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之下：湮没的都邑

南佐遗址位于甘肃省庆阳市西峰区后官寨镇南佐村，坐落在泾河一级支流蒲河和马莲河之间的董志塬西部。南佐，现在只是素有“天下黄土第一塬”之称的董志塬上的一个普通村落，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依然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油菜花开了又谢，麦苗绿了又黄。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谁也不会想到，这个普通村落五千年前曾是黄土高原地区的一个古国。

1957年，庆阳文化馆的贺书壁参加完甘肃省文管会组织的泾、渭流域文物普查培训之后，对西峰镇附近的文物进行了调查，发现了西峰西南6公里处的南佐公社疙瘩渠遗址。他将情况上报给甘肃文管会，文管会委派倪思贤协同前往复查，证实这是一处较大仰韶文化遗址，面积约24万平方米。这是关于南佐考古的第一篇文献，发表在1959年的《文物》第一期上。1962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的岳邦湖、张鲁章等在庆阳地区文物界工作人员的配合下，进行详细调查，确认南佐是一处规模很大的仰韶文化遗址，并命名为“南佐疙瘩渠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198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被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改称南佐遗址。

1984年至1996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先后对南佐遗址进行了两个阶段计6次考古发掘工作。1984～1986年主要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闫渭清、赵建龙、赵雪野老师等负责发掘。其间，1985年，北京大学考古系李仰松老师带研究生在此实习。1994年至1996年主要由赵雪野老师带队发掘。前两个阶段的发掘，最重要的收获就是完整揭露了F1这座五千年前规模最大的宫殿建筑，相关成果在中国考古学年鉴中有报道。为了制定遗址保护规划，2014年和2020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南佐遗址进行重点勘探，在九座夯土台外侧发现相邻的两重环壕。

学术之始：缘起与背景

由于没有系统公布考古发掘成果，南佐遗址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加之长期以来，南佐遗址所在的陇东黄土高原缺乏系统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导致对这一地区文明化进程缺乏系统认识。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北京大学已故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很早就从他的学生李水城、王辉老师那里了解到南佐遗址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发掘成果。他在2020年发表的文章中指出：“这（南佐）显然是一个都城级的聚落遗址”。（严文明：《中国文明的起源》，《国学研究》，2020年）

近年来，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开展，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石峁、芦山峁等重要遗址的发现，不断刷新了我们对黄土高原文明进程的认知。南佐遗址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年代又在距今5000年前后，其所处的关键时间节点和空间节点及已有的重要发现，让其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2021年，为了解南佐遗址的年代分期、聚落形态、生业经济、社会状况等问题，进而探讨黄土高原5000年前后的文明化进程，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中国人民大学等重启了南佐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持续开展了五个年度的工作（2021～2025）。

田野之思：聚落考古的思路与实践

聚落考古的理念意味着既要见树木，又要见森林。新阶段考古工作一开始便将南佐遗址定位为大遗址，按照“大考古”思路，秉持聚落考古的理念。坚持由点及面、从小到大、由内而外开展聚落考古，逐步搞清楚一个聚落的结构和布局，进而围绕该遗址在更大范围进行系统调查，确认单个聚落在区域聚落中的地位。这也是我们在五年时间能把这么大一个聚落的基本结构做得相对比较清楚的主要方法。

考古发掘延续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掘的大型殿堂式建筑F1,全面揭露以F1为中心的大型高等级院落。重点发掘核心区外围的院落，确定其与遗址核心区的关系。同时对核心区多个区域的夯土建筑进行大规模揭露。五年共计发掘4000平方米。

通过勘探、发掘厘清南佐遗址的范围、结构、布局和功能分区；在此基础上，以南佐遗址为中心，逐步开展全覆盖区域系统调查，在更大范围认识南佐遗址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五年来，围绕南佐遗址开展了考古勘探350万平方米、考古调查100平方公里。初步确认遗址的面积约600万平方米、主体区约230万平方米、核心区约30万平方米。

2021年发掘开始，我们就发现了F1的前厅，并在F1的东侧发现了一排房屋F3、F5、F6，还有那座出土了高等级器物的F2。同时根据前期勘探的壕沟位置，对保存比较好的西三号夯土台西侧的壕沟进行发掘，了解了壕沟的基本情况。尤其是F2大量器物的发现让我们意识到这样一个遗址并不简单，紧接着F1的前厅白灰地面、高大墙体的揭露，我们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房子，保存这么好的墙体和白灰地面，出乎众人意料。

