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在今天仍然谈论梁思成和中国古建筑？

当然，这是一个大话题，什么时候都可以谈，但是也有一些时机上的巧合。2022年是中国建筑史学的奠基人、中国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启钤诞辰150周年，也是梁思成逝世50周年。这让我们再次回忆起前辈学者们对中国建筑、中国建筑史和古建筑保护的贡献。

本书共涉及十个部分：第一章从天津蓟县独乐寺开始；第二章谈到河北正定的隆兴寺及正定周围的古建筑群；第三章谈到山西古建筑，包括大同华严寺、善化寺、太原晋祠；第四章是山西应县木塔这个比较有特色和难度的专题；第五章的重点在石窟，特别是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第六章是浙江古建筑和江南园林；第七章是山东曲阜孔庙古建筑群；第八章讲到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第九章重点讲解西南地区的古建筑，包括梁思成和刘敦桢发现的汉阙等重要遗址；最后一章是距今时间最近的北京古建筑群。

这样的安排别具匠心，因为它基本上是按照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当时活动的时间、空间轨迹展开的。

1932年梁思成到蓟县独乐寺，这是他研究的第一个古建筑。1933年4月到9月，他先后去了正定、大同、太原、应县、云冈，考察过程中有很多重要发现。

1934年，梁思成受邀参与杭州六和塔的修复工作，借机对浙江的古建筑和江南园林进行了考察。

1935年，梁思成去往曲阜参与孔庙的修缮工作，同时对曲阜古建筑群做了系统考察。

最重要的是，在“七七事变”前夕的1937年7月5日，他发现了中国建筑史上最重要的一座建筑——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第八章就是根据这一时间顺序来安排的。

随后，梁思成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由北京先后到了长沙、昆明，后来又到了四川。在生活非常艰难的情况下，梁思成和刘敦桢仍然考察了西南地区的古建筑。这是第九章的内容。

梁思成1934年就已著有《清式营造则例》，对北京古建筑有了相当深入的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为北京古建筑研究做了很多指导性工作。所以北京古建筑群是本书的最后一个专题。

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特别是刘敦桢、林徽因、莫宗江等先生）所开拓的中国古建筑研究道路，对于后辈认识、研究和保护中国古建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梁思成如何走上研究中国古建筑之路

在20世纪初，建筑专业的学子很少有人从事古建筑相关工作，因为这是个坐冷板凳的事情，非常艰苦。梁思成作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先生的长子，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硕士，完全可以选择其他的道路，他是如何走上中国古建筑研究之路的呢？

首先，从大背景上讲，中国古建筑虽然存在了几千年，但是真正引起关注是在20世纪初，一些外国学者，如德国的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瑞典的喜龙仁（Osvald Sirén）、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及日本的关野贞、常盘大定、伊东忠太等来中国对古建筑进行了考察。

中国人关注古建筑稍晚了一些，是从一个很偶然的事件开始的。在1919年南北和谈时，朱启钤作为北方的代表到南京谈判，其间他去参观了南京图书馆（时称“江南图书馆”），在那里发现了宋代《营造法式》的一个抄本（即“丁本”）。

《营造法式》是由12世纪初一位名叫李诫的官员兼学者编修的有关中国古代建筑的百科全书，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公开印刷的建筑大书。欧洲人维特鲁威（Vitruvius）的《建筑十书》（De architectura）虽然撰写于1世纪，但一直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其正式印刷出版是在15世纪。而《营造法式》甫一问世，就得到皇帝的批准，以“小字镂版”的形式“海行天下”。不过，后来因为战乱，这本书没能真正推广开来。在南宋时期，曾经有过一次重新印刷流行的过程，历代也出现过很多抄本。明清两代，《营造法式》都曾被纳入官方搜集整理的典籍。

朱启钤发现丁本《营造法式》后非常兴奋，马上将这一抄本印刷、传播。最初是石印版本，但是朱启钤发现其中有很多问题，于是请陶湘找来当时能获得的其他版本对其加以修订。据说，其中还有在故宫发现的一些残页。他们结合几个不同的版本加以核对、校正，在1925年出版了陶本《营造法式》。

陶本《营造法式》的出版让朱启钤意识到，中国建筑需要中国人自己来关注、研究。最初，朱启钤、陶湘都看不懂《营造法式》，只好请一些工匠来对《营造法式》中的图样进行注释。这些清代工匠加注的名词全是清代的术语，跟《营造法式》中的宋代建筑术语毫无关系，《营造法式》仿佛是一本天书。朱启钤成立营造学社，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这本书。1929年，朱启钤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中国学者关注中国古建筑的开端。

