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位于湖北黄石大冶市，是中国最早开展大规模科学发掘与系统保护的古矿冶遗址。铜绿山遗址持续时间之长、釆冶规模之大、冶金要素之齐全，十分罕见。五十年来，在王劲、黄景略、殷玮璋等先生和陈树祥两代学者的指挥和主持下，发挥田野考古工作优势，积极引入多学科研究方法，皆取得大量标志性成果。1981年，夏鼐先生对其考古成果进行了高度评价：“这是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也是中国考古学新开辟的一个领域。”因其重要价值，1982年被公布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并三次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笔者曾将1974年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考古发掘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编写组（后发展成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成立作为中国冶金考古进入新阶段的标志。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陈树祥、席奇峰主编，陈丽新、赵艺博副主编的《大冶铜绿山——2011～2018年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以262万字的体量、千余张高清照片和500余帧精准线图，系统刊布了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七年间的考古研究成果，考古资料翔实、数据分析充分、价值阐释深入，被李伯谦先生称为“中国矿冶考古研究新里程碑”。

笔者有幸参与这一工作，深刻认识到聚落考古理念、多学科合作、科技保护和传承利用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冶金考古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指导意义，现就《报告》的价值和意义浅谈几点感受。

彰显聚落考古理念引领下的冶金考古研究新成就

《报告》最突出的特点，是首次较为完整地揭示了中国古代矿冶遗址的采矿、冶炼生产和工匠生活的空间布局体系，成功破解中国冶金考古“见物不见人”的长期困境，凸显聚落考古理念的指导价值。以往以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为代表的冶金考古研究多聚焦于采矿、冶炼、铸造等生产遗迹的梳理以及相关遗物的检测分析，虽然成果斐然，但缺乏对矿冶人群的考古研究，导致与矿冶遗址相关的社会结构、人群构成与分工体系研究难以深入推进。作为中国冶金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大规模矿冶生产者墓地，《报告》公布的铜绿山四方塘墓葬区的考古资料，从墓葬布局、墓葬规格、葬具及随葬品差异等方面，清晰反映出墓主身份地位与职业分工，为矿冶管理者、技术工匠与普通劳工的身份判定、等级划分及社会关系研究提供了直接物证，可以说终结了铜绿山等遗址仅存生产遗迹而缺失人群遗存的研究短板。四方塘墓葬中出土的融合楚文化与扬越文化特质的陶器，为建立鄂东南春秋时期考古学文化编年提供了新资料，厘清了楚国势力扩张至铜绿山的年代脉络，也为解读楚与百越关系以及长江流域青铜文明的物质基础等系列学术前沿问题提供了全新视角。与此同时，《报告》还系统收录13处调查新发现冶炼遗址及考古发掘的岩阴山脚、卢家垴两处遗址的考古成果，清理出春秋时期矿工足迹、多时期冶铜炉、焙烧炉等关键遗迹，出土万余件融合后石家河文化、商周“大路铺文化”、东周楚文化特质的陶器、铜器、玉器及生产工具与矿冶标本。这些遗存完整串联起从采矿、选矿、焙烧、冶炼到成品流通的矿冶全产业链，填补了青铜时代矿冶文化全流程研究的空白，为研究长江中游与周边文化的交融、阐释该地区青铜文明起源及多元一体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实物依据。

多学科协同研究树立冶金考古研究新标杆

《报告》多学科融合的研究范式，为中国冶金考古树立了可借鉴、推广示范的新标杆。在铜绿山古铜矿遗址以往考古工作中，多学科研究已经取得重要成果，如卢本珊和华觉明等先生开展的铜绿山炼铜炉的复原研究、殷玮璋和白金荣先生进行的模拟冶铜实验，堪称中国首次大规模冶金实验考古研究成果；李延祥等根据铜绿山遗址出土炉渣研究所构建的“氧化矿-铜”与“硫化矿-冰铜-铜”两种火法炼铜工艺体系，标志着古炉渣学的正式建立，是中国冶金考古的重大理论突破。这种多学科深度融合的冶金考古研究模式，是中国冶金考古长期以来能够不断取得重要进展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国科技考古跨学科研究较为成熟的范式。《报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多学科融合理念，整合考古学、冶金工程学、地质学、刑侦学、矿物学、环境考古学等多领域学术力量，形成协同攻关合力，实现了对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的全方位、立体化解读，更能体现其在推动构建中国冶金研究方法方面的勇气与努力。如物探研究团队采用磁法探测对卢家垴、岩阴山脚遗址的冶炼炉遗迹进行发掘前的探测，并以考古发掘资料来验证磁法探测试验的成果，通过“实践-认识-提高”的循环过程，探索和建立中国古代冶炼遗存探测数据库，提高磁法探测古代冶炼炉体的精确度，取得重要成果；冶金考古团队通过对矿石、炉渣、炉壁材料、铜器的化学成分、物相以及产地的分析，系统揭示了冶炼技术以及物料和青铜产品的流通问题。尤为可贵的是，在处理这些研究成果时，《报告》实现了资料性与学术性的高度统一，图文表格精准适配、检测数据系统完备、地层记录翔实可信，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可复制的基础资料范本。