2021年由于东侧一排房屋的发现，我们提出一种假设：在西侧可能也有一组对应的房屋。于是2022年的元旦期间，我们对F1周围的1万平方米区域进行了重点勘探，发现在F1的西侧也有成排房址，同时还发现周围有道路和壕沟，壕沟的深度达到12米，宽约15米。这次勘探，为我们后面的发掘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因此，2022年发掘开始，我们工作的中心就是F1的南侧和西侧，这一年在南侧发现了两重大门及瓮城结构，在西侧发现了多间联排房屋及近5米厚的版筑夯土护墙。2023年对F1的东北部进行了全面揭露，新发现一座大型房址F15及院落的北门、瓮城等。至此，前后历时近三年，我们基本完整揭露出了一个面积约4000平方米，以F1为中心、层层递进、主次分明的院落（一号院落），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宫城”。

2023年至2024年，我们的注意力从遗址核心区转向了核心区外围，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遗址主体区。完整揭露了三座窑洞式地坑院，房屋涂抹白灰面，还出土了大量器物，显示出其比周围遗址的器物更加高级，但是与宫城区有明显差别，级别应该不低。为了确定遗址的范围，还对遗址周围的壕沟、人工坑等进行了试掘，遗址的范围、结构更加清晰，基本确认了南佐遗址是一个以高等级院落为中心、多圈层结构的超大型聚落。调查发现南佐遗址所在的董志塬上密集分布多个聚落，南佐无疑是仰韶晚期董志塬聚落群的中心。

2025年我们又把工作转回遗址核心区，在遗址核心区西部全面揭露了“九台”之一“西三号夯土台”，并在西二号夯土台东侧发现一座大型夯土院落（二号院落）。院落的中心建筑F21坐西朝东，为前堂后室、一门三道、中轴对称格局，结构与F1相似，面积达到600多平方米。西三号夯土台形制为较为规整的长方形，总面积达1700平方米。2025年的考古发掘又是一次重大的发现，不仅发现了又一组大型宫殿建筑，确认了核心区迄今所见年代最早的高等级夯土建筑群，更为重要的是，明确了南佐遗址核心区是以中轴线统一规划和布局。这是中国古代目前所见年代最早、最为清晰的都邑聚落的中轴线。这与后世中国都城中轴线布局的特征基本一致，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和礼制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年时间，我们辗转核心区与核心区外围的十多个地点进行重点发掘与局部试掘，在遗址周边开展了大量的考古调查、勘探工作，其实就是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即确定如此规模巨大的遗址在空间上的延续性、时间上的共时性和功能上的互补性。这里面的内在逻辑是：先观察空间延续性，发现聚落内有稳定布局；再通过时间共时性，证明它们是同时存在的系统；最后用功能互补性，解释其社会运转机制。三者缺一不可：仅空间延续而无时间共识，可能只是不同时代的巧合；仅功能互补而无共时证明，则无法排除功能是因时代变迁而变化。

视野之拓：多学科的问题意识

在田野考古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问题单纯依赖田野观察和判断并不能很好地解决，或者说很难一锤定音。这就要求我们具备多学科的意识，因为，在田野中一些令我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通过与其他学科的合作研究，可能就会迎刃而解。

根据在发掘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我们及时联系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深入考古现场问诊把脉，共同解决我们遇到的学术问题。众所周知，遗址的年代问题是最重要的。我们注重精细化发掘，以地面为关键面，全面研究遗址形成过程（包括建造、使用、废弃过程）。建立遗址细致的地层堆积关系，反复确认遗存之间的共时关系，进而确认遗址的总体分期。我们对遗址中的多个连续剖面进行序列碳十四测年（截至目前已经测了近200个年代），建立起高分辨率的年代序列，为遗址的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撑和可靠数据。

