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引导公众敬畏历史、珍视文脉、守护遗产。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以“文物属于人民 服务人民”为主题，重申文化遗产的公共属性，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保护利用导向，推动构建依靠群众、普惠群众、造福群众的系统性保护格局。

近些年，我国文物保护法治体系持续完善，遗产活化利用路径不断拓宽，全社会守护遗产、传承文脉的共识已然形成。但现实短板依然存在，涉文物刑事犯罪、公益诉讼案件时有曝光，管护缺位、开发失度造成文物与自然遗产受损的事件屡见不鲜。一些地区还不同程度存在重开发轻保护、重利用轻传承、重效益轻守护的倾向，亟需引起重视。

6月1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文物和文化遗产司法保护典型案例，其中三起案件分别涉及汉楚王墓群、鸡鸣驿五里台、霞客古道。这些散落于野外的遗存，暴露出类似的治理困境：或未纳入文保名录，或保护边界模糊，存在多部门权责交叉、相互推诿等问题。

相较于馆藏文物的集中管护模式，野外文物点多、线长、面广，基层保护的工作压力可想而知。专业人员短缺，安防设施滞后，难以实现常态化、全覆盖的精细管护。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基建工程、乡村文旅等各类活动，也在日积月累中侵扰遗产空间。

一些文化、自然遗产还面临着商业化的侵蚀，造成遗产价值不断透支和异化。江苏仪征南门大码头商业开发项目就上演了典型的“拆真建假”乱象，片区内原生明清文物建筑被擅自拆除，取而代之的是批量新建仿古建筑（央视《焦点访谈》2026-03-20）。敦煌文旅集团擅自占用世界文化遗产悬泉置遗址4426平方米土地建设供电项目，被处以44.26万元罚款（《齐鲁晚报》2026-03-11）。

近期曝光的遗产地案例还有：九寨沟周边村民为提升经营收益，私自扩建民宿挤占生态保护区核心范围；云南三江并流遗产地查实多家矿企越界开采，严重破坏原生生态风貌；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期间，有开发商假借生态旅游名义圈地建房，违规开发项目被督察组及时叫停。这些看似孤立的案例，深层的原因则有其共性：片面放大遗产的经济价值，忽视其文化底蕴与精神内核，折射出部分地区遗产保护与区域发展失衡的现实困境。

在文旅热的背景下，一些人只把遗产视为引流增收的资源，却忽略了其不可再生的文明传承价值。对能够快速创造流量、产生经济效益的遗产倾力打造，对文旅流量低、综合效益弱的古道、遗址等则疏于管护。同时，某些地方官员在实际工作中偏重短期发展成效，不愿直面和处理历史遗留难题，未能真正树立“保护文物也是政绩”的科学理念。

监管体系不完善、治理效能不足，为违规开发提供了可乘之机。基层文保力量不足，巡查覆盖面窄、时效性差，偏远区域、隐蔽地带的违建改造、私自开采行为难以被及时发现。林业、生态、文旅等部门权责交叉、衔接不畅，使得常态化联合管护、联合执法机制的效果大打折扣。

除了工具化思维，过度娱乐化、网红式的开发和传播，也在不断消解遗产的厚重价值。日前，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举行的《瑞安木活字印刷术文化档案》发布会上，学者冯骥才担忧地表示，过度娱乐化正让一些非遗变得浅表化。他提出，每一项珍贵遗产都需要严谨、翔实、完整的档案留存，决不能让后世探寻本土文化时无据可考。这一警示，点出当下文化遗产活化的误区：活化不等于娱乐化，利用不能等同于浅表化包装。

保护是遗产传承的底线，利用是遗产活化的延伸。二者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绝非对立博弈。破除遗产工具化困境，首要是正确认识文化遗产的价值，彻底摒弃唯流量、唯效益的功利思维，坚守遗产的公共属性、文明价值与生态价值。同时，治理层面需补齐机制短板、压实管护责任。构建跨部门、跨区域协同保护体系，完善联席会议、联合巡查、联合执法常态化机制，以明晰的权责边界、刚性的司法监督守住遗产安全底线。

莫将遗产工具化，须摒弃短视功利的发展模式，守好民族文脉与生态安全的根基。唯有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活态传承、惠民共享，才能实现遗产保护与区域发展的良性循环，让文化根脉绵延不息、自然遗产永续留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