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海西岸的山东半岛南端，一座名为琅琊台的山峰三面环海，巍然耸立。两千多年来，关于“琅琊台”的争论从未停歇——它究竟是因“山形似台”而得名，还是真如《史记》所载，是秦始皇“徙黔首三万户”在山巅筑起的巍峨高台？2019年，随着琅琊台遗址主动性考古发掘获得国家文物局批准，这座海上高台的神秘面纱，终于被缓缓揭开。作为山东省近年来规模最大的秦汉时期考古项目之一，历时七年的琅琊台遗址发掘不仅是一次对古代大型国家工程的实证，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一次对秦汉王朝统一融合的深度探寻。琅琊台的考古岁月，对我的人生来说，也是一段非常重要的成长经历。
缘起琅琊：发掘背景筹备工作
我对琅琊台的向往，始于2011年进入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之初。那时在任的郑同修院长曾多次讲到：“山东秦汉考古，琅琊台是绕不开的课题。”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琅琊台遗址保护规划的编制需要以翔实的考古资料为基础，有必要进行一定规模的科学考古发掘。在郑院长主持下，我参与了琅琊台遗址考古工作方案的编写，收集了大量资料，对遗址的历史和现状有了大致认识。另一方面，我的同学郑陆红、师兄彭峪在青岛考古所工作，我们曾多次聊起琅琊台遗址的情况。多年来在林玉海所长带领下，他们对遗址做了大量的调查、勘探工作。“大台”“小台”、夯土层、陶管道，这些名词从他们口中说出，仿佛带着历史的温度，让我对琅琊台有了更生动形象的认识。2015年，我在黄岛区发掘汉墓期间，曾跟随区博物馆翁建红馆长到过琅琊台。当我第一次站在琅琊台山顶时，置身于山海之间独特景观之中，内心被深深震撼。脑海中反复背诵《史记》中关于始皇东巡筑台的记载：“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只是当时并没有想到，自己已与琅琊台结下了深厚的缘分。
2019年初春的一天，当时分管田野考古业务的孙波副院长通知我，尽快准备好琅琊台遗址主动发掘的申报材料。几乎就在同时，青岛考古所的彭峪师兄跟我打电话，说他们在沿海岸调查中，于琅琊台东南方向的海边断崖发现了战国时期瓦片堆积。这一发现意义非凡——这些堆积早于秦始皇东巡，暗示了遗址内存在更早的建筑营造。他们也想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开启琅琊台考古工作。于是，省、市考古院所联合向主管部门提交了主动发掘申请。不久，国家文物局下发了年度发掘证照，同意山东考古院和青岛考古所共同作为主持单位，对琅琊台遗址进行700平方米的主动性考古发掘。
发掘获批后，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深知责任重大。为了进一步了解更多遗址信息以确定具体发掘方法，同时对遗址环境和遗存分布情况有更深入的了解，我先组织了一次考古调查。以此为契机，考古队也初步组建起来，人员包括我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张敬伟、陈辰、李召恒，青岛考古所彭峪、杜义新以及黄岛博物馆李祖敏等多位同事。由于有了市、区兄弟单位前期工作基础，调查目标明确，过程非常顺利。开始时是四月上旬，内陆已经暖阳融融，而海边仍是春寒料峭，呼啸的海风在迎接我们的到来。我开玩笑地发了个朋友圈，起名为“重穿秋裤，再访琅琊”，考古工作就这样正式启动了。
拨云见日：高台现身山海之间
在调查勘探基础上，最初的发掘区最终选定在两个关键位置：一是主峰山顶，二是东南海岸发现战国瓦片堆积的地点。山顶是遗址的中心和制高点，也是发现夯土面积最大的区域，要解决关键问题，就必须对山顶进行发掘。海边地点青岛的同事做了详细的前期工作，易于入手，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早于秦始皇东巡的遗存，这对于我们以往的认识是一个突破。为了记录方便，要对两个地点进行简洁明确的命名。山顶被大面积夯土覆盖，命名为“大台”；海边地点有建于清代的亭子兰炮台，当地人把“亭子兰”作为这一片地的名称，我们也以此命名。两处地点的发掘同时开展。其中，大台地点选择山顶西侧树木稀疏的缓坡，在坡上我们布设了一条长30米、宽2米的东西向探沟，采用小面积解剖的方式，尝试以最小的切口了解尽量多的信息。在琅琊台风景区和琅琊台社区的大力协助下，考古发掘顺利进行。
