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会议提交论文达70余篇，发言交流达40余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郑喆轩作了《我住长江头——长江上游旧石器考古新进展》、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方勤作了《苏家垄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馆员韦星星作了《湖南汨罗对门咀墓地考古新发现》、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崔涛作了《靖安老虎墩遗址的收获》、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张义中作了《寿春城遗址城垣遗迹的考古学探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仲召兵作了《从下汤遗址看上山文化聚落与社会的复杂化》的大会主旨发言。北京大学教授赵辉和山东大学教授方辉分别进行了专业点评。分组讨论环节，围绕长江流域考古新发现、长江文明考古研究以及长江文明起源、传播互动与展示利用等核心主题开展专业研讨，现将会议分组讨论内容进行纪要整理，借此契机与业界探讨交流，凝聚共识，携手共进。
长江流域考古新发现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唐淼《文明探源视野下近年来宝墩文化的探索与研究》，着重从聚落考古及人地关系的角度，对宝墩古城、高山古城、温江鱼凫城遗址等近年来宝墩文化发现作了介绍，并分析了宝墩文化的来源与变迁问题。报告认为，此前学界关于宝墩古城由很多聚落组成的看法或可商榷。宝墩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其聚落分布与数量、建筑形态、墓地布局、随葬品数量与种类都在逐步发生变化，宝墩文化三期后成都平原的人口和聚落数量急剧增长，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出现了拥有一定权力的特殊阶层，文明化程度加速提升。在宝墩文化四期前后，中原二里头文化、长江中下游的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文明因素（人群）进入成都平原，宝墩文化走向衰落，三星堆文化开始兴起。三星堆文化是在继承宝墩文化大量文化因素的基础上，融合、改造了中原文化、长江中下游文化等因素，综合产生的一支独特的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成都平原从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的发展过程，为多元一体视野下中华文明进程研究提供了一份独特的样本。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卢林明《重庆江津梧桐土遗址考古发掘收获》介绍了2022年至2024年江津梧桐土遗址考古勘探和发掘收获。目前基本厘清了遗址点的商周文化层堆积情况，发现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石器加工点和具有作坊性质的陶窑群；同时遗址出土的石璋、钻孔龟甲残片等彰显身份等级的器物意味着此时已出现社会复杂化；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则反映出当地生业情况，存在以粟黍为主的农作物经济和渔猎经济。梧桐土遗址是四川盆地中部商周时期的区域性中心聚落之一，遗存主体为石地坝文化，碳十四测年集中于公元前1442年至公元前1200年。其发现不仅延伸了三星堆文化下限年代，也进一步明确了石地坝文化的上限可至二里岗上层，对于完善巴蜀文明进程的时空框架具有重大意义。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张华贞《河南新野凤凰山遗址考古工作收获》报告了凤凰山遗址2023年考古发掘工作。