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印尼勿里洞岛黑石号沉船的发现，出水了大量中国陶瓷器，其中以长沙窑瓷器为大宗，共56500多件。这些长沙窑瓷器中，碗的数目最多，约5万件，其次是壶类，其他还有罐、盘、瓶、水盂、油灯、熏炉、油盒、碟、盘、瓷塑等各种类型的产品。2017年，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成功从海外征集到一批黑石号沉船长沙窑瓷器，共162件（套），其中包括长沙窑水盂13件，这组水盂造型小巧精致、规格相近，应为统一烧制、专供外销的器物。本文拟对这13件水盂的形制特征、传统功用及外销后的功能转变进行初步探讨。

形制特征

馆藏13件黑石号沉船长沙窑水盂，形制基本相同，均为敛口，扁鼓腹，饼足底，最大径在腹部，内口沿和外腹上部着白色化妆土，肩部靠近口沿处等距离绘三个褐绿彩草叶纹，以追求平衡对称美，彩绘面积较小，可能与器型本身面积较小有关，主要起点缀作用，以增加器物的观赏性和审美性。口径皆为2.5厘米，腹径在6.5厘米至7.1厘米之间，底径在3.3厘米至3.5厘米之间，高度最低3.7厘米，最高4.5厘米。

水盂的传统功用

水盂又称水丞、水盛，是研磨时用的储水器物，多为小型器，是“文房四宝”之外的辅助性文房用具，又称“文房第五宝”，与水注、水洗并称“书案三珍”，格外受文人雅士喜爱。由于往砚池倒水时要控制水流大小，口部较小，使用时多配以小匙，以便掌控水量。

《说文解字》曰：“盂，饮器也”，可见盂最初是用作盛放饮品的存储器。赵希鹄所著《洞天清录·水滴辨·晋人水盂》：“余尝见长沙故官家有小铜器，形如桶，可容一合，号右军砚水盂，其底内有永和字，此必晋人贮水以添砚池者也。古人无水滴，晨起则磨墨汁盈砚池，以供一日用，墨尽复磨，故有水盂。”明确指出了水盂的作用是储存研磨用水。

水盂材质在汉代多为石制、玉制，后来由于瓷文具在使用中不渗不漏、耐蚀耐磨、易洗涤以及价廉等特点，使它更加普及，逐渐成为制作文具的主要材料，唐宋时期瓷质水盂成为主流。

陈毓文《唐宋之际文人心态与角色之衍变》说，唐宋两朝是中国文化发展转型的时代，文人的心态也随之变化，趋向内省精致。随着陶瓷工艺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社会需求的日益扩大，水盂的制作愈发讲究，成为文人雅士所钟爱的文玩物件，体现文人雅士的审美情趣，寄托他们的情感。

水盂外销西亚等地后功能转变可能性探讨

“黑石号”装载的长沙窑、越窑瓷器在埃及的福斯塔特遗址、苏丹的阿伊扎布遗址，伊拉克的萨玛拉遗址、伊朗的尼沙布尔遗址和希拉夫遗址等地均有发现。柏林佩加蒙博物馆陈列室藏有在伊拉克萨马拉遗址出土的、与“黑石号”一样的白地绿彩瓷器和白瓷，而在欧洲至今尚未有类似发现。因此，学界普遍认为“黑石号”的最终目的港应该是阿拉伯帝国的某个港口。

中国瓷器外销后，其功能与文化内涵常因接受地的文化习惯而发生转变。王光尧先生指出，海外各地区所使用的中国瓷器，除日用器的性质外，其功用和文化内涵亦有转变。综合相关研究，这种功能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用作生活用具、被视为装饰品、用作葬具、宗教用品、作为财富的象征进行收藏、作为贸易媒介甚至充当货币功能。其中，主要功能还是作为某种生活用具。

在我国主要作为文房用具的长沙窑水盂，到了阿拉伯国家以后，在功能上很有可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发生改变。公元7世纪，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以后，阿拉伯人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美索不达米亚、伊朗、中亚、印度西北、北非以及几乎整个比利牛斯半岛。这些民族皈依了伊斯兰教，逐步伊斯兰化，因为阿拉伯文字是记录《古兰经》的唯一文字，所以阿拉伯帝国版图内的这些民族纷纷采用了阿拉伯文字。阿拉伯文字主要是用空心的芦苇制成的笔来书写，通过小刀切割芦苇的一端，形成不同角度的斜角，达成不同的书写效果。墨水填装在芦苇的细管内，书写时多用黑色、棕色等深色墨汁，红黄白蓝金银等色偶尔也会见到，多为辅助装饰，墨汁多用调色板调，很少会用到砚台。如在古埃及，从事文书工作的书吏使用的书写工具是调色板、水罐和插有芦苇笔的笔筒。这3种工具通过细绳串联在一起，每位书吏都随身携带，背在肩上。从以上可以看出，西亚、北非等伊斯兰国家，文房用具非常简单，与中国的文房用具相差很大。这大大降低了对水盂类储水容器的文房需求。故由此推断，水盂到了西亚北非这些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使用功能很有可能发生改变。

关于水盂销往西亚、南亚等地的具体用途，有学者推测这类小巧的容器可能被重新赋值为盛放贵重物品的容器，尤其是香料或香水。湖南师范大学教授李建毛曾到东南亚国家进行过相关考察，在调查中发现，有使用类似水盂的小型容器盛放香料的习俗。尽管该现象属于当代观察，但其可能蕴含着长期的历史延续性，为理解唐代外销水盂的功能转变提供了重要参考。

从器型演变的视角来看，宋元时期福建地区德化窑、浙江龙泉窑等以外销为主的窑口都生产了大量的小罐类器物，这些小罐器物与唐代长沙窑小水盂大小差不多、施釉工艺也相同，只是在形制上略有变化，如有的有双耳、有的器身施不同的纹饰等，应是由唐代水盂器型演变而来的罐形器物。汤苏婴《刍议元代龙泉窑外销产品中的小罐类器物》一文认为，《南海古陶瓷》中收录的无系小罐往往与香盒相伴出土，元代龙泉窑花卉类题材的小罐与装香料的功用更为契合。同样，对同类型的青花双系小罐，亦有学者认为“双系既可以方便携带，也可系盖，盖子在运输过程和使用过程中极易缺失所以有部分应该是配以木质或金属材质的盖子，应该是东南亚人用来存放药物和香料”。这一现象或许暗示，从唐代水盂到宋元小罐，存在着一条以外销为导向、功能上偏向香料容器的演变脉络。

就已知情况并结合上述资料，可以推测长沙窑水盂外销西亚等地后，在使用功能上极大可能发生了改变，成为主要用于装香料、香水等的生活用品。

（作者单位：长沙铜官窑遗址管理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