南佐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炭化稻米。但是，稻米是本地种植还是远距离获取的？为此我们开展了锶同位素、植硅体分析，显示可能是本地种植的，结合考古发掘出土砖里的掺和物稻米，我们认为本地种植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复原了当时的气温和降水，当时的气候和环境是可以种植水稻的。但是，但凡有点黄土高原生活经历的人一定也知道，黄土的渗水性非常好，很难蓄水，因此，本地种植也只能在周围的河谷地带。如果不是河谷地带，在塬上种植，那就不大可能是水稻，而应该是旱稻。此外，如果种植水稻，那么稻田在什么地方，这都是应该要考虑的。正是这种不断提问，才让我们距离真相更近了。如果没有基于当时地貌、环境的思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

再比如，我们发现大量的白灰面，经过检测分析主要成分是碳酸钙，就不假思索得出白灰面是烧制石灰生成的。但是烧制石灰得有石灰矿，实际情况是，南佐遗址所在的董志塬周围第四纪黄土覆盖200米厚，很难找到石灰矿。通过第四纪地质学与地貌学的学习，我们了解到黄土中有很多料姜石，甚至古土壤底部普遍有一层非常丰富的料姜石——黄土中的钙围绕着石英等难以风化的物质在长期淋溶作用下形成的钙质结合。查阅文献可知，料姜石的主要成分也是碳酸钙。通过与其他遗址的对比分析，我们认为南佐遗址的白灰面是用料姜石制作的，而非烧制石灰，烧制石灰的技术在更晚的龙山时代才普遍出现。

我们对南佐遗址制陶原料的科技检测结果，也进行了检视，开展了制陶工艺及原料的田野调查，并做了相关的实验考古，发现事实并不是科技检测的结果那样简单。因此，我们对科技检测的数据和得出的结论的应用一定要十分谨慎，不能被其牵着鼻子走，要多问几个为什么。之所以产生与事实大相径庭的科技检测分析，归根结底是检测者不知道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对遗址的背景缺乏系统全面了解。真正的多学科与考古学的合作研究应该是问题与解决的深度关联与融合，技术和方法永远是围绕考古学的中心问题来开展的。

重光之时：收获与意义

经过近几年的工作，我们初步确认，距今5000年左右，南佐已经形成了一个以高等级院落为中心、多圈层拱卫的超大型聚落结构。聚落核心区面积约30万平方米，主要为大型夯土建筑群。聚落主体区约230万平方米，主要为窑洞式院落。聚落主体区向外，各类遗存零星、陶片散布。聚落东、北发现壕沟，南部以自然沟为界，基本构成一个南北长约3公里、东西宽约2公里的区域，面积约600万平方米。遗址北部发现一个面积约75000平方米、深6～7米的人工坑与北部的壕沟相通。如此规模巨大、布局严整的多圈层聚落，表明南佐应该是一处都邑性聚落，社会内部已经高度复杂化。

聚落核心区以中轴线统一规划和布局，凸显了严格的都城（邑）规划和礼制。以F1的中轴线为基准，F21、西三台的中轴线均与之垂直。高等级院落择中而居，中轴线两侧分布大型夯土建筑。这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都邑（城）聚落中轴线。择中建宫、择中建殿的布局，开创了我国古代宫殿建筑布局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裂的重要实证。

这样一个超大型聚落的规划和营建，需要掌握当时最先进的建筑技术，更需调动大量人力来营建，体现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南佐遗址出土了大量制作水平高超的器物，而且成组成套出现，彰显了当时已经出现比较复杂的礼制。南佐遗址出土的绿松石、朱砂等珍稀物品，主要来自秦岭地区。大口缸、双腹盆、白衣陶簋、白陶等显示出与长江中游等地区的远距离交流，进一步凸显了南佐聚落的控制力。南佐遗址的等级之高、规模之大、布局之严整，迄今为止，在黄土高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还不曾见到，代表了仰韶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应该是黄土高原地区一处具有都邑性质的聚落。其社会内部已经高度复杂化，中轴线布局的都邑、大型宫殿建筑、复杂的礼制体系、资源远距离流通网络的建立，都体现出南佐社会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说明黄土高原距今5000年前后已经出现了区域王权，进入了早期国家阶段。南佐的发现为探讨仰韶文化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提供了关键材料，改变了学术界对黄土高原和黄河流域文明进程的认知，是五千年中华文明史的重要实证。

我们深知，南佐遗址的考古工作才刚刚起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遇到的问题会更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南佐遗址的考古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五年、十年、二十年……一代接着一代干下去，我们也做好了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期待未来还会有更多重要的发现和更多有生命力的研究成果呈现给大家。 （作者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