此次发掘共清理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及晚商时期的墓葬、瓮棺葬、灰坑、房址等多处遗迹，出土较多遗物，为完善南阳盆地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探索史前时期江汉平原与南阳盆地的文化互动、南阳盆地文明化进程等问题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此外，首次在南阳盆地明确了殷墟一期遗存的存在，为讨论墓祭现象及晚商文化在南阳盆地的分布、与南方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此次发掘还明确了凤凰山遗址的东、南部边界，对认识遗址的分布范围、规模、文化内涵，以及研究其聚落布局和发展演变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武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剑《武汉新洲曾家墩遗址考古发掘与收获》汇报了曾家墩遗址2023年考古发掘情况。曾家墩遗址作为商周时期一处重要的青铜铸造聚落，年代可早至殷墟早期，主体年代为殷墟晚期至春秋早期。其与盘龙城小嘴、黄陂郭元咀遗址一同构建出本地区商周考古学文化谱系及青铜冶铸的内在联系。三者同处“金道锡行”线路鄂东北地区的重要节点之上，为研究商周时期中原王朝对南方铜料资源的控制、运输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同时，遗址为本地区首次发现的墩台遗址，于西周晚期开始筑夯土围墙，而类似的墩台遗址在鄂东北滠水、举水、倒水河流域分布有60余处。因而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商周墩台遗址的功能布局、性质以及鄂东与周边地区的商周考古学文化提供了新材料。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文杰《江西省近年来旧石器考古新发现与研究新进展》，按照长江沿岸地区、潦河流域、清江盆地（锦江、萧江和袁水流域）、吉泰盆地、抚州五个区域，对江西近年来旧石器时期考古收获做了汇报。其中重点介绍了前三个区域所发现遗址情况：长江沿岸地区以吴家湾遗址和瓦窑垄遗址为代表，距今约78万年至13万年，为中更新世阶段；潦河流域以闵家遗址为代表，发现了丰富的石制品；清江盆地的锦江流域上湖遗址中识别出1件附着粘合剂的复合型工具，为南方旧石器遗址中的首次发现，萧江、袁水流域的肖家遗址石制品分布密集，遗址年代涉及旧—新石器时期过渡的关键阶段。此外，报告还展望了上述遗址未来将开展的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尤其是对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性认识、稻作农业社会形成的长期机制及晚期狩猎采集人群的复杂行为等问题的探索。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林《安徽铜陵朝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汇报》介绍了2023年以来铜陵朝山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本次开展的项目主要为古矿冶类，年代跨度大，文化遗存丰富，通过对大灰坑及冶炼场的作业明确了发掘区域主体为古矿区废渣、建筑、生活废料的搬运堆积场所，时代主要集中在汉和唐宋，而遗迹现象可能是某些大遗址中的系统组成部分。根据文献记载和以往考古发现，铜陵地区古代采矿兴盛时期有周代、汉、唐宋等时期，与本次发掘发现的文化遗物年代大体相合。安徽地区过去曾发现大量古代铜冶炼遗存，铸造遗存零星出现的地点范围更广，然而单纯以矿冶类遗存为主的遗址发掘资料并不多见，本次发现能为安徽地区矿冶遗存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浙大城市学院陈晖《浙江湖州长兴县新安遗址2024年考古发现与收获》展示了新安遗址2024年所开展工作和主要收获，其中共清理灰坑163个、墓葬101座、兽骨堆（坑）多处，出土较多原始瓷器、陶器、石器、玉器等，初步判断地层年代自马家浜文化一直延续至商周历史时期。此外，遗址出土较多动植物遗存及大量人骨，为多学科合作开展聚落考古、环境考古等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资料。新安遗址处于太湖古代文化东西交流的必经之路上，对于研究马家浜文化的对外交流、崧泽文化的形成及良渚文化的传播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复旦大学李唯《浙江萧山沈家里遗址近年考古发掘收获：以新石器时代遗存为中心》汇报了沈家里遗址2023年、2024年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新发现。