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与文物》2024年第9期刊载《陕西西安浐灞生态区广大门汉墓M14发掘简报》（下文称《简报》）。该墓四周有围沟组成的墓园，墓园总体平面为南北向长方形，面积约5000平方米。M14位于墓园南部正中，为长斜坡墓道土圹墓，平面呈甲字形，由墓道、阶梯、耳室、封门及墓室组成，全长39.12米。M14规模较大，虽发现多处盗洞，但仍出土铜、陶、金、玉等各类器物共117件（组），墓主可能至列侯级别。《简报》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特征，指出M14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稍晚于张安世墓（后者年代属西汉中期晚段）。M14主体结构保存较好，出土随葬品也较丰富，是研究关中地区西汉时期高级贵族墓的重要资料。年代问题是考古研究的基础，M14的年代关系到关中地区大型墓的演变问题，因而需要准确把握。

《简报》的断代依据是，M14“与西汉早期列侯墓葬墓外设外藏坑，不设耳室相比，该墓只见耳室，不见外藏坑，应以耳室作为外藏椁，外藏功能由墓外转向墓内，与俞伟超论述的汉代列侯墓葬第二阶段一致，即汉武帝至东汉前期。M14所出土的草叶纹铜镜及五铢钱等器物与西汉中期的基本一致。但西汉中期的张安世墓，既存在耳室，又存在外藏坑，处在外藏功能由墓外转向墓内的过渡阶段，广大门M14年代应较其稍晚”。应该说，《简报》对墓葬年代的判定大致是准确的，不过仍有进一步细化的空间：

第一，外藏系统在西汉时期确有从墓外转向墓内的趋势，但这只是一个大的历史发展趋势，并不能以此作为断代的绝对依据。比如，属于西汉早期晚段的新安机砖厂大墓，墓主达列侯级别，但墓外没有外藏坑，而只是在墓道处设置外藏椁；汉景帝阳陵陪葬墓97GYM130墓主为绳侯或郸侯周应，该墓也没有外藏坑，但在墓道西壁挖出一壁龛，其内放置陶器7件。它们的年代均早于张安世墓。张安世墓之所以既有外藏坑，又有前椁室（内置车马，相当于外藏椁）及耳室，应是由于张安世身份尊贵，故随葬品非常丰厚。《简报》已指出，张安世墓的墓园面积与墓葬规模均远超广大门M14。后者虽有墓园，但墓园及墓葬本体规模均较小，与关中地区其他大型列侯墓存在一定差距，其不设外藏坑或与此相关。

第二，墓内设耳室，在西汉早中期的列侯级墓中其实就有发现，例如西安栗家村M1、M2，属汉文帝霸陵的陪葬墓，二者均为甲字形斜坡墓道土圹墓，墓主为列侯夫妇。M1在墓道西端两壁设置南北耳室；M2在甬道东部南北两侧设置耳室，北耳室出土彩绘陶鼎、彩绘陶盒、彩绘陶壶、仓、铜弩机、车马器等，南耳室出土陶猪、小铜剑、铜弩机、小铜戟、铁器、车马器等。但栗家村M1、M2并未设置外藏坑，只在M1墓道中部略偏西处发现外藏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陕西西安栗家村一、二号西汉墓的发掘》，《考古学报》2025年第4期）。同样，墓主可能为皇室成员（身份不低于列侯）的蓝田支家沟大墓，年代属西汉中期早段，规模宏大。墓外未设专门的外藏坑，而是在墓道和前室开凿多个壁龛用于放置随葬品。这些壁龛规模大都较大，与广大门M14所发现的相近，称其为耳室也未尝不可。该墓还在前室上部放置外藏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蓝田支家沟汉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5期）。

总之，外藏坑及墓内耳室的发展变化虽有一定断代意义，但不宜绝对化。实际上，M14形制结构的以下两个特征，对认识其年代更有帮助：

第一，砖室墓在关中地区出现于西汉中期早段，最开始见于中小型墓。受之影响，大约在西汉中期晚段时，大型墓也开始使用小砖构建椁室。至西汉晚期，大型墓大都变为砖室结构。《简报》将M14与张安世墓进行对比，认为M14甚至晚于张安世墓。然而，张安世墓的椁室有内外两重，其中内层为木椁，外层为砖椁，相比之下，M14仍为木椁，还没有使用小砖，这提示我们其年代可能不会太晚。

第二，M14墓道及墓室修筑有“之字形”阶梯，这种在墓道或墓室侧壁设置“之字形”阶梯的做法常见于关中地区西汉早中期的大型墓，阶梯除了可供人员上下通行外，还能起到加固墓壁以防止墓壁坍塌的作用。“之字形”阶梯在西汉晚期大型墓中已比较少见，如咸阳龚家湾M1、苏家寨M1，西安百花村M6、北里王宜春侯夫妇墓、张家堡M115等，均未设置“之字形”阶梯，表明到西汉晚期，建墓理念或技术可能已发生变化。由此推测，广大门M14的年代应早于西汉晚期。

以上两点共同表明M14的年代很可能不会晚于西汉中期。但要进一步确定其年代，就必须重点关注出土器物方面的信息。广大门M14出土了一批随葬品，多为关中西汉墓中常见之物，年代特征较为明确，是判定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简报》已指出其属西汉中期。现选取其中年代特征明显的若干器物（含钱币）进行分析：

第一，陶罐M14：4，器型瘦长，最大腹径居中，肩至上腹饰粗细不等的数圈弦纹，其形制与西北医疗设备厂M95：2、西安市方新村开发公司M4：11几乎完全相同，只是纹饰稍有差别。另一件陶罐M14：41，器身较矮，圆球腹，形制与西北医疗设备厂M95：5相似。西北医疗设备厂M95及西安市方新村开发公司M4均属《长安汉墓》第一期，年代为西汉中期早段（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等编：《长安汉墓》第46、47、113、823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第二，M14随葬品中有一件房仓M14：18，房仓在关中地区出现于汉初，西汉早中期常见，西汉晚期基本绝迹，其演化规律是器身由矮扁变为瘦高，仓身下部由弧收变为斜直。M14：18器身稍显瘦高，仓身下部微弧，年代略晚于西汉早期晚段的西北医疗设备厂M3：14（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西安龙首原汉墓》24页，西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当属西汉中期前段。

第三，M14随葬两面铜镜，均为草叶纹镜，其中M14：49为四乳草叶纹镜，上有铭文“见日之明，长毋相忘”。草叶纹镜主要流行于西汉早中期。M14随葬的两面铜镜与雅荷城市花园M110：1、M160：1相似，后二者的年代为西汉中期或中期偏早（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第58-6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第四，M14出土五铢钱22枚。据《简报》，这批五铢钱正、背皆有外郭，五字稍显瘦长，交笔略直，“铢”字金旁头部为等腰三角形，四点竖直，“朱”字上下两笔皆方折。其中，标本M14：51-1，钱径2.5、穿径1.2、郭宽0.1、厚0.1厘米。从形制及钱文特征分析，这批五铢钱应属武昭时期的三官五铢。

第五，M14出土的陶瓶M14：20，长领，微鼓肩，瘦长腹，关中地区少见，主要见于关中以外地区，与河北内丘张夺09IITG1M3：4及09IITG2M5：2相似，后二者的年代均为西汉中期（南水北调中线干线工程建设管理局等编：《内丘张夺发掘报告》第378、469页，科学出版社，2011年）。

综上，通过对墓葬形制及随葬陶器、铜镜与钱币的分析，可明确广大门M14属西汉中期早段，年代早于张安世墓。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考古文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