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为载体,“研”为核心——
文化遗产研学如何走得更远?

来源:中国文物报
作者:何薇

近日,《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正式施行。这是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发布的首份国家级研学旅游指导师职业标准。这份历时三年、修改百余稿才最终定稿的“国标”,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研学行业长期以来的发展短板。《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详细规定了各等级研学旅游指导师应掌握的知识结构、技能要求和职业素养,涵盖课程设计、研学指导、安全管理、服务保障、教育评价等多个维度,搭建起全流程人才培育与考评体系,从源头上为人才培养立下规矩。

近年来,我国研学旅游市场蓬勃发展。艾媒咨询《2025年中国研学游市场发展状况及消费行为调查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研学游行业市场规模达2132亿元,同比增长19.04%。与此同时,在2025年中国消费者让孩子参加研学游活动的意愿中,“非常愿意”的占比为63.03%,说明研学市场已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与消费认同。

参照《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回顾第二届文化遗产研学十佳项目和十佳线路宣传展示活动的入选案例,本文旨在探讨当下文化遗产研学的特点和发展方向。

技术不再是噱头,而是体验的延伸

这批入选案例里,数字化几乎成了“标配”。正如云南省博物馆馆长刘旭在第二届文化遗产研学十佳项目和十佳线路宣传展示活动终选会期间所说:“当下以AI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应用使文化遗产研学效果远超以往。数字技术打破时间与空间限制,让广大研学者在文博机构即可一日‘阅’千年。”

但真正应该关心的不是“用了什么技术”,而是“技术被用在了什么地方”。

首都博物馆的社教研学项目,没有过度引入各类设备,而是用数字化打通了前端服务和后端管理。这个选择的逻辑很清晰:技术不光是给孩子看的,也是给研学组织者用的。互动体验提升是一头,管理效率提升是另一头,两头衔接,技术才算真的嵌进了研学的骨架里。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秦学好问”项目,以“品牌化、IP化、数字化”为内核,从“袖手俑”和“高级军吏俑”中提取形象,打造出“秦学俑”“秦问俑”两个IP角色。技术在这里不是冷冰冰的屏幕,而是孩子可以对话、可以上手、可以自己创造的“伙伴”。秦代历史就这样被翻译成了孩子能听懂的语言。

中国文字博物馆的“拾趣方块字”研学项目,借助AI搭出一条覆盖汉字起源、演变、艺术和应用的文化链条。研学者在智能交互屏上临摹甲骨文,AI实时识别、即时反馈——把艰涩的文字学知识变得可感、可参与。

技术好不好,不看它有多新,看的是孩子们记住的是和“秦学俑”的对话,甲骨文的识读,还是“那个VR眼镜很酷”。

好的研学,拼的是课程的完整逻辑

技术只是外衣,扎实的课程体系才是关键。查阅入选案例的申报材料,站得住的那些项目,大多在课程构建上下足了功夫。这一点,与《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把课程设计列为研学指导师核心技能之一的要求,刚好对得上,它要求从业者能根据受众特点和资源特征,系统开发兼具知识性、趣味性和实践性的研学课程。

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的“商都趣游”项目,研发了20余款围绕郑州商都历史文化的精品课程,让研学者的足迹不再局限于展厅,而是延伸到了研学教室、沉浸剧场、遗址现场甚至古建院落,在不同的场景中学习各类知识,让文化传承在“心”动与“脑”思的共鸣中落地生根。

福建博物院的“寻味丝路——青少年策展研学营”切入点更巧。它没有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入手,而是选择了“美食”这个最贴近生活的切口,引导青少年从主题构思、展品选择,到展陈设计、讲解推广,完整参与一次策展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从被动的知识接收者,变成了主动的文化探索者和传播者。

宁夏固原博物馆的“探陶寻踪·泥火承古”项目面向10岁至16岁青少年,设计了六期课程,先看展了解陶器,再学纹饰知识,然后上手和泥、盘筑、拉坯、绘纹,最后模拟考古修复。“我们选择陶器作为研学主题,因为它是解读千年文明的‘密码’,不能让它沉默地躺在展柜里,应当让孩子们通过陶器,对历史产生兴趣,通过亲手制作陶器,去了解先民们的生活、审美与智慧。”宁夏固原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马彩虹的这句话,说得实在。有目标、有过程、有体验、有反馈的完整学习闭环,才是好的研学体验。

单打独斗行不通,跨界合作已成常态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文化遗产研学早已不是文博机构的“独角戏”,跨界合作成为行业常态。