沈家里遗址以新石器时代河姆渡—马家浜与良渚文化遗存为主体，以土台聚落和石器加工场为遗存核心，是钱塘江南岸马家浜文化遗址中文化内涵最为丰富和发掘工作最为系统者。此次发掘发现了河姆渡文化与马家浜文化交融的关键线索，显示沈家里遗址很可能已具有区域中心地位，有助于推进马家浜文化向南的传播路线与方式的相关研究；所发现的良渚文化石器加工场正处于钱塘江南岸良渚文化聚落群手工业经济体系的中心位置，为深化良渚古城内外的基层社会联系和良渚文明石器贸易圈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区域性视角。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朱晓汀《江苏句容孔塘遗址考古发掘》介绍了孔塘遗址2015年至2017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孔塘遗址年代为新石器时代至商周时期，已发现大量墓葬、灰坑、柱洞等遗迹，出土丰富的陶、玉、石器小件及大量新石器及商周时期陶片。其中孔塘墓地分为五期，一、二期略晚于北阴阳营二期，而一、二、三期又存在较紧密的承袭关系，因此墓地一、二期遗存可填补北阴阳营文化二、三期之间的时间缺环。遗址所处的宁镇地区位于江淮、太湖、皖江流域的交界地带，地理位置相对开放，考古学文化容易受周边地区影响。上述工作正能反映出距今6000年至4200年间，宁镇地区与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不断交流、融合所呈现出的阶段性变化过程。
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许今《高邮佛前墩——江淮东部商周遗址的发掘与收获》汇报了佛前墩遗址2020年至2021年发掘情况。佛前墩遗址主体为商周时期环壕聚落，遗址分东西两区，西区呈中间高四周低的扁矮馒头形，东区土台剖面呈梯形。共发现各类遗迹350个（组），包括建筑相关遗存142个；出土陶器、瓷器、铜器、石器和骨角器等各类遗物557件（套），其中出土的80余件卜骨和卜甲，年代集中在中商时期，是江苏境内遗址出土卜骨和卜甲数量之最。遗址南侧的土台堆筑于中商时期，壕沟开挖年代与之接近，沟内堆积以西周时期为主。土台和壕沟作为关键性遗存揭示了遗址商周时期的聚落布局及功能分区，对探讨江淮东部地区商周时期的聚落模式、结构变迁和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发掘进一步完善了高邮湖东岸地区的周邶墩（南荡类遗存、岳石文化万北类型）→佛前墩（中晚商文化、西周）→天目山（西周、两周之际）的考古学文化框架，对于了解江淮东部商周时期，尤其是商代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常州市考古研究所王朝《常州市溧阳棠下周代窑址发掘收获与认识》报告了棠下周代窑址2022年、2023年发掘情况。项目共清理涵盖周代、六朝和明清等时期遗迹41处，其中周代遗址27处，包括1处窑址与26处灰坑，作坊区的灰坑群、生产区的窑址和灰坑、两侧的废弃堆积等，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周代窑址遗迹。棠下窑址地处宜溧山地北侧，与周边宜兴紫云山茶厂Y1、溧阳古县Y1等众多窑址都分布在宜溧山地自然岗地或人工台地之上，所出器物器形类似，且都以硬陶为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本地区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硬陶和原始瓷产品的生产情况，也为探索印纹硬陶窑业的特点和生业模式提供了新的材料，对研究吴越两国技术交流与文化融合具有重要意义。此次发掘表明宜溧山地应存在一个延续千年的制陶中心。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宋振民《河南驻马店正阳贾庄遗址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介绍了贾庄遗址商周时期的考古遗存。其中商文化时期遗存除大口罐上所饰三角形和竖条形附加堆纹等部分特征不见于中原地区和同时期周边地区外，整体特征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较为一致，是淮河上游地区首次发现洹北商城时期的文化遗存，对构建淮河上游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谱系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也对商王朝经略南土、控制和运输南方资源等学术课题的探索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贾庄遗址两周时期为群舒文化遗存，对比周边信阳固始平寨、孙砦等遗址及墓葬资料，遗址群舒文化遗存年代可分为西周晚期和春秋早期两个阶段。
