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史前时期，这一区域先后分布着虞城马庄第五层遗存、大汶口文化王庄类型和尉迟寺类型、造律台文化以及岳石文化。该区域是中原与海岱、江淮等区域文化互动的前沿和重要通道，诸多文化因素在此汇聚，夷夏长期在此交融，该区域的文化特质深刻影响着早期中华文明的发展。

先天的不足

石制品在史前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此，这一时期的石料资源尤其是优质石材是关乎文化兴衰发展的核心资源之一。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属黄淮冲积平原，该平原主要由黄河、淮河及其支流携带的泥沙沉积而成，其基岩深埋于百米以下的沉积层中，仅有永城芒砀山、宿州龙脊山、徐州云龙山等少数位于边缘地区的石灰岩质低山丘陵。此外，该区域在史前时期属于典型的湖沼堌堆地貌，遗址所在的堌堆周围被河网和沼泽环绕。这种地貌虽然提供了渔猎之利与水源，但地处下游，加之深厚的淤泥沉积，进一步阻隔了仅有的、通过河流远距离搬运而来的零星砾石资源，使得就地取材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豫东和皖西北等腹心地区，甚至半径近百公里内无任何稳定的山体或基岩出露，石料稀缺程度远超周边区域（图一）。因此，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可称之为史前石料最为缺乏的地区。

石制品的特征

受制于石料的缺乏，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史前石制品的特征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首先，出土量不丰富。该区域出土的石制品远少于石料相对丰富的地区，诸遗址均有此特点。例如大汶口文化蒙城尉迟寺遗址1989年至1995年共发掘约70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409件。造律台文化淮阳平粮台遗址1979年至1989年发掘面积约500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仅105件（不含残块）。这一数量远低于石料富集区的同期遗址。

其次，生产非常薄弱。目前诸遗址出土的石制品绝大多数为成品，仅个别遗址有少量石镞坯、石刀坯出土，数量少因而产量小。诸遗址与石制品生产相关的初坯、石片、废料和石锤等也较为罕见，同时砺石多为小型，不便于打磨石器。此外，虽然部分遗址存在石锛、石钺等器类改制现象，但这些器类多数硬度较高，改制不易，因此改制现象并不流行。综上，目前苏鲁豫皖地区已发掘的诸遗址其石制品的生产皆无法满足自身需求，均属于消费型遗址。

再次，充分使用非石质工具。虽然该区域的石制品器类比较齐全，常见器类均有出土，但器类占比并不均衡。诸遗址基本以石斧、砺石、石镞、石锛和石钺作为最主要的石制品种类，合计占比往往在70%以上，而石铲、石刀、石镰等农业工具占比较少。这一现象并非说明农业生产活动不发达，而是该区域因地制宜使用非石质工具所致。苏鲁豫皖交界地区旷野平林中遍布湖沼湿地，动植物资源丰富，此地先民广泛使用木器和骨角蚌器替代石质工具。由于埋藏环境不佳，木质工具难以存留，但诸如柘城山台寺（图二）、夏邑清凉山、杞县鹿台岗等遗址均有与石制品数量大致相当的骨角蚌器出土，尤以蚌刀、骨镞、骨凿等数量众多，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石质工具的不足。

最后，多数器类依赖外部输入。鉴于石料缺乏、本地生产薄弱且出土石制品的器形普遍偏小，各器类多依赖外部供给，尤其是石斧、石锛、石凿等无法被其他材质替代的硬质工具，几乎完全来自外地。多源输入格局，使得该区域石制品岩性种类丰富，同一器类的器型也呈现出多样性。同时，石镞、石锛、砺石等器类存在优势岩性和相对集中的器型，暗示可能存在相对稳定的来源渠道。需要明确的是，输入至各遗址的石制品主要为成品，而非石料。

困境与展望

当前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史前研究多聚焦于陶器、墓葬、大型聚落或城址，而石制品在发掘和整理中往往被忽视，现有认识多停留于数量少、器形变化小的初步印象，其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区域的石制品研究不仅需要岩性鉴定、残留物分析、微痕分析等多学科参与，而且由于单一遗址出土数量有限、信息不足，需要具备广阔的视野，系统地进行跨区域、跨文化的分析研究，其研究难度明显有别于其他地区。然而正因如此，这一领域尚存较大的学术空白，其潜在价值可在适应策略、区域互动、社会演进等层面进行深入挖掘。

其一，研究资源困境下人类适应策略的珍贵标本。石制品作为当时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原料短缺必然对多项生业活动产生影响。面对“无石成器”的困境，该地区先民将实用主义与资源环境相结合，广泛利用其他材质的工具并积极寻求外部输入。正是通过这套集“替代+输入”于一体的复合型资源利用策略，维持了生产力的稳定发展，形成了该区域独具特色的石制品面貌，集中体现了史前先民的生存智慧。

其二，复原区域互动的流通网络。流通网络的运转可以有效整合资源，增强区域资源互补与协作能力。石制品以成品的形式输入该区域的诸遗址，则输入地必然与生产地产生密切联系。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地势平坦、河网密布，这些河流可作为重要的运输通道，从而构建起细密的流通网络。由于石制品来源地分散且总量有限，因此其流通模式倾向于开放式的小规模零散交换或工匠人群携带，而非官方组织的集体行为。政治性的资源管控并不明显，流通网络呈现出较强的自由贸易性质。

石制品所代表的物质输入往往伴随着人群的流动、技术的传播、贸易的开展，是区域间文化互动的“物证”。开放式的流通网络赋予了这一区域较强的文化活力，大汶口文化王庄类型和造律台文化皆曾呈现川汇四方、多元融合的繁荣景象。

其三，理解早期文明发展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史前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区已具备发达的流通网络和广域的文化互动，然而该区域为何未能突破发展瓶颈，进而演化出早期国家？从石制品生产流通角度或可提供部分启示。

一方面，石制品作为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其生产技术的替代和转移，虽使该区域先民从石器制作中解放出来，得以更专注于农业、建筑或其他手工业，但同时也导致其缺乏应对危机的技术储备。重要生产工具的获取长期受制于外部环境，严重削弱了自给能力，一旦供应链中断，聚落的运转将面临严重危机，凸显了消费型聚落的脆弱性；另一方面，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的史前遗址普遍规模小，内部缺乏复杂分工和等级制度，社会权力基础薄弱。反映在石制品流通领域，其分散和流动的输入模式表明，社会权力结构更倾向于“协商式”或“服务式”，难以催生一个能够垄断重要资源与流通网络的强权核心，从而制约了社会向更高层级的演进。这与早期国家“垄断-控制”型模式有显著不同，例如拥有一个以资源获取为核心的政治经济体系，是二里头遗址能够步入早期国家的重要原因。

结语

手工业考古、文化交流互动与早期国家形成，均为当前考古学所关注的热点。在此学术背景之下，苏鲁豫皖交界地区的石制品研究，恰恰处于三者的交汇点上。这些“不起眼”的石制品，不仅是先民在资源困境中谋求生存的智慧见证，更是复原区域互动网络、理解早期社会发展的特殊窗口。

然而，长期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近乎空白。原料来源不明、流通路径不清、区域比较缺失……诸多基础问题尚待解决。我们呼吁重视这片学术沃土，以多学科手段系统推进，让沉默的石器讲述完整的史前故事。

［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丹淅流域出土新石器时代石制品的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25XWH18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