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安谋克”制由金朝创立，是一种独特的军政合一型基层管理体系。猛安、谋克是金代官名。《金史·兵志》：“其部长曰孛堇，行兵则称曰猛安、谋克，从其多寡以为号。猛安者，千夫长也；谋克者，百夫长也。”《金史·百官志三》：“诸谋克，从五品，掌抚辑军户、训练武艺。惟不管常平仓，餘同县令。”

猛安谋克官印是权力的物质体现，其留存数量多，呈现出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

分布偏于北方地区

根据考古发掘所获数据综合分析可知，中国境内至今为止已发掘并被记录的金代猛安谋克官印数量超出100枚，其分布特征明显偏于北方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出土猛安谋克官印最多，排在其后的依次是山东省、河北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等金朝统治核心地带。相较之下，南方地区的出土记录十分罕见。

从地理分布来看，官印的出土地多集中在金朝的军事要塞、部族聚居地以及交通要道上，这与猛安谋克制度下的军民驻防和屯田戍边战略部署密切相关。女真发源地东北地区不仅部族繁多，而且驻军数量可观，留存下来的官印占到全国总数的六成之多，凸显其在金朝政权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反观华北地区，这是金朝在中原地区实施直接统治的核心地带，这里的官印大多用于管理归降的部族，并保障地方城池的安全稳定。

金代官印统一用铜铸成，其整体形态规整，主要以正方形印面为设计基础。这些官印的印台厚重，大多采用直钮的设计风格，在中心部位特意开凿穿孔，这样既方便佩戴和携带，又充分顾及实际应用时的便捷性和实用性，目的在于满足军政官员随军驻防以及流动办公的需求。

猛安官印的尺寸明显大于谋克官印，符合金朝官印等级制度的规定。金代官印长宽均为6厘米左右，比宋代官印的尺寸大，形成了一种具有明显金代特征的印章度量衡体系。印文全部用九叠篆书写，笔画呈回环缠绕状，结构紧密有序，字体厚重庄严。印体侧面和背面常刻画铭文，这些铭文包含诸多重要信息，比如铸造年份、负责铸造的机构名、印玺对应的行政级别以及有关官吏的编号等，铭文字体往往简练清晰，给后人提取重要研究信息提供了参考依据。

金朝有一套严密的行政经营体系，该体系经由猛安与谋克官印的等级划分而创建起层级清晰的组织架构，并制定出规范化的制度。从官阶体系来看，猛安属于从四品的军事行政长官，其职责是统管大概三千户的军民事务，所以其官印尺寸较大，材质也更好、更厚实；谋克则是从五品的职位，主要负责治理几百户的部落民众。按照权限划分原则，猛安官印全面掌握辖区军事调动、税收征收、官员任免等重要事务，谋克官印侧重基层部落日常管理、社会安定维持和士兵招募工作，各项事务均要遵照猛安上级指示与监管。

官印背后的治理体系

从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两枚猛安谋克官印中可以提取出许多信息，例如“速刺谋克之印”铜印长6厘米、宽6厘米、高5.3厘米，印面为正方形，九叠篆阳刻“速刺谋克之印”，印背刻“大定九年九月，少府监造”，长方形直钮。大定九年（1169）是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猛安谋克制度是女真人统治金王朝的民族基础和军事基础，这一制度起源于黑龙江区域，猛安谋克的数量、名称、属地等问题一直是需要探讨的新问题，速刺谋克之印应该为黑龙江地区众多谋克中的百夫长印之一。

“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铜印长6厘米、宽6厘米、高5.3厘米，印面为正方形，九叠篆阳刻“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印背刻“大定十年六月，少府监造”，印侧刻“恤品河窝母艾谋克印系重吉猛安下”，长方形直钮。此印具有典型的金代官印特征。《金史·地理志》注释中记恤品路“西北至上京一千五百七十里，东北至胡里改路一千一百里，西南至曷懒路一千二百里，北至边界斡可阿邻千户二千里”。恤品路所在今俄罗斯滨海地区的双城子（乌苏里斯克）古城，恤品河是今绥芬河，此印的出处应当为金代恤品河一带，具体范围和归属地有待考证。

