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开凿于460年至524年，历时64年。石窟东西绵延约1公里，洞窟254个，造像59000余尊。根据武州山山势的起伏及洞窟组合，石窟分为东、中、西三个区域。石窟开凿工程经历三个时期，一期洞窟分布于16—20窟，二期洞窟分布于1—3窟、5—13窟，三期洞窟分布于21—45窟以及一、二期洞窟的余留壁面。这一时期，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石窟开凿过程中，来自希腊、中亚、印度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不断交汇融合。同时，随着北魏汉化政策的持续深入，云冈石窟很快成为北魏境内各地开凿窟龛的典范，形成“云冈模式”。

云冈一期洞窟建筑特征

昙曜五窟位于云冈石窟群西部编号第16—20窟，五窟相互毗邻，洞窟形制设计相同，造像内容基本一致，由北魏高僧昙曜主持设计开凿。云冈一期洞窟均为大像窟形制，平面为马蹄形，窟顶呈穹窿状，每窟上开明窗，下辟窟门，窟外壁面曾经满雕千佛，各窟高度相当，窟前宽阔平坦。

五所洞窟中的造像主要是三世佛，主佛居中而设，身躯均在13米以上，或坐或立，姿态各异，神情有别。窟内空间狭小紧迫，佛像体量高大挺拔，顶天立地，占据窟内绝大部分空间，窟底余留的空间狭小。这种窟形的主要宗教功能是供佛教徒参禅礼拜，主佛高大威严，窟内四壁满雕千佛，逐渐向上延伸收分，与窟顶交接处转折自然，顶部呈穹窿状。从建筑力学上讲，穹窿顶的设计均匀分散了来自窟顶的压力，对整个洞窟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其次，由窟顶经壁面到底部，形成了以穹窿顶向外扩展的张力，营造了一个高耸的空间，增强神圣感的同时，改善了窟内空间不足的压抑感。大佛身体雕刻与倾斜的山体壁面连成一体，并与穹顶相接，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穹顶承受的压力，客观上对山体卸荷力起到支撑作用。另外，早期洞窟中明窗明显大于窟门，而中期洞窟反之，原因之一是为洞窟提供更好的通风采光，解决了洞窟狭窄、光线不足的问题，其二，明窗的位置恰好与主尊上半身相对，在窟外宽口的前庭空间也能够观像礼拜，突出帝佛合一的王者风范。

云冈二期洞窟建筑特征

云冈中期洞窟位于石窟群的中、东部区域，开凿于470年至494年，包含7、8窟，9、10窟，5、6窟，1、2窟，3窟，以及11、12、13窟。第二期洞窟平面多为方形，有具前后室的佛殿窟，有类似一期的大像窟形制，有的在窟内中部立塔柱，还有的在后壁开凿礼拜道，双窟是中期洞窟建筑布局中的主要特点。中期洞窟的壁面雕刻布局均上下分层、左右分段，多表现汉魏以来传统建筑形式及其装饰，如木构建筑屋檐、斗栱、平棊等，佛像也穿上了褒衣博带的汉式服装。

双窟的建筑布局

双窟是中期洞窟结构中的典型特征，通常双窟指同一形制、同样规模、内容相连并紧靠在一起的两个洞窟，最为明显的特征是两个洞窟共用一个前庭，并在前庭紧靠两窟崖壁的左右两侧各竖立突出塔柱。在云冈，第1、2窟，第3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等均属于双窟，其结构严谨、规模宏大，代表了云冈双窟开凿的高超水平。云冈中期的双窟既可独立成窟，又相互联系，从造像主题、雕刻内容、洞窟形制、壁面布局等多方面都体现了它们的双胞关系，这与北魏二皇二圣的政治背景相关，由此，双窟结构成为云冈石窟强烈政治性的另一个典型特征。

二期洞窟形制

云冈二期洞窟形制布局是按照中国佛教活动的内容来设计的，深受传统建筑的影响，石窟平面多呈方形或长方形、顶部雕有平棊藻井，有的洞窟中雕有中心塔柱，后壁还有用以巡回参拜的诵经道，也有延续早期大像窟形制，但窟内空间及壁面造像布局明显不同。云冈二期洞窟中明窗和窟门的比例不同于一期，明窗尺寸小于窟门，这是二期洞窟布局和僧人礼拜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建筑结构也相应作了调整。按照洞窟形制及特点划分，云冈二期洞窟可分为3类，即大像窟、佛殿窟和塔庙窟。

第1类大像窟。云冈二期继承了一期昙曜五窟的洞窟形制，第5窟和第13窟为大像窟，但在窟室空间和壁面布局有了明显创新。云冈二期中的第5窟是穹窿状窟顶、马蹄形平面，窟内有高17.4米的佛像直达窟顶，占据窟内主要空间，是典型的大像窟。但第5窟佛像雕刻明显后移，主佛前营造了宽阔的礼拜空间，同时在大佛身后、北壁下部东西两侧凿有隧道式的礼拜道，结合了塔庙窟的功能性特点，形成了右绕礼佛的环形路线，礼拜道的壁面及顶部雕刻有右旋方向的供养人和飞天。大像窟的洞窟形制，从云冈一期过渡到二期，随着汉文化的逐渐渗透，礼佛方式的变化导致洞窟空间结构的总体设计明显不同。另外，二期大像窟中的壁面布局采用上下分层、左右分段的重层布局方式，这和昙曜五窟的千佛图像完全不同，应是模仿北魏当时地面木构佛殿建筑的结果，这种壁面布局形式也是云冈二期洞窟的典型特点。

