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国都番禺（今广州市）是西汉南越国的核心区域，其社会融合结构是南越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诸多不同层面综合而成的架构。越来越多的考古学证据表明，南越国的基层社会组织、手工业生产是与族群构成、社会分层相关联的。综合利用目前所见的考古学资料，包括墓葬、城址、青铜器铭文、宫署遗址、手工业遗存、水井、木简等各类遗存，考察南越国的族群构成、社会分层、社会生产和分工、基层社会组织等问题，有助于丰富历史及考古学界对西汉南越国社会结构的认识。
族群构成上的交融共生
综合南越国墓葬和青铜器铭文两类材料，可大致勾勒出西汉南越国的族群构成总体情况：主体人群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原移民（或称南下汉人），一类是百越支系（或称越系人群）。南越国都城番禺地区除了中原南下汉人和土著越人以外，还有不少次生越人以及已经汉化的越人群。
西汉南越国南下汉人墓地和越人墓地在空间分布形式上呈现出共同的规律：单纯的汉人墓地和以汉越融合为主体的墓地数量远远多于单纯越人墓地。以汉越融合为主体的墓地数量虽然多，分布集中，但规模相对不大，如淘金坑墓地最新勘定的范围达10000平方米。越人墓地数量虽少，但分布较为集中，墓地规模相对较小。越人墓地和南下汉人在空间分布形式或丧葬习俗上存在差异。在单纯越人墓地中，其墓葬年代基本都跨越春秋至战国时期，部分至西汉初期，如榄园岭遗址、沙岭遗址第一期遗存、陂头岭墓地、镬盖顶岭遗址等。与之相关联，在汉越融合为主体的“次生墓地”中，如瑶台柳园岗墓葬群，墓葬年代集中在西汉南越国时期，多数越人墓地年代也相对较早。说明西汉前期南下汉人和本地越人墓地相互融合，西汉前期土著越人与南下汉人共同埋葬于同一墓地，墓地形式的变化，反映出本地越人与汉人的融合过程。
南越国汉越融合墓葬特征在西汉时期发生过变化，而发生变化的墓葬特征又恰恰都是“汉式”墓葬中具有身份地位标识意义的方面。与此同时，能够辨识出来的越人墓葬数量相应减少，这一现象应该与土著越人丧葬习俗的转变有关。在与汉文化的融合过程中，首先发生融合转变的可能是地方土著中的上层贵族，他们接受了中原汉人的器用制度、墓葬形制、丧葬习俗等。岭南地区西汉南越国时期的汉越混合墓葬等级呈现升高的现象，说明此时接受汉文化的很大部分是中上层贵族。在“礼不下庶人”的历史背景下，统治阶层埋葬习俗对新生风尚提倡显得更为迫切，墓葬中流行多室木椁墓，随葬铜镜、“半两”钱，鼎、盒、壶、钫汉式礼器组合，铁生活用器等汉式习俗。
社会阶层的分化与重组
南越国都城番禺地区发现的墓葬、城址、宫署遗存、青铜器铭文等出土材料证明，西汉南越国存在显著的社会分层。西汉南越国主体人群分为土著越人和南下汉人，不同族群在身份层级以及彰显身份层级的方式上存在差异。
从动态发展上看，西汉南越国的阶层流动和重组现象已经发生，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汉人和土著越人墓葬等级整体上存在消长变化，土著越人墓葬等级呈现逐渐下降趋势。二是土著越人墓葬中具有身份地位标识意义的特征逐渐减少或消失不见，如墓底局部铺垫小石子，器物出现精美的羽人纹饰，使用靴形青铜钺、仿中原原始瓷瓿等标识越族遗民身份的习俗，都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其后经历了逐渐减少乃至消失不见的过程。岭南地区西汉前期的越人墓葬中，不再随葬仿铜陶礼器，铭文中的族徽已不见。三是埋葬形制发生变化，西汉南越国时期墓葬中很少见有战国时期习用的棺椁间设置“头箱”“足箱”，腰坑、二层台等墓葬附属结构也逐步衰亡不见。四是同一区域居住和使用人群发生过转变，如广州镬盖顶岭和罗泊湾汉墓的墓主人为越系人群，担任王朝臣属，而这一带的西汉南越国时期的墓地族属却多为次生越人，暗示区域内人群主体的变化。同样的现象亦见于增城浮扶岭一带，M511器物组合以越式为主、融入汉风，年代在南越国早期，一般认为是较为单纯的越人墓地。而近年广州西湾路石子墓发掘的墓葬常见叠加楚式棺椁、汉式玉器，墓葬年代在西汉早期，表明该区域在西汉前期已经成为普通越人集中居住的区域。该墓以平民级、城区位、越人俗的特质现象反映出其与同区域汉人墓对照，清晰呈现汉越共存、渐进融合的基层图景。五是西汉南越国家族墓在不同时期具有分布规律，形制多样、随葬品丰富且多元，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特点。西汉南越国地区考古材料从不同角度呈现出诸多变化，表明西汉南越国墓葬不仅存在层级分明的社会分层，而且阶层流动与重组现象已经发生，其间既有当地越人对中原汉文化礼制习俗的转变，又有南下汉人次生越化的现实，也伴随着不同族属群体间物质财富及人口等方面实力的消长变迁。
社会生产的专业化与分工