那么，这件事是如何跟梁思成发生联系的呢？

1924年，梁思成从清华大学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留学。这所大学是常春藤盟校，并且受法国巴黎美术学院影响，有非常深厚的建筑史、艺术史研究传统，其建筑系在当时全美领先。梁思成在这里受到了非常好的建筑学培养与训练。陶本《营造法式》问世时，梁启超先生认为正在学习建筑的儿子也应该了解中国的建筑，所以给梁思成寄去了一套。这是梁思成与中国古建筑最初的关联。

拿到建筑学硕士学位以后，梁思成原准备进一步开展博士论文研究，但为了搜集资料，他需要先回国。于是，他与林徽因于1928年回国任教，在当时的东北大学创立了建筑系。完整接受了西方建筑学教育的梁思成认为，建筑系的学生也应具备艺术修养，所以任教第一年便计划开设“中国雕塑史”课程。雕塑史与建筑史看似无关，但其实是相通的，梁思成在备课期间开始进一步留意中国古建筑。1930年，他完成了《中国雕塑史》课程讲稿，并带领学生对沈阳的清代建筑——北陵进行了测绘。梁思成由建筑教育切入，关注到中国艺术、中国建筑，并希望从中国艺术史研究进入中国建筑史研究。

1931年，受朱启钤的邀请，梁、林二人回到北平，加入中国营造学社。紧接着，刘敦桢也加入了营造学社。当时营造学社已经成立一年多，朱启钤邀请了一些学者，试图从文献的角度去弄清楚《营造法式》，也尝试建立一套与之相关的中国建筑术语，但都没有太多进展。这时的营造学社仍处于比较盲目的摸索状态。此时，梁思成等人的加盟成为中国独立开展古建筑学研究的开端，对中国营造学社的发展、对中国古代建筑和中国建筑史学术体系的建构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也为之后的研究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史的意义

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史不仅可以使我们初步了解中国几千年来的建筑精品，而且能够认识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等老一辈中国建筑史学者，了解中国古建筑史学发展筚路蓝缕的历程。在那样一个社会动荡、人们对中国建筑的历史毫无概念的时代里，虽然没有便利的交通，缺少测绘的辅助仪器，为了测量屋架数据往往还要钻到积聚了几百年的厚厚尘垢中去，前辈学者们仍披荆斩棘地建构起了中国建筑史学。

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史还能使我们对中国建筑史的“家底”，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些古代建筑遗存，有一个大致了解。虽然本书介绍的中国古代建筑十分典型，但只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因为梁、刘等学者从无到有建构出中国建筑史，首先要对当时能够发现的最重要的一批古代建筑遗存进行集中考察、研究。很多重要的古建筑实例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陆续被发现，比如位于山西芮城的元代建筑精髓、道教宫观永乐宫。阅读营造学社的古建研究案例可以帮助我们基本厘清中国建筑的历史轮廓。这些古建筑遗存离我们并不遥远，掌握了基础知识，我们便可以亲身去感受这些古建筑，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增强民族自信心。

建筑设计从业者也可以借由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史展开思考。毋庸讳言，近几十年来中国人拿得出手的、能够在世界上赢得赞叹的原创性当代建筑作品太少了。有西方人尖刻地评论中国人当下的许多建筑设计是“Mindlessly Repeated”（漫不经心地重复）。即使有一些看起来还算新颖的建筑，基本上也是步外国建筑的后尘，既缺乏原创性，又缺乏中国元素的融入，这是令人感到非常遗憾的事。放眼世界，例如印度的现代建筑师柯里亚（Charles Correa）设计的建筑，既是现代的又是印度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先生设计的苏州博物馆也是“苏而新”“中而新”，他探索的是一种既中国、苏州又现代的建筑设计。

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对建筑史的学习、对梁先生创作热情和建筑思想的了解，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建筑设计水平呢？我们能否像梁先生、贝先生他们那样，设计出兼具中国味道和现代理念的、能够让世界眼前一亮的作品呢？这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这些前辈学者在建筑历史研究和建筑设计实践中，虽然关注、提倡的多是建筑艺术层面的东西，但是他们对建筑本质的理解并没有简单地停留在形式上。曾有人认为，做一些仿古建筑设计就是对中国建筑的传承。但如果没有特殊原因，这种做法并不值得提倡。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我们要设计中国自己的建筑，也要设计具有现代性或当代性的新建筑，既要传承又要创新。其要点不仅在于外在形式，还在于精神与意义层面的“建筑意”。

“建筑意”这一概念是林徽因提出来的，与古代中国人提倡的画意、诗意一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果一位建筑师能够体会到中国建筑内在的某种意蕴，并以创造性的形式恰当地表现出来，那么他的作品就能既具备新颖、独特的造型，又带有中国建筑的风韵。这种作品就是值得我们提倡的好的建筑作品。

（摘自《这就是中国古建筑：重走营造学社之路》总序，作者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