长江流域考古研究
考古文物研究
上海博物馆胡嘉麟《三星堆出土鱼纹铜瓿研究》，通过分析三星堆K8鱼纹瓿形制和纹饰，对比中原系和南方系A类、B类鱼纹瓿特征，认为三星堆K8鱼纹瓿的低首勾喙鸟纹在中原地区仅见于殷墟二期晚段至殷墟三期早段的青铜器，而在长江流域地区流行应在殷墟二期以后。综合判断其年代为商代晚期，大致在殷墟三期左右。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硕《成都双元村东周墓地出土双圈兽纹镜与早期秦蜀文化交流》，通过将成都双元村M154出土的双圈兽纹镜及相关材料，与北方地区出土双圈兽纹镜的形制、年代以及文化归属等对比，探讨了双圈兽纹镜的产地来源，同时讨论了成都平原双圈兽纹镜的传入与早期秦蜀文化交流问题。报告提出，战国早期，秦、楚、三晋、北方文化因素铜器已经并存于成都平原。秦并巴蜀以前，秦文化区在蜀与其他区域建立文化联系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这一时期外来文化因素铜器传入成都平原的方式有所差别。楚、秦文化因素为直接输入，三晋、北方文化因素是经由秦人间接传播。秦蜀之间悠久而密切的物质与文化交往，为秦统一事业中的战略性举措——“取蜀地”的成功实施，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山东大学王青《盘龙城遗址出土镶绿嵌金面具的初步复原》，通过借鉴郑州商城书院街M2“绿松石镶嵌黄金牌饰”的复原经验与启示，比对大量同类文物图像资料，阐述了盘龙城杨家湾M17贵族墓所出镶嵌绿松石和金片面具（M17∶31）的复原意见，并探讨了中商时期的此类面具的用途、文化属性以及来源问题。报告认为M17∶31作为高羽冠兽面形象的镶绿嵌金面具可能是陈设式通神法器，其工艺来自中原。
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郁永彬《关于西周早期成组铜礼器的相关问题研究——以叶家山墓地出土铜器为例》，依托叶家山青铜器探讨了西周早期成组铜礼器组合等问题，提出叶家山多数成组器物的合金元素含量接近，但也有为了配组而拼凑的现象，既有使用相同配比的合金料集中生产重要成组铜礼器的情况，也存在不同墓葬出土同一器主的器物系多批次铸造的情况。拼凑成组是为了能形成器物组合，这表明使用成组的铜礼器是墓主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是对西周早期礼制的新诠释，说明列鼎制度在西周早期即已开始孕育和萌生。
武汉大学刘逸鑫《随州叶家山曾侯墓葬车来源分析》，从曾侯墓车马葬的文化因素、马车本地生产和自北传入的可行性等方面综合分析，对叶家山墓地曾侯墓所见葬车的来源提出了西线（平顶山—方城—随枣走廊）和东线（桐柏—大别山山间孔道）两种看法。结合马车来源问题，报告论及叶家山曾侯墓地排序，认为叶家山墓地应是由北向南排列。
山东大学刘晨熙《湖北京山苏家垄墓群实验室考古新进展》汇报了苏家垄墓群实验室考古新进展。团队自2018年就曾对苏家垄M88棺区进行清理提取，厘清了棺区8个微层位的叠压关系，并对墓主人头饰和组玉佩项饰进行虚拟复原。近年来，整合多学科手段，持续对M79、M50、M48、M28、M53、M58、M63、M77等遗存套箱内发现的玉器、青铜器、漆器、锡器等进行清理及应急保护。其中M48、M50出土的玉器，尤其发现用于腰饰的三角形带饰，相较此前这类腰饰多以铜质出现，新发现为研究周代葬玉的构件种类、数量及佩戴方式提供了新思路。M79随葬的髹漆皮甲，为探索东周时期曾国人甲的形制和组合方式提供了新实例。此外，M58和M77内发现的铅锡器，也为“金道锡行”问题研究提供了新材料。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赫德川《曾公求乐钟组合与汉淮地区乐钟组合的形成》，认为枣树林M190中随葬的曾公求乐钟，以不同形制的四种乐钟组成了仪式属性有差异的“龢镈”“行钟”两组。其中仪式属性较强的“龢镈”一组保留着两周之际主流乐钟组合形式较多的遗留，而仪式属性较弱的“行钟”一组铸造出来对乐钟组合整体进行了扩展，而这种扩展中所遵循的各种形制、编列情况似乎也进一步促进了春秋中期以后汉淮地区独特的乐钟组合形式，并最终促成了楚系青铜乐钟组合的形成。