第2类佛殿窟。佛殿窟是从我国汉式殿堂式木构建筑演变而来，窟内空间明显加大，可容纳更多的信徒开展佛事活动，这是集礼拜和讲经于一体的洞窟形式。云冈二期的佛殿窟有第7、8窟，第9、10窟和第12窟，均有前室和后室，前后室之间的隔墙延长了洞窟南北进深的空间跨度，隔墙的出现又增加了雕刻内容，这种将洞窟分为前后两个礼拜殿堂空间的设计，使洞窟的空间结构变得更加丰富而有层次。其次，佛殿窟平面为方形或长方形，顶部和四壁交接处界限分明，窟顶装饰平棊，窟顶与壁面相连之处饰以三角垂帐，仿佛整个洞窟被华盖笼罩。壁面雕刻内容布局强调整体性，上下分层，左右分段，四壁间分层分段运用同种装饰带或分隔带，使不同壁面因装饰带而相互联系，整个洞窟有严谨统一的规划设计。再者，云冈石窟佛殿窟顶部雕刻仿木构庑殿顶，下方雕刻具有外来建筑风格的八棱柱，可知总的建筑架构为汉魏以来的殿堂式建筑风格，而其间的建筑构件、壁面布局形式及装饰风格又具异国情调。

第3类塔庙窟。塔庙窟的宗教功能主要是绕塔、观佛、礼拜，窟内四壁下层均雕刻右旋绕塔的鲜卑族供养人像。云冈二期塔庙窟与中国早期佛教仪轨的发展、礼佛方式的形成有密切关系，礼佛仪式中的“行道”即适合在塔庙窟中进行绕塔礼佛修行。其次，塔庙窟中的中心塔柱对窟顶以及山体卸荷力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同时塔的四面也可以进行雕刻，极大地丰富了整个洞窟的造像内容。

云冈二期塔庙窟有编号第11窟，6窟，1、2窟，均为单室窟，平面方形，平顶，洞窟的主像仍以后壁为中心。塔柱位于洞窟正中，这种布局不同于印度、敦煌和新疆石窟。云冈方形的中心塔柱为典型的汉式重层仿木结构楼阁高塔造型，每层四面开龛造像，塔柱四周留有礼拜道，体现了北朝盛行以佛塔为中心的佛寺布局形式，这在云冈山顶考古发掘遗迹中再次得到印证。这些中心塔柱通常由塔基、塔身、塔顶三部分组成，底大顶小，塔身有2—5层，自下而上逐渐收分。虽然塔柱占据窟内主要空间，但依然感觉塔柱高耸直立，蔚为壮观。

云冈三期洞窟建筑特征

公元494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大批留居和夏季返回平城的亲贵、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艺术人才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有第4窟、14窟和15窟，20窟以西规模较小的石窟群，5—20窟外崖面以及窟内补刻的小型窟龛。据统计，晚期民间开窟者，多数是没有官职的佛教信徒，表明都城迁洛后，佛教在平城地区的中下阶层流行起来。

云冈三期洞窟数量较多，都属于中小型窟室，洞窟形制为缩小型的大像窟、佛殿窟和塔庙窟。洞窟平面约为方形、平顶，顶部多装饰平棊藻井，壁面布局主要有三壁三龛式或四壁重龛式，造像缩小，礼拜空间变大，造像内容中出现杂技等世俗内容。云冈三期洞窟的壁面布局较一、二期更为丰富而有创意，参与开凿的僧侣工匠设计思路也更为开放写实。这个时期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作为主像出现于洞窟正壁，大量弥勒造像的雕刻说明《法华经》《法华三昧观》和弥勒信仰在云冈三期依然是雕刻的流行主题。此外还有塔庙窟和千佛洞等典型洞窟，塔庙窟有第39窟、未完成的第4窟、第5—28窟和第13—13窟，还有第14窟千佛洞。第39窟是完全的中国阁楼式五层塔楼结构，标志着佛教建筑雕刻已完成改梵为夏的进程。

云冈石窟是大自然与建筑本体、文化艺术与佛教造像有机融合的杰作。建造者把石窟和造像统一看作是建筑整体的组成部分，从洞窟的建筑结构、壁面设计，再到造像的形式构图，完整构建出理性、神圣的佛教建筑空间。云冈石窟的建筑结构总体是中国式的，而大架构中的建筑构件如希腊柱头、印度的八棱柱、兽面斗栱，以及其他来自西方的装饰纹样，体现了中西方建筑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融合与创新。云冈石窟历经六十余年营造，在三个不同开凿时期呈现出风格迥异的建筑形式和艺术特征，为研究世界建筑史、美术史、宗教史等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作者单位：云冈石窟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