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陶斗笠形器是二里头遗址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出土的一类比较特殊的陶质器物，发现数量较少。此前学术界对它的类型、功能进行过一定程度的讨论，但只在其他专题研究中被偶尔提及。实际上，近年来一些新的考古发现表明，与白陶斗笠形器形制极为相近的器物，最早出现并不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空间分布也不止于二里头遗址一处。另外，它的材质趋于多样，出土背景也显示出一定的特殊性。这些特征使之超越了单纯的器物学意义，成为管窥区域文化互动、早期王权礼制构建的关键物质载体。鉴于此，本文将在重新梳理斗笠形器发现的基础上，对其源流、传播路径及象征意义作进一步的讨论。需予以说明的是，为审慎保留发掘者对器物形制与功能的最初判断，下文在对具体遗址的论述中将沿用对于斗笠形器的原始命名。

龙山时代的斗笠形器

龙山时代出现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斗笠形器，但已刊布材料者较少，目前可确证者见于江汉平原的谭家岭遗址与晋南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

襄汾陶寺遗址面积在280万平方米以上，是中原地区乃至黄河流域同时代城址中最大的一座，是晋南古国时代强大的政治经济中心。陶寺遗址2000ⅣT7M11年代为陶寺文化晚期，是Ⅳ区小型墓地中明确有随葬品的两座墓葬之一。墓主人左胸偏下处出土1件玉璇玑，墓主右小臂套玉瑗、铜齿轮形器各1件；墓主人颈部还出土大量蚌串饰，胸部也有少量散落的蚌串饰。玉璇玑（M11：3）整体形态呈斗笠形，边缘有一个扉牙，中部双面穿孔，但并未完全贯通，直径约3.8厘米、高1.2厘米、厚约0.5厘米（图一，1）。陶寺遗址发掘者认为，M11中的器物属于过于异类的奢侈品，与较小的墓葬面积不相匹配，极有可能是墓主人捣毁中期贵族墓葬的“战利品”。如从此说，则以玉璇玑为代表的这些随葬品，应当是表征更高等级贵族的礼仪器具。

天门谭家岭遗址位于石家河城址中西部的核心区域，而后者是长江中游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延续时间最长的史前古城。谭家岭遗址的一座瓮棺葬W4中出土了3件玉牙璧，均呈蜗旋状。W4：1中部穿一孔，边缘穿两孔，其中一孔位于扉牙处，直径3.6厘米、厚0.4厘米、孔径0.2～0.4厘米。W4：3中部穿一孔，边缘穿两孔，直径4.2厘米、厚0.4厘米、孔径0.2～0.4厘米（图一，2）。W4：31仅中部穿一孔，直径3.8厘米、厚0.45厘米、孔径0.2～0.4厘米。

目前已发现斗笠形器的两处龙山时代遗址均属区域性中心聚落，且皆出土于高等级墓葬。尽管两地在器物形制上略有差异，但均为玉质，尺寸相近。遗憾的是，目前尚不清楚谭家岭遗址出土玉斗笠形器与墓主人的位置关系，导致其与陶寺遗址同类器物在使用方式上的异同仍难以确证。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斗笠形器

进入广域王权国家阶段的二里头文化时期，斗笠形器的传播态势发生了明显变化。这一时期出土斗笠形器的遗址数量明显增加，分布范围也开始向更远区域拓展。

偃师二里头遗址最新的考古发现显示，其面积已超过1000万平方米，并发现有道路与城垣网络、中心宫殿区、官营手工业作坊区、大型夯土建筑基址、高等级贵族墓葬等一系列高规格遗存，是当时东亚大陆上规模最大的都邑遗址。遗址内二里头文化二期的2002ⅤM3，位于宫殿区3号基址的南院内，是目前整个二里头文化区内最高等级的墓葬。墓葬内出土白陶斗笠形器、铜铃、绿松石龙形器、海贝串饰、漆觚、陶盉、陶爵、陶豆等三十余件随葬品，并散见有朱砂。M3墓主人头部出土三件白陶斗笠形器，均呈斗笠形，边缘有一扉牙，顶端中部有圆孔贯穿，内表面可见泥条盘筑痕迹（图二，1）。M3：1直径4.85厘米、高2.18厘米、厚0.3～0.8厘米；M3：2直径5.9～6.1厘米、高2.85厘米、厚0.4～0.95厘米；M3：3直径4.8厘米、高2.44厘米、厚0.4～0.76厘米。

