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博物馆协会成立80周年之际，国际博物馆日主题设定为“博物馆：联结世界的桥梁”。该主题强调博物馆作为文化桥梁，在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时代，如何通过对藏品和文化遗产的保护、阐释和传播，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理解和包容，进而减少不平等，包括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实现文化权益上的平等，进而为世界联结做出博物馆的独特贡献。
长期以来博物馆界更多关注国际上的博物馆的不平等及交流互鉴议题，相对忽略国内博物馆建设的不均衡性和公共文化服务不平等问题，尤其是对城乡博物馆文化服务的不均等现象关注不够。城市和乡村社会基本结构不同，两者之间的不均衡几成常态。这也是博物馆文化城乡不均衡现象长期被忽略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乡村遗产同样是国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纳入统一的保护、研究和阐释使用范畴。如果任由乡村作为城市主导叙事下的“他者”，这无疑是对传统农耕文化的自我放逐。通过乡村博物馆视角，讨论我国乡村与城市间这种或隐或显的文化不平等现象，应是对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的一种积极回应。
相比而言，国家对乡村发展文化战略的规划开始较早。21世纪初，国家政策层面就开始高度重视乡村秩序的重建。2005年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历史任务，2008年发布文件明确要求加强农村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2013年配合“美丽中国”行动提出“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2015年正式颁布实施《美丽乡村建设指南》的国家标准，提出了乡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的目标。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把乡风文明和谐作为“美丽乡村”的内在文化基因。从公共文化服务层面升级乡村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传统村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整理和传播等。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再次提出保护利用乡村传统文化，重塑乡村文化生态，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建设任务。博物馆作为国家公共文化机构，无论是服务于国家战略新需求，还是践行行业社会价值，积极参与美丽乡村乡风文明建设正当时。换言之，乡村振兴依然是国家未来发展重要部署的当下，博物馆不应该缺席。
区域发展条件的不均衡，加上有着天然城市属性的博物馆，长期受制于成熟的城市博物馆建馆模式，如偏重文物的集中存放、研究，以及建筑内陈列展览等，使博物馆长期游离在广大乡村之外。在当下博物馆如何转向乡村、适应乡村生活模式，进而落地乡村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文化支撑力，是一个仍需讨论的议题。
博物馆独特的文化记忆功能，自19世纪晚期以来是应对现代性对传统的侵蚀的有效手段。博物馆关注乡村事务，尝试留住乡愁的实践最早发生在北欧地区。19世纪末瑞典私人收藏家建成的斯堪森博物馆，就是为了留住乡村记忆而建的博物馆。创建者大规模购买北欧地区留存的17、18世纪农舍、池塘、羊圈等，并将之搬迁安置到斯德哥尔摩湖边的一个小山丘上，通过工作人员模仿田野耕作生活方式，保留了北欧人特有的“乡愁”。该博物馆开启了户外博物馆、生态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多元模式。尤其是生态博物馆早期多以乡村博物馆形式建设。此后几个世纪内乡村博物馆成为欧美博物馆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
我国博物馆前辈对博物馆文化下沉乡村问题实践性思考开端在民国时期。如杨钟健先生20世纪30年代就注意到了乡土博物馆与传统方志文化的继承关系，倡导在广大乡村建方志型陈列馆，为乡村留存更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实际上，传统的方志文化是广大乡村传统文化保留下来的主要途径，建在乡村的百年祠堂、土地庙、山神庙、祖师庙、关公庙，百年村落等均是传统农耕文化的活载体，还包括留存在乡村的农业灌溉遗存、考古遗址、民俗场所和民俗文化等。20世纪50年代“三性二务”论下，国家在博物馆建设行政规划中开始积极推行博物馆文化下沉农村，提出“村村建博物馆”的目标。这是我国乡村首次大规模接触博物馆的一个开端。
20世纪80年代博物馆进入新一轮发展时期，乡村博物馆观念淡化，行政规划时更多关注到县级博物馆的建设问题。此时期囿于资金、藏品及人才等，作为行政层级最低的县级博物馆发展未能尽如人意。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乡村博物馆借生态博物馆实践重启，但是多集中于少数民族村落。受制于交通条件和城市博物馆建设模式，原本可以建的乡村博物馆，往往成为被城市博物馆取走可移动文物后，只留下空遗址。久而久之，可移动文物集中在城市博物馆中，原本文物发现地的广大乡村成为文物沙漠。