大台发掘区的探沟中，我们除了直观了解到夯土台基的结构外，还发现了大量建筑材料，包括板瓦、筒瓦、云纹和“千秋万岁”文字瓦当，以及带有纹饰的铺地砖等。一件件文物如同拼图碎片，不断拼接起历史的真实样貌。考古队员每天按部就班，清理、拍照、记录、绘图，专注而又充满期待。
2019年11月中旬，天气逐渐变冷。一天下午，探沟东部清理出来一块加工规则的石板，和之前出土的其他文物不同，石板是固定在地面上的，应该是没有被扰乱。顺着石板轮廓继续清理，发现是一个长方形遗迹的一部分，这个遗迹呈方形，边长一米多，由多块三角形、长方形石板组成，石板之间严丝合缝，边缘向内侧倾斜，最中心是一块带有孔洞的方形石板。现场有同事惊奇地说：“这不像是卫生间的地漏吗？”后来的发掘证明，这是一处秦代房间内的排水设施，孔洞下面还连通着地下陶管道，其作用与现代地漏无异。秦汉时期，高等级建筑普遍注重排水，有完备的排水设施，陕西等地也发现了砖砌或者陶制的地漏，但是石板砌成的地漏，在全国范围内还是首次发现。这个发现让我们兴奋不已，都认为是个“好兆头”！
以地漏的发现为线索，我们继续发掘，于2020年至2021年在大台地点发现了一个房间，又在其周围发现了走廊、排水管道以及登台踏步。2022年至2025年又在山顶东部发现了天井、院落门址、石铺路面等一系列重要遗迹，山顶建筑的面貌也越来越清晰了。根据发现我们推测，山顶曾经存在一处高台建筑。这里的“高台建筑”不仅是高高的土台上有座建筑这么简单，而是指以坚实的夯土作为核心，外观上分为多个层级，顶部有主要殿堂、每层有依附于台基的房间和回廊，非常繁复壮观的一种建筑形式。自东周至汉代，高台建筑非常流行，所谓“高台榭，美宫室”，这种建筑往往具有很高的等级。
“琅琊台”的名字流传了两千多年，但其得名到底是因“山形似台”，还是“山上有台”呢？实际上在古代一直是存在争议的。即便有《史记》中秦始皇筑台的记载，很多文人学者还是不相信山顶建台是人力可为的事情。明代陈烨《琅琊台论》里说：“其称台者，以山形南面平衍，而上巅复宽平，有类于台，故谓之台，非于山之上又复为之台也。”而且他还指出山上建台“岂人力所能起哉？”现在通过发掘，我们终于可以拨开琅琊台的神秘面纱，知道琅琊台的“台”字名副其实，就是一座屹立于山巅的高台建筑，从而也证实了《史记》相关记载的真实性。
山上多石少土，面积达四万多平方米的建筑基础需要从山下大量运土上山，再以人力进行细致反复的夯打。这么大的工程量是怎么完成的呢？《史记》载秦始皇为此“徙黔首三万户”，即迁徙了三万户，也就是十多万人。作为辛劳工作的补偿，还免除了这些移民十二年的徭役。今天的我们站在发掘区，透过眼前层层夯土和累累砖瓦，仿佛能穿越时空，领略山顶高台建筑的宏伟壮观，同时也能看到万千秦代普通百姓忙碌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一点点地建造起了这座伟大的建筑。他们的汗水，滴落在这片土地上，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瓦当为证：确定建筑年代等级
山顶建筑的砖瓦来自何处呢？是就近烧造还是远方运来？在发掘的同时，更加详细和有目的性的勘探工作仍在进行。在琅琊台南部山下，我们发现了重要的线索。在山下西南有条山上延伸下来的冲沟，据说沟边的农田在耕种时常会出现一些红色的坚硬土块，是经过火烧的，村民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和烧窑有关，于是把这条沟叫作“窑沟”。
在调查中和勘探中，我们也确实发现了这里的碎瓦片比别处更多一些。发现这个线索，考古队员非常兴奋。在2022年，我们启动了对“窑沟”东侧地点的发掘。随着地表的耕土逐渐被揭掉，一片片形状规则、边缘齐整的红烧土区域露出来了，是陶窑！2022年至2023年两年的发掘中，我们一共发现了10座陶窑，虽然窑的上半部都已经被破坏了，但基本形状还在，能够看出是属于半倒焰窑类型。在窑室内以及旁边的沟中，出土了数量庞大的砖瓦类遗物，其中很多形状扭曲，显然是制作失败的残次品。出土绳纹板瓦、筒瓦和云纹瓦当等都与山顶所发现的完全一致，显然这批窑就是为山顶建筑提供建材的砖瓦窑。
