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底沟与三里桥》中文版本的第一版出版于1959年9月。由于庙底沟遗址与三里桥遗址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的重要地位，这部报告出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0年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人类学教授波西尔和美国自然博物馆的瓦特·费尔赛维思博士，在征得当年发掘和考古报告编写的主持人安志敏先生同意后，合作翻译了《庙底沟与三里桥》一书，准备出版中英文双语版，并约请张光直先生写了序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直到2011年，这本书的中英文双语版才得以出版。出版时，仍采用了张光直先生在1980年为该书写的序言，并由陈星灿先生译成了中文。

张光直先生在序言中称：“《庙底沟与三里桥》，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陈星灿先生在后记中称：“《庙底沟与三里桥》是第二部被美国考古学家翻译的中国考古报告，至今还经常被人引用，其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价值毋庸赘述。”（第一部是《城子崖》）

在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发现的一期文化，属于仰韶中期的文化；二期文化，则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早期文化。在三里桥遗址发现的一期文化属于仰韶晚期的文化；二期文化，则属于典型的龙山文化。这两个重要发现，对于之前所谓的仰韶文化在西、龙山文化在东的二元对立说，起到了颠覆作用，并证明了：在河南地区，这是两种时间上相连续，是“经历了自身内在发展和变化的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前身”（张光直先生曾述）。而庙底沟二期文化，正是它们二者之间的过渡期和分界线。当时，我国一些专家学者如张光直、安志敏、石兴邦、许顺湛撰文提出，中国的史前文化不仅是土生土长的，而且是连续发展的。许顺湛先生称它们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两块“金字招牌”。这一结论，终于使似乎分割的、以大中原地区为主的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链条，得到了有机的连接。

以此为肇始，国内外考古界经过60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中华文明起源的腹心地区——豫西、晋南和关中的大中原地区发现了众多庙底沟类型的文化，从而使上述结论不仅成为公认的事实，而且，庙底沟文化，这种以农业革命为动力的史前文化，如星星之火，其影响范围北达长城脚下，南抵江汉平原，东到海岱地区，西至甘陇，几乎传遍了大半个中国。这种文化在宗教、农业、礼仪、建筑、手工业、艺术、文字等诸多元素，已达到了文明发展的鼎盛时期，且延续不断，传承至今。

由于区划调整和城市发展的变化，今天的庙底沟遗址已经属于三门峡市区的一部分，三里桥遗址基本消失。所以，2002年5月到2003年10月进行的庙底沟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就以《三门峡庙底沟》命名。与第一次发掘报告相比，有以下几个特点：

发掘揭露面积大（第一次发掘揭露面积为4480平方米），地层关系丰富，出土文物类型多、数量多，不仅丰富了第一次发掘的内容，而且考古成果也更丰富。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是发现了西王村文化。庙底沟遗址作为一处重要的仰韶文化类型遗址，不仅在中期特点鲜明，而且延续到仰韶文化晚期，具有延续性、发展性。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是其他世界文明所不具备的。这种特性是我们中华文明的魅力所在，在庙底沟遗址就是最好的佐证。

发掘出土的彩陶1500多件，为向公众宣传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这些复原的彩陶先后在三门峡市博物馆、仰韶文化博物馆、庙底沟博物馆、山东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长沙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展出，不仅宣传了庙底沟，也宣传了三门峡。

出土不仅彩陶多，而且地层关系简单清晰。通过对不同地层出土文物和地层关系的分析，可清晰地划分时代脉络，看清文明发展趋势。该报告将考古发掘的地层信息详细记录并与出土文物对照，不仅延伸了庙底沟遗址的时间历史轴线，而且丰富了仰韶文化庙底沟同类型遗址的资料。

庙底沟遗址出土的彩陶以泥质黄褐陶、夹砂红褐陶为主。彩陶以钵、盆为主。陶器上多可以看出制作痕迹，部分石器也有红色的颜料痕迹。这些痕迹基本可以复原庙底沟遗址陶器的制作流程。这不仅体现出考古人的学科水平，更是研究庙底沟古人社会生活和制陶技术的实物资料。

“100年来，几代考古人筚路蓝缕、不懈努力，取得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为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三门峡庙底沟》同《庙底沟与三里桥》一样，“无疑将有助于把它置于世界考古经典之列”（张光直先生曾述）。

（作者单位：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

《三门峡庙底沟》

编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