洛阳皂角树遗址面积仅5万平方米左右，文化层较薄，遗存也主要与日常生产生活相关，应属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基层聚落。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三期的H7曾出土一件陶纺轮（H7：20），泥质黄褐陶，呈斗笠形，边缘有一扉牙，顶端中部有圆孔贯穿，整体形制与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白陶斗笠形器如出一辙，直径4.5厘米、厚0.7厘米（图二，2）。

宝丰小店遗址面积仅4.4万平方米左右，同样缺乏高规格遗存，无疑是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另一处基层聚落。小店遗址H320曾出土一件陶饼状器 （H320①：1），夹砂灰陶，呈圆饼形，中部尖状凸起，边缘伸出两个扉牙，正面刻划螺旋纹，直径10.7厘米、厚2厘米（图二，2）。H320出土的陶豆、陶鼎，与二里头遗址二期的同类器较为接近，说明陶饼状器的年代也应属于这一时期。

商洛东龙山遗址总面积约10万平方米，二里头文化时期虽未见城墙、壕沟、大型夯土建筑、贵族墓葬、祭祀坑等高规格遗迹，但出土有玉牙璋、玉戚、石圭等高等级器物，以及数量较多的石璧与石钻心，可能是丹江上游一处可以从事玉石器加工的区域性中心遗址。东龙山遗址二里头文化早期的H196中出土一件器盖（H196：9），夹砂红褐陶，呈斗笠形，直径9.5厘米、残高5.5厘米（图二，4）。

广汉三星堆遗址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就营建有约47万平方米的月亮湾小城，遗存总面积达到350万平方米，并发现了出土铜牌饰的仓包包祭祀坑，出土玉石列璧的月亮湾器物坑。从遗址规模和遗存等级来看，三星堆遗址这一时期应当已经是成都平原上的中心性聚落。三星堆遗址西城墙以西的仁胜村遗址，曾发现一批年代相当于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墓葬。其中1997DgM21墓主人头部出土有4件蜗旋状玉器、2件蜗旋状象牙器，填土中也出土1件蜗旋状玉器；1997DgM14墓主人头部出土1件蜗旋状玉器。蜗旋状玉器形状基本相同，均近斗笠形，一面盘状内凹，一面弧拱，边缘有一扉牙，中部贯穿一大圆孔（图二，5）。较为特殊的是，M21：3凸起的一面上有9个可能被火烧过的钻窝（图二，6），发掘者认为可能与占卜有关。M21：1直径5.8厘米、高0.8厘米、厚0.4厘米；M21：2直径4.8厘米、高1.1厘米、厚0.5厘米；M21：3直径18厘米、高1.8厘米、厚0.6～0.8厘米；M21：5直径8.8厘米、高1.5厘米、厚0.6厘米；M21：4直径9厘米、高1.2厘米、厚0.7厘米；M14：1直径7.0厘米、高1.1厘米、厚0.5厘米。

从考古材料来看，二里头文化时期出土斗笠形器的遗址等级不再局限于中心遗址，且出土背景也不再集中于墓葬。斗笠形器的材质也更加多样，除了玉之外，更衍生出白陶、普通陶及象牙等多类载体。此外，这一时期不同遗址的斗笠形器在形制与尺寸上均有着明显差异，表明其来源应当是多元的。

