文化(距今约6000年)到越国、汉六朝、唐宋元明清的完整地层叠压关系,是见证中华文明连续性的独特样本,为赓续中华文脉、增强历史自信提供了坚实的考古支撑,在构建中华文明标识体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
发掘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复旦大学
项目负责人:朱存世
宁夏贺兰苏峪口瓷窑址深藏贺兰山东麓深谷腹地,占地4万平方米,是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西北地区精细白瓷遗址。窑址出土“官”字款匣钵,产品胎釉特征与西夏陵出土精细白瓷完全一致,确证为皇室御用窑场。该窑始烧于西夏早期,延续至政权灭亡前夕,完整记录了西夏制瓷手工业的发展历程。考古揭示了四大窑业技术突破:包括最早的“胎土+脉石英”二元配方,在浙江以外地区采用大规模“釉”封匣钵技术,最早、最完整的烧煤瓷窑炉栅遗迹,最早采用煅烧法制作石英砂技术等。这些发现填补了中国陶瓷史相关技术空白,奠定了后世技艺传承革新的基础,彰显了西北窑业的高水准与历史地位。窑址半径0.3公里内密集分布瓷土、石英、煤矿等资源,构成古代罕见的闭环生产系统;作坊区完整保留制瓷全流程遗存,特别是脉石英煅烧窑与晾晒烘烤场的发现,填补了制瓷预处理环节的空白。瓷器产品所反映的南北技术交融,是宋夏时期“茶马互市”背景下人员往来、文化互鉴的微观写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