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学为考古学开辟新范式

段勇、高霄旭在2026年第5期《故宫博物院院刊》撰文《文化遗产学视域下的考古学理论与实务研究》认为：考古学凭借时空分析与物质文化释读的独特优势，在重建人类历史中不可替代。然而，当代遗产实践涉及多维价值判断、多元主体互动和跨领域治理，已超越传统考古学的单一学科框架，使考古学面临制度衔接、价值表达与社会沟通等方面的结构性挑战。文化遗产学是以“遗产”现象为研究对象、以价值认知与保护管理为核心的综合性应用学科。该学科基于“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三大原则，整合“价值评估、空间叙事、社会治理、阐释传播”四种工具，为破解当代遗产困境提供系统方案。考古学通过前置性调查、诊断性知识与长期监测，成为支撑遗产政策的知识基础设施；在多维价值评估中提供时间深度与演化逻辑的“坐标系”；并通过开放田野与解释性展示，在公众参与中扮演“公共实践的组织者”与“意义协商的中介者”。未来，考古学与文化遗产学的协同发展需要在认识论、实践机制、治理结构和国际比较等多层面持续探索，使考古学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赋能当代发展的社会文化力量。

考古学夯实“何以中国”学理支撑

孙庆伟在2026年5月23日《人民日报》第7版撰文《不断夯实“何以中国”的学理支撑》认为：新时代以来，依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科研项目，考古工作者在实证“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同时，强化了中国考古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和原创性。湖北学堂梁子“郧县人”3号头骨为百万年人类演化史提供关键证据，古DNA研究证实“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理论，在人类起源领域确立了中国话语。上山文化水稻遗存与东胡林炭化粟表明“南稻北粟”农业格局在距今万年前后形成，良渚古城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中国学者据此提出文明定义与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原创性贡献。考古学者还深入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让文明特性更具象、更富历史内涵。同时，考古学者主动走向大众、参与国际对话，“十四五”期间在2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49项联合考古项目，有效提升了中国学者在文明研究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为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贡献了考古学力量。

人工智能时代，警惕“知识陷阱”

张宝明在2026年第2期《历史评论》撰文《正视人工智能时代的学术伦理》认为：人工智能正深刻改变知识生成方式，催生一种新的“知识陷阱”——并非知识太少，而在于“知识过于顺手”。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史料快速组织为逻辑连贯的文本，掩盖了其对语境和价值观的无视。历史学尤其危险：史料本是嵌入特定时代与话语结构的历史产物，但AI在处理中遮蔽了其原有复杂性，压缩了研究者与原始材料的直接接触，使“细读”与“反复比对”可能被技术流程替代。更严重的是，AI介入导致史学伦理困境集中体现为研究者主体性弱化与责任边界模糊。AI还可能固化训练数据中的种族、性别等偏见，并模糊原创与剽窃的界限。面对这些挑战，必须坚持人工智能的工具属性，不能把判断性与解释性工作外包给算法；应主动创设规范使用的学术伦理规则，要求对AI使用进行披露和人工核验；同时坚守历史学的学科本位，构建常识性—阐释性—综合性的研究范式，避免被技术逻辑主导。历史学的合法性与意义建立在对价值与责任的持续反思之上，若任由智能逻辑主导，其解释能力势必削弱。技术可以赋能，但判断与解释的主动权必须掌握在人文研究者手中。

冷门绝学关乎中华文脉赓续

杜运辉在2026年5月11日《学习时报》第2版撰文《为什么要重视冷门绝学》认为：冷门绝学虽属小众学科，却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首先，它具备“文化戍边”功能。边疆史、古地图、多语种地名文献等研究，能够厘清我国历史疆域变迁，为领土归属与边界划分提供历史证据和法理支撑，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其次，冷门绝学实证了中华文明的独立起源与多元一体格局。古文字、出土文献、考古遗存等综合研究表明，中华大地上没有出现原有人群及其文化传统被取代的现象，农业文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第三，冷门绝学有力维护了中华文明话语权。它揭示了西方学界“民族国家”“内亚史观”“新清史观”等概念背后的话语陷阱，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牢牢把握科学阐释中华文明史的主导权。第四，冷门绝学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证明多样性统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文明的发展方向，并为“一带一路”建设、全球文明倡议等提供历史参照与学术支撑。我们必须继续巩固冷门绝学的基础地位和战略地位，优化评价机制与人才培养机制，确保中华文脉赓续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