斗笠形器的源流及相关认识

龙山时代，陶寺与肖家屋脊遗址均出土有玉斗笠形器，并非不可思议，而是有迹可循。既往研究表明，肖家屋脊文化玉器有着极强的跨区域辐射力，其典型器物如蝉、兽面、带扉棱的璜形器、笄形器在陶寺遗址都有发现。由此可见，在广域王权国家出现之前的龙山时代，肖家屋脊文化与石峁文化、陶寺文化在以玉器为代表的社会上层网络中已有了深度交流。在这一背景下，玉斗笠形器也可视作是两个文化互动的一个缩影。

肖家屋脊文化的年代约为公元前2200年～前1800年，主要分布于现今江汉平原与澧阳平原一带。出土玉牙璧的W4大致属于肖家屋脊文化中期，绝对年代至少得在公元前2100年～前1900年之间。陶寺遗址ⅣM11出土的玉璇玑，如从墓葬时代看，则属陶寺文化晚期。然而，如果考虑到上文提到的，发掘者对于器物来源的推测，则其可能在中期就已出现。最新的测年结果显示，陶寺文化晚期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2000年～前1800年，中期的年代则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单从绝对年代数据来看，陶寺遗址的玉璇玑应相当或略早于谭家岭遗址的玉牙璧，两者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这类器物是否有更早的源头，尚不宜轻下结论。

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白陶斗笠形器可能是在肖家屋脊文化蜗旋状玉牙璧形器的影响下产生的。二里头遗址也确实发现有较多肖家屋脊文化风格的玉器，包括鹰首笄、柄形器、蝉形器、笄形器等。然而，从白陶斗笠形器的形制与尺寸来看，其显然与陶寺遗址出土的玉璇玑最为接近，且在时代上亦能相接。因此，笔者认为二里头遗址白陶斗笠形器源自陶寺文化的可能性更大。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王国的贵族虽借鉴了这一源自龙山时代的身份标识物，却对其具体的使用方式进行了变革。陶寺遗址的玉璇玑位于墓主人胸部，或许是衣物装饰的一部分，而二里头遗址中白陶斗笠形器位于墓主人头部，最有可能是墓主人的头饰。

已有研究表明，二里头文化是在吸纳龙山时代多元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形成的王朝文明。尤其在标识权力与身份的标识物选择上，二里头文化吸纳或参考了海岱龙山文化的牙璋、绿松石镶嵌器，长江中游肖家屋脊文化的玉蝉、玉笄、柄形器，晋南陶寺文化的陶铃、铜铃、铜齿轮器，欧亚草原文化的铜战斧、铜环首刀，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漆觚。二里头王国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与创新，形成一整套展示权力与权威、服务于新兴王朝国家秩序的身份标识系统。毫无疑问，龙山时代流传下来的斗笠形器，也在这一浪潮下，被转化为二里头王国新兴身份标识系统的组成部分。

约二里头文化四期时，已成为成都平原中心聚落的三星堆遗址，虽与二里头遗址相距千里，但两者之间的交流是不可忽视的。以往研究认为，这一时期前后，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盉、陶豆、玉牙璋、玉圭就传入三星堆遗址。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遗址的蜗旋状玉器与象牙器，虽在材质上与二里头遗址白陶斗笠形器存在一定差异，但出土背景与使用场景高度契合，暗示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器物传播，而是有着文化观念的深度交流，抑或是人群的远距离迁徙。考虑到斗笠形器所负载的等级与身份属性，我们有理由相信其应与作为礼器的陶盉、玉牙璋等器物一样，是两聚落之间社会上层交流网络的体现。与三星堆遗址不同，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中原地区也有一些基层聚落发现有斗笠形器，但无一例外，它们材质均为普通的灰陶或褐陶，这显然是由于聚落等级较低难以获得白陶、玉等珍稀资源导致的。此外，上述基层聚落中的斗笠形陶器均出土于普通的灰坑之中，使用语境已经同二里头遗址截然不同。究其原因，是由于基层聚落的成员主动变更了斗笠形器的使用方式，还是由于二里头王国上层有意实施了仪式知识的管控？目前看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