在大量遗物中，有几件瓦当引起了我们的注意，这几件瓦当形体较大，上面的图案非常特殊，叫作“夔纹”。这种大型夔纹瓦当之前只在辽宁姜女石秦行宫、陕西秦始皇陵等秦代宫殿、陵园建筑中出土过，学界认为是秦代最高等级建筑的“标准器”。这个重要文物让我们异常振奋，没想到在远离秦都咸阳的黄海之滨，也发现了同样的大瓦当！大型夔纹瓦当的发现非常关键，一方面证明这批窑的年代就是秦代，连带着也坐实了山顶建筑的主体年代；另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建筑的等级至高无上。综合所有发现，山顶高台建筑毫无疑问正是秦始皇修筑的“琅邪台”。
拼图完整：厘清遗址时空格局
2024年至2025年，我们又在山南偏东发现了秦代院落基址，这是一处边长约120米的正方形夯土院落，四周有院墙，院内发现东西对称的长方形建筑基址。院落基址夯土结构、出土遗物与山顶一致。在山体南坡，我们通过勘探和试掘，又发现了连接山顶和山下建筑的道路。山顶高台建筑与山下院落共同构成一处秦代始建、汉代修葺的高等级建筑群落。
遗址内还存在早于秦代的建筑遗存。2019年至2021年我们发掘的东南海岸的“亭子兰地点”，证实是一处由长廊和院落组成的战国时期建筑群，出土器物具有典型的齐文化特征，印证了战国田齐经略琅琊的文献记载。2023年至2025年，我们又对东部海边的“小台”进行了试掘。这是一座依山体夯筑的大型平台，夯土结构与工艺也呈现出较早的时代特征。这些发现为我们追溯琅琊的早期历史，全面把握遗址内景观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通过多年度持续考古工作，琅琊台遗址在时空维度上的整体格局逐渐完整呈现。我们掌握了秦汉琅琊台建筑群“山顶核心—山下配套”的完整体系，同时也厘清了遗址内建筑“战国齐—秦—西汉”持续的发展序列，完整还原了琅琊台从齐国滨海重镇到秦汉国家地标的历史演变。
多年度持续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收获。琅琊台遗址考古成果先后入选2021年、2024年全国重要考古发现，并获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5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得到了考古业内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发掘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成果的取得，来自每一位考古队员的常年坚守、来自省、区、市三级机构协同作战、多学科交叉支撑的工作模式，更来自“保护第一、考古先行、服务规划、强化阐释”的科学理念。
当前，琅琊台考古工作仍在持续推进。未来重点方向包括：一是加强对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完整复原建筑群布局与结构；二是推动深化多学科合作，开展年代学、植物考古、动物考古、古环境、手工业技术等专题研究；三是加快考古成果转化，加强文物保护、价值阐释与展示利用，让考古成果走出库房、走向社会。
结语
黄海潮声，不绝于耳；秦台巍然，见证千秋。琅琊台遗址考古发掘拨开千年迷雾，实证了秦皇东巡、徙民筑台的壮阔历史，揭示了秦汉王朝经略海疆、开拓海洋的宏大格局，展现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真实历程。作为考古人，能够亲手触摸始皇帝留下的历史丰碑，感受秦汉王朝的雄浑气象是何等的幸运！我们也下定决心，将继续努力，通过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好这一历史瑰宝，以考古成果书写更加清晰、更加厚重的文明篇章，为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不竭动力。
（作者单位：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