回到乡村振兴问题上，尽管改革开放以后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给乡村生活带来极大冲击，但是城乡差异仍然相当明显。随着国家对乡村经济建设的大力支持，改变了原本乡村物资匮乏的面貌，但乡村与城市在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上仍然存在巨大差异。贺雪峰调研发现，目前乡村存在的主要问题已经“不是农民收入太低、劳动太重，而是消费不合理、闲暇无意义，是社会关系的失衡，是基本价值的失准，是文化的失调”（贺雪峰：《大国之基——中国乡村振兴诸问题》，东方出版社2019年）。换言之，乡村发展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物质性的缺乏，而是乡村居民文化权益如何满足的问题。作为我国农耕文明主要保留地的广大乡村，有着近5亿的常住人口，至今相当程度上保留着农耕文化的遗存和风俗，耕种、采摘、渔业及简单手工业等生产生活方式。物质丰富后，如何缓解消费主义对广大乡村居民的观念侵蚀，提高乡村生活的文化品质，被列入国家对乡村建设的规划蓝图中。乡村博物馆无疑就是“疗愈”乡村“文化失调”的良药。
实践中，如何建设乡村博物馆，又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必要一环。中国式现代化包括乡村人的现代化，而文化的滋养是人的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乡村博物馆不仅可以预防乡村文化记忆断链，还可以通过博物馆——一种高规格的文化形式，重新发现乡村价值，凝聚人心，减少城市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使之能回归传统的乡土社会，传播传统邻里互助互利的温情。
与此同时，乡村的文化和生活进入博物馆空间后，又为传统乡土文化找到一个温馨的精神故园，让乡村居民通过博物馆这个时光机重返美好的记忆之地，获得心理疗愈。乡村博物馆打破原有行政化建博物馆的传统，走出城市，因地制宜在乡村原址原点上建小型博物馆，发挥公共文化结构布局均等化之功效。
乡村博物馆建设促使博物馆走出文化资源高度集中城市的传统布局，让公共福利惠及更多的乡村居民，让那些不在城市或没有条件到城市的人也可以在家门口看到真正的博物馆，而非流动展览。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规划的“村村建博物馆”目标暗含国家文化下沉乡村的战略布局。
当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下，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的乡村，为保留乡村记忆，理应建设博物馆这种最具传播性的公共文化机构。资金来源上，应突破政府出资的传统模式，鼓励社会资金进入乡村博物馆。让博物馆真正成为未来国家建设中“促进不同地区”文化遗产保护、阐释和传播的阵地。增加乡村社会居民的在地幸福感和文化获得感。
乡村博物馆作为特殊的接触地带，是联结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桥梁。属性上，不同于传统的城市博物馆，乡村博物馆不属于行政区划式的博物馆，是在乡村地域自然生长起来的博物馆，与社区博物馆类似，服务于乡村社会，发挥守护千年农耕文明的传统信仰、习俗和生活方式之功效。作为文化遗产高等级保护的一种形式，乡村博物馆建设是保护传承传统文化，增强乡村居民文化自信，提升乡村居民文化素质，并增强其地方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有效手段。
当下对广大乡村社会而言，博物馆既老且新。老的是其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从发生到成熟已走过了几个世纪。但博物馆如何以新的形态融入乡村生活中，却是当下急需考量的时代新命题。优先必须考虑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公共文化均等化问题。
博物馆作为一种文化手段，积极参与乡村空间的生产与重塑，为乡村保留集体记忆，不是一种可选择的问题，而是打破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不平等的必修课。乡村的名镇名村、古村落、古庙宇建筑、农业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所承载的乡族、地方记忆是乡村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乡村独有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传统习俗等同样是宝贵的乡村社会集体记忆。冯骥才先生曾说：“乡村的露天博物馆，是把散落乡野的零散又珍贵的民居收集起来，集中保护与展示，它的意义是将最难保存的人类遗产——历史民居及生活细节保存下来。”而当下博物馆走进乡村，不仅可以架起乡村和城市之间的文化桥梁，促进城乡文化均等，而且可以通过博物馆促进传统文化和现代建设相融合，在让更多优质文化惠及广大乡村的同时，保护传承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考古与文化遗产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