华中师范大学陈晓娟《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图像的外来因素：巨虚、神鹿与仙人》，从美术史角度对马王堆汉墓漆棺图像进行新的考察研究，通过对比中西方考古出土文物中所反映的大量图像及其研究成果，提出马王堆一号汉墓漆棺图像中巨虚、神鹿与仙人是三种外来因素图像，它们的出现展示了秦汉之际文化融合与兼容并蓄的时代风尚。
专题问题探索
南京大学张良仁《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陶器发展的原料选择策略》，从新石器时代陶器类型、陶器发展路径、原料选择策略的进步及技术变迁背后的发展逻辑四个方面，总结了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陶器的技术演进与原料选择策略，提出早期先民对自然资源的精准认知与系统性规划体现在陶器制作原料的选择上；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区域性原料开发策略具有鲜明的本土化特征，原料技术创新呈现承继性与突破性，同时陶器原料组合模式揭示了史前技术演变的深层动因，早期先民原料策略差异则映射了区域文化互动特征。
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曲新楠《高庙与千家坪：高庙文化白陶的比较考古学研究》，对比高庙和千家坪遗址白陶，提出高庙文化（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4500年）白陶最早出现于早期后段，其后先从沅水中上游传至广西的柳江、桂江流域，而后至湘江上游地区的千家坪遗址。其中桂林甑皮岩与柳州凤岩遗址是传播的中转站。至高庙文化中期，高庙的白陶制作技术及其纹饰背后的信仰观念被千家坪全面吸收，后者更在此基础上实现技术提升与仪式规范化，并创制出新器型与新纹饰，进一步丰富了白陶的种类与内涵。
河南大学韩鼎《从饕餮纹看商代长江流域区域青铜文化的互动》，通过对三星堆饕餮纹的形态学分析来探讨商代长江流域区域青铜文化的互动。报告认为，三星堆饕餮纹包括本土仿制饕餮纹和商式礼器饕餮纹两类。本土仿制饕餮纹融合了龙山时代（后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神面纹、早商饕餮纹的多种元素。商式礼器饕餮纹的不同类型可能是在不同时期来源于淮河流域及周边（过渡期－殷墟早期）、鄱阳湖—赣江地区（过渡期－殷墟早期）、两湖平原（殷墟早－中期）及汉中（殷墟早－中期）等不同地区。
浙江艺术职业学院齐韶花《大漆夹纻工艺——陶范浇铸法中被遗忘的“骨”与“胎”》，以商周青铜器为例介绍了大漆夹纻工艺的技术特点，提出在失蜡法之前的浇铸工艺中，存在着一种特定的既可稳定控制浇铸空腔（无须垫片、无须过多分范即可有效控制成器的器壁厚薄程度）、合范准确又不损害陶范手工纹饰的翻模技术，并通过大漆夹纻与陶范法浇铸相结合等实验验证，后人所谓的“脱胎法”可能发生在早期的青铜浇铸过程中。最后还探讨了大漆夹纻工艺的最初来源以及在古代的应用。
日本东亚大学黄晓芬《亜字形椁墓的构造特点及其形制变迁》，提出中国古代都城与陵墓中的“亜”字形建造物，以“方中”思想为基轴，形成“东西南北—中”的五方观念，是一座连接天、地、人神交汇通融的文明装置。“亜”字形椁墓也是如此。其雏形可上溯至殷墟王陵（侯家庄1001号墓），之后的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凤阳卞庄1号钟离墓显示其是完成以“方中”、突出东西南北四方为特点的大型椁墓。寿县李三孤堆楚幽王墓、淮南武王墩楚王墓、新蔡葛陵平夜君成墓、随州文峰塔M18曾侯丙墓等战国楚系大墓，反映“亜”字形椁墓已进入“天人合一”构造空间的成熟阶段。而从河南信阳长台关战国楚墓、西汉定陶王陵等墓葬可知，密闭型的“亜”字形椁墓逐步向开通型墓室转变，最终完成了汉墓的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吴桐《两周吴墓的等级划分与等级架构》，介绍了两周时期吴、越墓葬的特殊性以及两周越墓等级划分的定量研究概况。将西周春秋500余座已发表吴墓材料以区域文化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为尺度，划分为西周早期至西周晚期早段、西周晚期晚段至春秋早期、春秋中晚期三个阶段，并依据不同阶段最高等级墓葬以及最低等级墓葬内涵之间的相似性进一步统一划分为七个等级，阐述了等级划分的标准以及所对应的具体文化特征，最后还比较了在等级序列架构下吴越墓葬的差异。