根据西汉南越国出土的生产工具种类和数量，结合南越王宫署遗址、广州第一人民医院遗址、贵城遗址、北流铜石岭铸铜地点等多个地区手工业作坊遗存或器物的发现，可大致勾勒出西汉南越国社会生产的面貌。作为南越国时期政治中心的都城番禺地区，农业生产、手工业生产、交通与贸易发展均衡，有相当比重的农业生产和通商贸易是该地区不同于中原和关中地区的特点。在手工业生产门类中，都城番禺地区制陶业和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产业，农业、贸易商业相对发达，可能是农业经济广泛开展的基础。都城番禺地区看似与郡县城邑定位不匹配的农业生产和商贸生产活动的存在，却在各类社会生产之间形成了彼此互相关联的类似产业链的依附关系，相较而言，南越国制陶作坊数量比同时期的闽越等地区多很多。南越国靠近珠江口的沿海地带，存在以珍珠采集、海上香料加工为主的特色作坊。都城番禺地区除冶铸生产发达以外，其余手工业生产门类基本齐全，显现出均衡发展的局面，包括官营纺织生产、石制品生产、漆器生产、度量衡和武器生产等。这些不同门类的手工业作坊规模不等，以大型作坊为中心形成岭南地区手工业从萌芽到专业化的发展历程。与发达的手工业生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岭南地区在西汉南越国时期发现的农业生产工具和渔猎业生产工具非常多，说明其农业生产和渔猎生产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占比较大。
南越国都城番禺地区农业、渔猎业与手工业中的玻璃制造业和制陶业形成了一种产业链式的共生关系，也是数个郡县中唯一农业和渔猎业占比较高的治所。都城番禺地区主要发展手工业，各种手工业门类均衡发展，产业结构综合稳定，形成手工业生产片区。同时，桂林郡地区也在发展手工业生产中可能设有官营冶铁作坊，其与南海郡地区在社会生产结构上似乎形成了互补和依附关系。南越国时期多个郡县在社会生产上各有侧重，南越国南海郡地区是手工业门类较为齐全、综合发展的经济中心，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工匠有相当一部分为南下汉人。西汉南越国时期主要生产门类形成农业纺织+制陶冶铸模式，而交趾郡越南北部地区则主要发展制陶和竹木业。
基层社会组织以郡县制为框架、汉越双轨治理为核心
从现有资料出发，探讨西汉南越国的基层社会组织情况，可以郡县制为骨架梳理南越国时期人群构成、阶层构成和社会生产情况。这些相关联的因素相互交织，使得探讨西汉南越国的基层社会组织情况需要综合考虑族属、阶层、社会生产与分工，单纯从墓葬材料出发，以血缘或地缘来解释西汉南越国的基层社会组织已无法匹配当时社会的复杂情况。
南越国继承秦代“郡县制”，在中原移民集中的区域（如番禺、龙川等核心城市周边）推行乡—里—什伍的基层行政体系。被迁置在南越国都城的部分南下汉人，脱离了土地，成为专门的手工业匠人，由赵氏政权直接控制，他们生前的生产、生活集中在“里”中，死后其埋藏形式呈现出汉越融合、分层演进的特征，既吸收了原生越人葬俗的文化底色，又保留中原土葬礼制，形成多元并存的丧葬体系。在西汉南越国前期，南越赵氏政权将南下汉人迁置南越国都城番禺，采用“里”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形式。而越人基层以血缘为纽带，共同拥有土地（“雒田”），集体耕作、平均分配，保留“断发文身”“鸡卜”等传统习俗，通过祭祀（如祭龙母、祖先）强化氏族凝聚力，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然继续保持。次生越人在居葬形式上应有专门的居住区、专门的墓地、专门的田地或山林，贵族能够受封土地用以农业生产，高级贵族有自己的土地。西汉南越国时期次生越人和土著越人在管理形式上的区别泾渭分明，随着南下中原汉人与地方土著越人逐渐融合，南越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逐渐向地缘性转变，保留中原“汉式”葬俗的墓葬出现在南越人墓地中。从历史文献和青铜器铭文资料看，西汉南越国另一种比较特殊的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为“雒将”，“雒将”是兼具军事和行政的社会组织，具有不同的层级结构，担任雒将职位的人物以越人为主，西瓯、骆越等越人以氏族公社为基层单位，首领称“雒将”（或“雒侯”），掌管部落生产（如“雒田”的集体耕作）、内部纠纷及对外联络。
融合了南下汉人和越人的地域性基层社会组织在南越国的出现，是中原制度与岭南越人传统深度融合的二元结构，核心围绕“和辑百越”政策展开，呈现“行政统辖+血缘/部落自治”的双层格局，是在中原移民与岭南土著越人融合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伴随南下汉人与当地越人的融合，基层社会组织形式也相应发生变化。秦汉时期，随着越地民众心理、身份认同的转变，以血缘为纽带的岭南氏族组织被打破，土著越人与汉人埋葬于同一墓地中。相应的，在居住形式上，也出现中原南下汉人与岭南本地越人杂居而各有分地的现象，此时基层社会组织已经不再单纯以血缘为纽带，真正具有了地缘性质。
[本文系贺州学院南岭民族走廊研究院课题“秦汉时期南岭走廊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研究”（项目编号：2025KF11）的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贺州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