为铜绿山遗址高质量保护利用提供坚实学术支撑

虽然《报告》没有专题介绍考古工作和研究成果如何服务大冶铜绿山遗址的保护利用，但实际上实现了学术成果与文化实践的深度衔接，为铜绿山矿冶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与传承提供了科学案例。《报告》在第八章结语部分，系统讨论了四方塘遗址墓葬区的形制、铜绿山先秦时期文化遗存、先秦时期铜绿山铜矿业和汉至清代铜绿山矿冶业问题，为研究中国南方青铜时代至清代这一长时段的社会组织形态、文化结构特征与生产管理模式，以及国家对战略资源的管控模式提供了极具分量的实证案例和理论分析。同时，《报告》以扎实的考古材料，印证了铜绿山遗址的矿冶技术与文化辐射早已突破地域边界，成为长江文明与中原文明交融互鉴的重要物质纽带，进一步夯实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认知根基。因此，《报告》的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铜绿山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其精准的遗迹分布图、遗迹点的价值阐释内容，为遗址保护利用规划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体方案的修编、保护利用工程设计和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目前，根据1974年至今的考古工作成果建设的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核心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已竣工开放并挂牌，遗址博物馆“青铜源·铜绿山”基本陈列荣获2023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优胜奖，文化效益与社会效益显著。

为中国冶金考古研究探索发展新方向

《报告》成果斐然的同时仍有较多需要深入研究之处，为后续研究留下广阔空间。如部分早期采冶遗迹的年代分期仍可细化，《报告》依托地层关系与典型器物完成了阶段性断代，若能结合高精度碳十四测年、光释光测年、古环境分析等前沿科技手段，可进一步厘清商代中晚期至汉代各采冶阶段的精确时间界限，更精准地还原矿冶活动的兴衰脉络与演变轨迹，为探讨其与中原王朝兴衰、楚文化发展的关联性提供更精准的时间坐标。再如，矿冶文化跨区域辐射的研究可进一步深化，目前虽然通过两周时期曾侯墓地、当阳赵家湖楚墓、楚都纪南城等出土铜器印证了文化互动，但关于铜绿山铜料的具体流通路径、贸易网络格局，及与中原青铜文明、长江下游青铜文明的技术和物料交流细节，仍需结合周边遗址的最新考古发现开展系统性关联研究；同时，四方塘墓葬出土青铜器的铅资源溯源显示其与江汉平原一致，可能源自湖南地区，这一线索应进一步拓展，需要深入探讨先秦时期金属资源的跨区域流动与政治格局、族群互动的关联性。本《报告》的初步研究成果为未来中国冶金考古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即冶金考古应注重从操作链和运营链、从生产技术到生产关系研究、从技术到文明等多角度，详尽采集各类信息；应以系统取样、检测和大数据研究为基础，对矿冶遗址进行系统调查，对出土考古资料的环境、技术与社会进行整合研究；应注重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化属性到工艺技术的结合，运用多种检测分析方法，系统考察器物群的工艺、产地和文化特征；也应注重矿冶遗址和金属文物的保护及展示利用研究；更重要的是，要对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及时、全部刊布。

总之，《大冶铜绿山——2011~2018年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报告》是对历时七年考古工作的系统梳理与成果总结，以多学科融合的创新范式，打破了中国冶金考古“重技术、轻人群”“重遗存、轻阐释”的局限，为后续冶金考古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与资料支撑，也为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探索了新方向。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大冶铜绿山——2011~2018年考古调查勘探发掘报告》

编著：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