陕西师范大学王冰言《先秦曾国官营作坊的饮食与供应策略——以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为例》，提出苏家垄遗址（罗兴遗址点）浮选结果表明曾国大型城邑中官营手工业作坊工匠饮食中五谷俱全，麦、粟和水稻三种作物皆是重要的食物资源；罗兴遗址点的先民作为先秦“工商食官”制度管控下官营手工业作坊的专职工匠无需从事农业生产，日常饮食依靠政府廪给；先民喜食小麦的传统与本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稻粟为主的作物传统形成了鲜明对比，这是先民根据随枣走廊一带地理环境特点，因地制宜客观选择的结果。随枣走廊临近南阳盆地，两地人群频繁的区域互动使得随枣走廊地区受到南阳盆地的影响，接受并发展种植小麦，从而影响本地饮食结构。
闽江学院程文博《春秋早期中原地区原始瓷器消失原因探讨——楚国“尔贡包茅不入”的视角》，梳理了中原地区原始瓷来源研究，介绍了朝贡制度相关史实，提出原始瓷器的原产地浙江、江西、福建等省物料流通进入中原地区的主要路线有两条——扬州职贡路线和荆州职贡路线。西周中期之后，受淮夷叛乱等持续影响，扬州职贡路线被阻绝。同一时期，楚国逐渐强大，也开始冲击荆州职贡路线。至春秋早期，据清华简《系年》可知，楚国以宗周镐京的周携（惠）王为正统，不承认东迁平王的地位，不再朝贡，即所谓“尔贡包茅不入”，同时也不配合远方的诸侯朝贡，由此荆州职贡路线亦绝。东迁以后周王朝一蹶不振，如原始瓷器等远方诸侯之方物遂不复见于中原。
北京大学黄一《亲历与回忆——曾国春秋中晚期的叙事铭文》，介绍了随州义地岗墓群所出曾公求镈钟等三组长篇叙事铭文及相关研究，提出曾国春秋中晚期的这种头绪复杂的回忆叙事，与亲历叙事不同，不适宜用作揭示古史真相的史料。三篇铭文的回忆叙事实则都在强调“曾国分封”这个历史事实，也就是通过“共同血缘起始记忆”，来强化曾国内部的“基本情感联系”，进而昭告对此“生存空间与相关资源”拥有的合法权益。春秋时期的回忆叙事铭文不限于曾国，在秦国、晋国铜器铭文中也有出现。相较而言，曾国的领土危机源自他国扩张受到的被动危机，秦、晋则是自身领土扩张形成的主动危机。
荆州博物馆赵晓斌《纪南城周边出土楚竹书的埋藏者、阅读者和抄写者》，介绍了近年纪南城周边出土简册的概况，阐述了荆州地区战国楚墓的分期看法，并结合大量第一手考古新资料，分析了出土简册的埋藏者、阅读者和抄写者的身份与阶层属性等，探讨了战国时期竹简所反映的楚国知识体系、竹简抄写习惯以及下层民众知识水平等相关问题。
湖北省博物馆王先福《考古视域中的云梦秦墓多元文化因素考察》，从墓圹、椁室结构、头向与葬式等墓葬形制以及陶器、铜器、漆木器等随葬器物两个方面，揭示了云梦秦墓所展现出战国晚期至秦代多元文化因素的复杂特征，提出云梦秦墓是秦统一六国、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制王朝治理下文化演进的典型区域案例，为研究秦文明在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肇始期的关键作用提供了考古实证。最后从自然环境、政治格局、文化传统等角度分析和探讨了云梦秦墓多元文化因素形成与发展的背景。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付健《秦灵公居泾阳的“泾阳”调查》，汇报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等多家单位联合在陕西开展探寻古“泾阳”所在地的考古调查工作情况。《史记》等传世文献对“秦灵公居泾阳”之泾阳的确切位置记载不详，通过此次对泾河北岸在内的大范围区域进行踏查，结合分析采集获得的瓦当、筒瓦和板瓦等遗物，对比周边其他周秦汉遗址的距离和分布情况，综合判断中张镇北王浩村遗址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秦灵公所居的“泾阳”。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胡长城《云南汉化进程的考古实证——滇东北梁堆墓》，结合地理板块勾勒云南境内分布的主要土著青铜文化，介绍云南的汉代文化遗存及其发展脉络，阐述了云南自西汉始、到东汉晚期初步完成的汉化过程。报告还着重展示了云南地区汉化过程的重要见证——梁堆墓。“梁堆”是云南东北昭通地区的土语，指西汉末至唐初流行于西南地区的一种具有高大封土堆的墓葬，其鼎盛期为汉晋时期。梁堆墓从墓葬形制和随葬品、起坟立碑习俗等来看都体现了汉夷文化的交融，是西南地区汉晋时期民族大融合的产物和重要见证。