辽宁省博物馆的“协同共育·育见未来”项目,把跨界合作铺成了一张网。他们与新东方文旅联合成立“辽博Star·研学院”,将馆藏资源与专业课程研发能力对接,推出了“山海有情·大漠鸣沙”主题研学营和“双语研学营”,由中外教师联合带队,让青少年在博物馆里学会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与沈阳广播电视台联手打造“今日有好课·辽博‘划重点’”线上线下互动课程,专业主持人与金牌讲解员同台搭档,用轻量化、系列化的内容设计把博物馆课堂搬上屏幕,累计受众近百万。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探源早期中国”主题研学线路则是联合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与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科研成果,设计了一条串联二里头、仰韶村、庙底沟、双槐树、大河村、贾湖、平粮台等重要遗址的研学线路。2025年5月,首期活动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宏担任班主任全程随行指导,十位来自高校、教育、艺术、传媒等不同领域的“文明探访人”通过公开招募入选,在专家带领下实地踏查遗址,体验模拟探方刮面,参与器物修复。参与者、历史教师张中星在活动中讲道:“我们不一定要把所有的孩子都培养成考古人,在他们心中种下热爱历史、敬畏历史、尊重历史的一颗种子就足够了。”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瑾说:“文博机构既作为主体自主设计实施活动,也作为服务方提供场地与内容支持,两者正在逐渐融合,形成一种复合型的研学形态。”

从展厅到街巷,城市就是最好的课堂

和定点研学项目不同,研学线路的价值在于“串联”。这次入选的线路,在空间拓展上给了不少惊喜。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觉醒年代”研学行依托北大红楼,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7所高校建立长期合作。活动以课题研究为牵引,围绕伟大建党精神、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等方向,带着学生开题、研讨、实地调研。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联动31处建党主题旧址,把北大红楼、蒙藏学校旧址、北大二院旧址、陶然亭慈悲庵等散落在城市里的红色地标串成了一张网。2025年暑期推出的“追寻大钊先生北京足迹”City Walk,不仅面向大学生,还吸引了百余名中小学生报名,孩子们拿着研学手册走完了一堂“行走的大思政课”。两年多来,团队师生完成40余篇学术论文,其中21篇发表于《人民周刊》,出版了《新青年觉醒年代研学行专号》等书籍。

湖北省博物馆的“曾侯乙尊盘诞生记”研学之旅,以镇馆之宝曾侯乙尊盘为切入点,为12岁至18岁中学生量身打造了为期两天的研学体验。线路把湖北省博物馆、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柯锡太遗址考古工地等串联起来,构建了一条“全链条”青铜文明研学路径,青少年可以完整体验从找矿、采矿、冶炼,到铸造、考古发掘的全过程。线路还运用数智课堂、AR实景等手段提升参与感,自启动以来线上线下参与人次超千万。

成都博物馆的“成博带你游成都”提出了“城市即博物馆”的理念,目前已经策划三条主题线路:一条聚焦成都“3000年城址不迁、2500年城名不改”的世界城市史奇迹,从成都博物馆出发,串联起“成都矛”、东华门遗址公园、1906创意工厂与成都规划馆,通过文物叙事与空间对话,从成都的历史走向未来;一条以锦江为叙事主线,链接起都江堰的水利智慧、成都蜀锦织绣博物馆的“濯锦”工艺、水井坊传统酿造的匠心传承与“活水公园”的生态治理巧思,展现成都“因水而生、依水而兴、以水而荣”的文明脉络;还有一条以展现抗战时期四川人民为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作出的伟大贡献为主线,链接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成都一号防空洞、成都大轰炸纪念墙及遇难同胞纪念雕塑、车耀先纪念馆与努力餐楼,传承红色记忆,赓续红色血脉。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百城千校行——诗行三峡”,则把三峡文化送到新疆、青海等偏远地区的校园。这种“走出去”的研学,不仅拓展了教育的边界,也让文化遗产的影响力辐射到了更广阔的范围。

研学市场的热情有目共睹,但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可回避。高品质、重探究的产品依然稀缺,“重游轻学”“游而不学”的现象仍然存在。家长挑选研学项目,最看重的安全保障、行程安排、教育内容——恰恰是行业的短板。

《研学旅游指导师国家职业标准》将教育属性“置顶”,立德树人、寓教于游写进了职业守则,课程设计、研究性学习、学习效果评价是必考内容,安全管理更是贯穿全流程、全等级,从隐患排查、健康监测到预案编制、现场处置、舆情管控,一环套一环。

对于未来的发展方向,杨瑾认为,文化遗产研学需要走向分众化和体系化,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设计差异化的内容,并逐步构建覆盖全国的研学网络体系。河南省文物局副局长贾付春认为,要坚持内容为王,强化实践操作和成果转化,同时推动数字化技术与研学场景的深度融合,加强区域联动和资源共享。

文化遗产研学这条路没有捷径,需要文博机构沉下心来打磨内容,需要教育、旅游等多方资源形成合力,更需要整个行业始终守住教育的初心,对文化传承保持一份敬畏之心。只有这样,文化遗产研学才能走得更稳、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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