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是新时代我国文化遗产工作的核心理念。它将文化遗产视为一个由物质与非物质、本体与环境、点线面多层次多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通过统筹各类资源、协同各方力量、衔接各项制度，实现全面覆盖、整体协同、统一监管的“大保护”格局。

国家文化公园是整合文化遗产、自然生态、文旅融合等多种资源要素的重大文化工程，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是其核心任务之一。自2019年《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印发以来，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长江五大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相继出台，覆盖全国除海南省和港澳台地区之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预算内投资持续投入，形成了前所未有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宏大格局。

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是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支撑，国家文化公园则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整体实践空间。

国家文化公园是文化遗产

系统性保护的重大制度创新

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提出，有其明确的现实指向。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在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结构性难题。比如空间维度上，保护工作多聚焦于单个文化遗产点，对其周边的历史环境和自然生态关注不足，文化遗产与所在区域的人文地理脉络联系不够；管理维度上，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分属文物、住建、文旅、农业等多个部门，条块分割、职能交叉时有显现；区域维度上，同一文化主题的遗产资源散布在不同行政区划，统一规划和协同保护不够，整体效应有待形成。

国家文化公园的制度设计，正是针对这些难题的系统性回应。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实体公园，而是以具有国家象征意义的文化主题为统领，跨越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线性或区域性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空间。体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在保护对象上，将文物本体、周边环境、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生态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考虑；在管理机制上，建立跨区域、跨部门的协调联动机制；在功能定位上，兼顾保护传承、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科学研究等多重目标。这种设计逻辑，与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统筹各类资源、协同各方力量、衔接各项制度”的要求高度吻合。

从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内容看，保护始终被置于首位。相关部门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要切实把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作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首要任务。这一定位表明，国家文化公园的逻辑起点和工作重心，就是实施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而不是以旅游开发或工程建设为先导。《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明确提出将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作为首要工作，强调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鲜明体现了这一导向。

国家文化公园是文化遗产

系统性保护的重要功能平台

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内涵，至少包含三个层次：保护对象的全面性、保护方式的整体性、治理体系的系统性。国家文化公园的实践，在这三个层次上均得到有效展开。

在保护对象的全面性上，国家文化公园突破了传统单体文物保护的局限，将保护视野从孤立的文化遗产“点”扩展到涵盖线性遗产、文化生态空间的“线”和“面”。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不仅保护长城墙体本身，还将沿线古村落、历史关隘、戍边遗迹以及周边山形水系和植被景观纳入整体保护范畴；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统筹保护河道本体、水工设施、沿线古镇街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水利遗产、航运遗产和城乡聚落遗产的有机结合；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则在保护战役遗址、会议旧址等实物的同时，系统保护长征故事、歌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使红色基因的传承既有物质载体又有精神内涵。这种保护视野的拓展，正是“统筹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保护与周边保护相结合”的系统性保护理念的落地。

在保护方式的整体性上，国家文化公园有效回应了文化遗产“碎片化保护、孤立化展示”的问题。我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但许多资源分散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长期各自管理、缺乏联动。以长征文化遗产为例，红军长征途经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沿线留下了大量遗址遗迹，如果各地分头保护、分头展示，游客看到的只是个别节点，难以形成对长征全局的整体认知。国家文化公园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为叙事主线，系统整合沿线资源，形成统一的国家叙事空间，使散落的文化遗产得以串联成链，形成整体效应、规模效应。

在治理体系的系统性上，国家文化公园推动了跨区域、跨部门的协同管理，为文化遗产统一监管积累了经验。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涉及中央与地方、不同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宣传文化文物国土规划等不同部门的协调配合，客观上要求建立有效的协调机构和工作机制。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为例，国家层面和大运河沿线8省（直辖市）均成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领导小组，上下协同，扎实推进；建立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省部际联席会议工作机制，有统有分，各司其职，形成了推动中央决策部署有效落地实施的制度体系。

国家文化公园是文化遗产

系统性保护的有效探索实践

作为重大文化工程，国家文化公园不仅将系统性保护理念贯穿于规划建设全过程，还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示范意义的实践做法，为深化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路径。

第一，推动保护理念从“单体修缮”向“环境整体保护”转变。以长城保护为例，长期以来工作重点在于墙体修缮加固，对长城周边的自然生态、历史风貌关注相对不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明确要求统筹长城本体与周边环境，一些地方在实施长城保护项目时，同步开展周边环境整治和历史风貌恢复，使长城与其依存的自然山形、传统村落融为一体。这种做法，反映了对文化遗产完整性的尊重，也提升了保护的可持续性。

第二，促进资源整合从“各自为政”向“协同联动”转变。大运河纵贯南北，流经8个省（直辖市），沿线文化遗产类型多样、管理部门不一。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过程中，沿线省（直辖市）加强协调联动，共同梳理大运河文化脉络，推进统一展示标识系统建设，串联主题游径，逐步打破行政壁垒。沿线博物馆也以国家文化公园为纽带加强馆际合作，通过联合办展、藏品交流等方式，共同构建大运河文化阐释展示体系。

第三，实现价值阐释从“分散叙事”向“整体叙事”转变。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流域的文化遗产遍布9个省（自治区），如果各省（自治区）分散展示，难以呈现黄河文化的整体面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规划提出“一廊引领、七区联动、八带支撑”的总体空间结构，将各省（自治区）的文化遗产置于统一框架下进行整体阐释，为观众呈现一条完整清晰的黄河文化脉络。这种从分散到系统的叙事方式，有助于公众从整体上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发展过程，增强对国家文化的认同。

第四，带动沿线文化资源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深度对接。国家文化公园的规划建设，为沿线各类文化遗产保护机构提供了协同发力的契机。各地结合国家文化公园主题，加强文物资源挖掘展示，黄河流域的陶寺、大河村、大汶口，长江流域的宝墩、石家河、凌家滩等一批反映中国早期文明的专题博物馆、遗址公园相继建成开放。同时，一些地方探索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传统村落活化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相结合。安徽在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安庆大观亭历史文化街区修缮45处古建、10余条街巷，宣城仁里村推进传统村落示范建设，徽州古城片区实施保护提升。在黄河沿线，山东省惠民县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将存续800余年的国家级非遗“胡集书会”转化为常态化活态传承，建设书会公园、曲艺展厅和数字资源库，成为黄河文化活态传承的典型样本。这些实践表明，国家文化公园正在带动沿线文化资源从分散状态走向有序整合。

五大国家文化公园，主题有别，却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整体画卷的五个篇章，分别从文明起源、国家统一、民族融合、精神锻造等维度，形成了对中华文化的系统性表达。它们从时间上纵贯文明起源至当代，从空间上覆盖我国绝大部分区域，勾勒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海纳百川的总体面貌。在这个意义上，五大国家文化公园的创造性建构，正是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个突出特性的整体守护与系统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不断走深走实，既是为当代中国文化遗产事业积累经验，也是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