长江文明起源、传播互动与展示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刘建国《史前治水与长江文明形成》，阐释了水与文明以及史前生业之间的密切关联，探讨了江汉平原重要聚落的人水关系以及良渚古城外围水利工程所体现的人水互动，提出史前治水文明是农业文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聚落安全与农业丰收的前提和保障，为人口持续增长和聚落发展、阶层分化、社会分工提供强大动力。报告还提出，世界四大文明都肇始于北纬30°附近大河流域，频繁遭受洪涝、干旱等灾害的影响，不似低纬度地区拥有丰富的食物资源。生活于其中的先民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征服自然环境，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自身智慧。随着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的不断深入，人类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就会水到渠成。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寒《从川西考古新发现看长江、黄河上游新石器晚期文化传播与互动》，根据川西地区岷江、大渡河上游以及雅砻江上游的鲜水河流域新发现的长江、黄河上游新石器晚期遗迹、遗存，探讨了川西地区在具体遗迹、遗存和新发现技术等层面体现的文化传播与互动，并分析了相应文化传播互动的路径、范围以及动因。报告认为，川西地区与黄河上游联系开始于距今55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黄河上游人群不断向川西迁徙，与当地人群逐渐融合，形成了当地最早的史前农耕文化。在距今5000年左右，川西新石器文化的本土特征逐渐凸显，川西人群南下，促进了成都平原的新石器化和社会复杂化（桂圆桥文化），推动了以成都平原为核心的长江上游地区的文明起源进程，并在距今4500年左右逐渐形成富有本地特色的文化类型（宝墩文化）。川西人群沿横断山区继续南下，推动了川西南、滇西北的新石器化和社会复杂化，为西南地区的文明化（猴子洞—银梭岛一期—金沙江中游新石器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华中科技大学雷晶晶《江汉平原史前人居环境的宜居地方性研究》，认为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至晚商的人居环境形成了山前岗丘地貌择居偏好、更新世沉积物的土壤依托与缘水而居的三重宜居性特质。人居重要场所整体表现出“三峡肇始、汉东鼎盛，北渐东移、荆枝长存”的变迁特征，其中荆枝地区聚落共同体经历了“逐水散居（城背溪）→核心初现（大溪）→层级凸显（屈家岭—石家河）→东移重构（夏商）”的场所阶段变化。江汉平原史前城址与聚落聚焦于城壕聚落的空间营建、仪典和生活场所，构建了兼具物质丰足、安全防御、精神凝聚的宜居空间，强化社群日常实践与精神归属的地方感。
中国地质大学杨明星《长江中游文化和其他地区文化互动与交流研究——以出土玉器为中心》，阐述了先秦出土玉器矿源研究的主要方法和难点，结合重庆大溪出土的多种材质玉器以及随州曾侯乙墓出土戈壁玉等案例，探讨了长江中游地区与西北、东南地区在不同时期的玉料运输路线以及基于玉料运输开展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最后还讨论了先秦出土绿松石的矿源问题。
安徽大学李欣桐《仰韶文化时期汉江流域与峡江地区的跨区域交流——以绿松石制品为视角》，以绿松石制品这一反映跨区域互动的理想指示物为视角，对陕西南郑龙岗寺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器开展矿源分析、工艺考察及考古学综合研究，阐述了先民对绿松石的使用规律，并探讨了区域间的互动交流，特别是汉水—峡江地区的史前互动网络及交流机制。报告提出，渭河流域出土的绿松石均与龙岗寺绿松石制品存在相似器形，该地区对绿松石制品的使用可能受到汉水流域的影响。龙岗寺遗址本地绿松石资源紧张，绿松石制品可能是直接从大溪文化地区流通而来的成品。而汉水流域在绿松石的南北交流中起到了桥梁作用。
