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规模化建设与实践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与利用的创新路径，为全球文化遗产活化传承提供了中国方案。与此同时，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式和理念，仍然影响着我们总结和提炼中国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蕴含的独特理论与实践价值。打破这种制约的关键在于构建中国特色考古遗址公园保护利用的自主知识体系。考古遗址公园是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核心载体，是文化遗产融入当代社会的重要公共空间，其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支撑。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建设历程、实践经验与发展路径，为行业发展提供了重要镜鉴，梳理其发展脉络与建设实践，可为同类遗址公园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2010年，汉阳陵被公布为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一成果的取得并非偶然，而是前期考古奠基、省级战略铺垫、硬件设施支撑与遗产价值突出共同作用的结果。汉阳陵的系统性考古始于1990年，为配合西安—咸阳机场专用公路建设，外藏坑的发现拉开考古序幕。1996年帝陵外侧13号坑的发现，推动了更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和全域考古调查。到1997年，帝陵、后陵核心考古信息已基本梳理完整。作为西汉景帝刘启与王皇后的合葬陵园，汉阳陵是当时的西汉帝陵序列中考古信息最完整、保存最完好、保护展示基础最扎实的陵园。近20平方公里的陵区内，涵盖帝后陵园、刑徒墓地、礼制建筑及阳陵邑等丰富遗存，出土文物达10万余件，为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早在20世纪80年代，圆明园、殷墟、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等就已开始探索“遗址公园”模式，旨在解决土遗址保护难题。2009年，国家文物局在良渚论坛正式提出“考古遗址公园”概念，明确其以保护展示遗址本体为核心，兼顾科研、教育、游览等功能，是大遗址保护的有效路径。随后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申报启动，全国竞争激烈，陕西大明宫遗址、秦始皇陵兵马俑和汉阳陵三家入围。值得注意的是，申报时并未出台明确的评审导则和细则，汉阳陵能抓住此次机遇，关键在于多年的积累与全方位的准备。

这一积累始自1997年的省级战略布局。当时陕西省将旅游业作为发展突破口，打造“周秦汉唐”四大文化旅游景区，汉阳陵是“汉”文化核心载体，为其规模化保护建设奠定了政策基础。1998年，陕西省完成3000余亩核心区保护性征地，为当时全国最大规模遗址保护性征地。随后帝陵外藏坑保护展示厅面向全球招标，为遗址保护与展示提供了坚实的硬件支撑。

这座博物馆是中国第一座地下遗址博物馆，采用玻璃全密闭式保护展示模式，被誉为“古代文明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其创新的保护展示理念，为国内同类遗址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2005年博物馆主体结构完工，恰逢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15届大会在西安召开，时任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佩赛特参观后盛赞其为“一项杰出的成就，是其他遗址的楷模”。再加上1999年已对外开放的考古陈列馆，汉阳陵形成了多层次、全方位的展示体系，成为申报重要优势。同时，汉阳陵作为保存最完整的汉代帝陵陵园，阳陵邑古城遗存价值独特，进一步强化了竞争力。

在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审中，汉阳陵最终得以通过。这一结果与评分的核心标准密切相关，遗产本体的保护状况和遗址完整性，是权重最高的评审项。汉阳陵分值高的关键在于其对遗址本体的严格保护——地面未增建任何建筑，最大限度保留了遗址的原始风貌，这种“保护优先”的理念，贯穿于建设发展的全过程。

作为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汉阳陵为后续同类项目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经验，但其模式难以复刻。目前汉阳陵年运营收入与运行支出的资金缺口极大，仍需依靠事业单位财政预算弥补，资金缺口要依赖陕西文物系统统筹其他盈余弥补。这一现状表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须以扎实研究为基础，充分考量资源与资金承载能力，不可急于求成，唯有坚持保护优先、量力而行，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行业发展视角来看，当前部分地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过热、盲目跟风，极易加重后期运营负担。汉阳陵的实践充分表明，遗址公园建设不能盲目圈地，需兼顾居民生活，统筹文物原地保护与长期运维，同时充分评估地方财政能力，高昂的运营成本对多数地区都是不小的压力。

各地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虽初衷是落实文化遗产保护相关要求，但仍存在层层加码现象。不少地方意在争取上级资金与政策支持，项目建成后一旦遇到意外情况，运维工作便易陷入停滞，成为遗留问题。而各级财政对获评国家级项目的拨款、奖励，进一步助长了申报热潮，不利于遗址公园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为政策受益者，汉阳陵始终致力于探索遗址公园可持续发展路径，其经验具有行业参考价值。对于规模大、条件好的重点大遗址，宜优先选择就地保护，避免盲目建设。良渚以文旅IP实现保护利用良性循环，与汉阳陵理念一致，值得借鉴。汉阳陵虽禀赋优越、邻近城市，但因公共交通不便，游客量偏低，吸引力不及兵马俑、陕历博。而陕西考古博物馆展陈系统、科技感强、体验良好，为汉阳陵优化服务与传播提供了方向。

值得关注的是，汉阳陵参与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时，相关规划标准、建设路径均处于探索阶段，汉阳陵的成功入围，关键在于超前规划：它是国内率先编制遗址公园相关规划的单位，1998年启动规划与征地，2002年《汉阳陵保护利用规划》获国家文物局批复，已纳入遗址公园内容，各项建设均围绕保护需求有序推进。2009年良渚论坛确立概念后，汉阳陵及时吸收融合新理念，以早期积累与规划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汉阳陵作为大型建筑遗址群，完整保留古代建筑工序与各类建筑遗存，借此探索出考古、建筑保护与展示设计精准衔接的路径，也暴露出文物系统建筑考古人才短缺的问题。北大已开设相关专业，而汉阳陵凭借实践经验，成为建筑考古人才培养的重要实训平台。汉阳陵的成功模式难以直接复制：其申报建设得到陕西省委、省政府强力支持与资金承诺，依托“周秦汉唐”文旅战略布局，叠加当时独特的经济与行业环境，这些条件难以复刻。更核心的是，汉阳陵的入选离不开扎实完备的前期考古工作，否则首批名额或将易主。其最具价值的借鉴意义在于：遗址公园建设必须以系统深入的考古为根基，立足自身资源、经济与政策实情规划，切忌盲目照搬。作为保存最完整、研究最深入的西汉帝陵，汉阳陵堪称汉代物质文明百科全书，始终以遗产价值传承为核心推进保护利用。

从中国史研究视角来看，已挂牌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新旧石器时代、先秦秦汉时期的遗址占比较大，汉阳陵作为西汉帝后合葬陵入选，在时代序列中相对靠后。不同时代的遗址之间并无绝对的可比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评选的核心是选取每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构建完整的文化遗产展示体系。汉阳陵之所以能作为西汉帝陵的代表入选，关键在于其是当时已发现的西汉帝陵中保存最完整、考古信息最全面的陵园之一，具备成为西汉帝陵典型样本的独特价值。避免同一时期同类遗址的重复入选，从而确保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体系的覆盖面与代表性。

（作者单位：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汉阳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