随着女真社会的发展和金代政权统治疆域的扩大，猛安谋克制不断发生变化，猛安谋克的分布和名称有助于我们了解北方少数民族融合情况。金代猛安谋克官印的地理分布显现了彼时疆域开拓的战略安排以及边防体系的创建情况。驻防类猛安谋克官印大多集中在边境重镇，这类官印重点负责捍卫边疆安全，防止外部入侵，而在内陆地区出土的官印则更多体现出对地方社会事务经营和税收征收的重视程度。“边疆防御与内陆治理”的综合性治理体系，明显提升了金朝对北方领土的控制力，而且有效地稳固其作为多民族国家的统治局面。

“熟里斡母谋克之印”铜印，长5.8厘米、宽5.8厘米、高5.2厘米，印面为正方形，九叠篆阳刻“熟里斡母谋克之印”，印背刻“大定十九年二月，礼部造”，印侧刻“熟里斡母谋克印，未竿先光未矢”，长方形拱钮。该印造于金中期，大定十九年（1179），印面文字规整，字口清晰，文字线条硬朗。“斡母”为古代地名，在历史记载中有金代的斡母城、元代的斡母站和明代的斡木城，“斡母”是少数民族语言发音，所以“斡木”和“斡母”是不同的译写。《辽东志》卷首《开原控带外夷山川图》中绘有斡莫河（斡母河的另一个译称），该图显示斡莫河是一条不大的河。斡母城因位于斡母河畔而得名。“熟里”可能是地名，也可能是女真语对别的事物的别称。

历史更迭的见证

从年号和工艺特征两方面考虑，金代猛安谋克官印的发展可以明显区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三个阶段。太祖和太宗时期官印的铸造技术比较原始，印文的篆书写得比较随性，刻款内容简单又不一致，现存数量较少，这些官印保留了女真人早期手工制作的突出特点。到了世宗和章宗执政中期，金朝国势强盛，官印的形制表现出很高的规范化，大小一致，九叠篆字体已发展得很成熟，刻款信息详细又充实，由少府监统一负责铸造，这成了金代官印的典型之作。卫绍王至哀宗末年，随着战争持续不断，国家实力逐步下降，官印的铸造工艺开始下滑，所用铜料中的杂质变多，所以印体变得轻薄且极易磨损，印文也变得模糊不清，甚至还出现了没有官方刻款的官印，私铸和滥铸的情况愈发严重。官印形式发生改变，其质量也存在起伏，这种情况表现出金朝国力兴衰的历史走向。

在金朝后期的发展过程中，官印滥发的情况越发严重，为奖励军功、维持边疆部族的关系，频繁设立猛安谋克建制，导致官印随意铸造，从而带来很多深层次的社会和行政方面的问题：其一，官僚体系由于官印滥发而变得臃肿，权力层级划分不明；其二，随着战乱增多，官印丢失、私自收藏、非法买卖频繁发生，中央政府对于官印的掌控能力大幅下降，有些部族自己持有官印，从而引发地方割据局面。随着时间流逝，猛安谋克这种军事单位渐渐从游牧驻防转为定居屯田，于是官印的监管范围逐渐固定下来，不过这也造成了军民战斗力的下滑。更为关键的是，女真社会正在加快向汉化方向发展，官吏阶层开始效仿中原地区奢侈的生活方式，进一步加重了基层社会的各种矛盾，致使本来用于巩固统治的有效制度慢慢失去自身的监管效力。

金朝灭亡之后，元朝实行了重大改革，其中就包含废除猛安谋克制这种独特的军政体系，而且对剩余的官印执行回收和销毁政策，只有少量得以留存于民间或者深埋于地下，成为历史更迭的见证。女真族的猛安谋克制是其独有的军政体系的重要体现，在历史进程中占据着非常关键的地位。这种官印的消失既表明该特定制度已经结束，也是北方游牧民族政权兴衰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