上海大学曹峻《从赵陵山遗址看太湖东部文明社会的源起》，介绍了时代为崧泽文化晚期至良渚文化早期的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概况，由此展开探讨了太湖东部文明社会的源起，认为该地区当时已经出现严重的层级分化；社会最上层的政治资源和由此带来的威望与权力很可能来自太湖东部尚未发现的区域中心，而与良渚遗址群关系不大；外来权威在来到当地时可能伴随着一些矛盾和暴力冲突；同时本地社群也发生了基于特殊职业身份的分化，并初步具有了维持社会运转的官僚体系的雏形。
安徽大学张爱冰《群舒文化是长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系统介绍了群舒的分布地域、群舒文化的分布年代和典型特征，提出安徽沿江地区铜矿资源的早期开发为群舒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内在动力。群舒地处文化交汇地带，其与吴、越、楚诸文化长期交往、交流和交融。从春秋中期开始，由于吴楚争霸等原因，群舒灭国统一于楚。群舒文化是长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由王国到帝国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湖北大学李志飞《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总结了重点文保单位在区域层面、历史时期、单位类型等方面的分布规律，认为地势地貌、河流等自然因素与人口、经济、交通等人文因素共同影响着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分布与演化。自然环境因素中，地势地貌对史前时期、先秦时期、近现代文化遗产的形成影响最大，且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数量均随着海拔的提高而减少；水系上各历史时期均具有明显的亲水性特征。人文环境因素中，从先秦时期开始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受到人口数量与流动、朝代更迭所带来的政治中心转移，以及经济发展影响。
湖北省古建筑保护中心李长盈《凤凰咀遗址D4发掘区遗存构成分析及预防性保护研究》，汇报了凤凰咀遗址概况与D4发掘区遗存构成，阐述了遗址岩土特性和与之相关的病害，并对遗址做了稳定性分析，提出了在环境控制、水位控制以及地层加固方面采取相应预防性保护的具体设想。
荆州博物馆孔令镜《基于GIS技术的荆州及周边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楚墓分布探析》，详细梳理荆州及周边沮漳河流域、八岭长湖等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楚墓分布情况，从高程分析、坡度分析、河流水系分析等角度，阐述了利用GIS技术探索荆州及周边地区春秋战国时期楚墓分布规律所起到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万敏《基于地景竖向考古的荆州古城址群洪患影响研究》，介绍了荆州古城址群及水环境总况，给出了基于考古的荆州古城址群城水关系解读，认为荆州古城址群具有内外水系连通、河流水运与饮用水供给两套系统、防洪防御一体化等特点，并阐述了地景剖面的制作要领以及利用此类图像开展古洪水痕迹和水位甄别的方法。
西安云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池源《Geo AI赋能聚落考古应用研究》，展示了目前数字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阐述了全维度数字化采集与重建、GIS空间分析与可视化等技术手段对考古资料整理、保护和研究方面的价值，同时展望了人工智能等新科技手段在未来考古工作中对遗址分布预测、文物病害检测、文物修复等方面的广阔应用前景。
本次大会相关探讨涉及长江流域考古学文化谱系、技术发展、文化交流以及考古理论方法创新等前沿课题，有助于推进长江文明溯源研究的深入，是关于长江文明丰富内涵和价值的一次系统展示。大会的召开，大为增进了长江流域主要考古文博单位之间的了解，其价值和意义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
（执笔：高一致 马志亮 段姝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