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商城位于郑州市老城区，由内外两层城垣组成，其中内城约300万平方米，外城面积约1300万平方米。郑州商城的存在缺乏文献记载，是纯粹由考古工作者发现的，若以1955年为始回顾郑州商城，迄今已七十余年，以韩维周先生、安金槐先生以及邹衡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考古工作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过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的发掘和研究，我们对郑州商城的平面布局、年代、性质等有了基本的认识。近些年来，郑州商城的考古发掘又有了诸多新发现，对其布局和演变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变化。

问道商都七十载，

十年新证早商城

集多项殊荣于一体的郑州商城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声名赫赫，其考古工作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0年秋，韩维周先生在郑州市二里岗地区第一次发现了商代文化遗存。断断续续的考古工作持续了数年，直到1955年秋，在郑州商代遗址东城墙中部发现了叠压在晚期城墙下的商代早期夯土城墙。这次发现确认了该遗址为商代早期的城市遗址，并于1956年确认其为商代早期城址，后逐渐称为郑州商城遗址。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河南考古工作者将关注点放在了东北部宫殿区域，城内南部主要是配合基建做的一些“散布”发掘，这也是对商城中南部认识不清晰的主要原因。另外，作为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市，往后历朝的遗迹都叠压在商代遗迹之上，并且对商代遗址造成了严重破坏。但仍有重要发现，其中以郑州商城张砦南街器物坑为代表的三处“王族”青铜器物坑最为“熠熠生辉”。三个器物坑出土了包括2件杜岭方鼎在内的8件方鼎，青铜文明的宏大璀璨凸显出郑州商城遗址的重要性。

第三阶段为1996年至今。1996年后，随着郑州市城市建设的快速推进，郑州商城考古发掘也步入快车道，发掘和调查区域也不再仅限于内城区域，而扩大到小双桥的广域范围。特别是2020年之后，郑州市的基本建设为考古工作提供了新的机会。我们以解读“郑州为什么是古都？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古都？”为工作目标，努力厘清郑州商城功能区划，解决夏商分界学术目标。大面积的改造工程，让考古工作者“大展身手”，商城的大型夯土建筑群、水网系统以及手工业遗存等相继发掘出土。

这些新发现打破了对郑州商城的固有认知，四项重磅新发现互为空间关联、功能互补，分别从城市基建、仓储配置、产业布局、礼制空间四个维度，完整还原早商王都顶层营建思想，以实物厘清早期都邑规划逻辑、国家祭祀制度、官营手工业发展脉络，把郑州商城从零散遗迹拼接变成体系完备的开国都城实证。过往数十年考古收获作为研究参照与历史铺垫，本次新发现层层落地，全方位改写早商文明相关研究结论。

从夯土仓储、全域水系看：早商成熟的都邑整体规划体系

郑州商城十大考古新发现汇报材料中府库夯土建筑群与贯通水网两大遗存，是郑州商城顶层城市规划落地的两大硬件，从用地划分、基建配套、资源统筹三个层面，还原早商中国王都营建智慧。

第一，用地分区规划走向制度化。商人在郑州商城建城之初便对城内土地进行了功能划分。西南划设仓储用地，中南预留水系与手工业用地，东北划定宫殿与宗庙用地，城西规划社稷祭祀用地，各功能区边界清晰、互不混杂。成片府库独立分布，不与其他功能区杂糅，单独成片规划，体现早期都城用地思想，标志王朝都城从自发走向自觉的规划与统筹。夯土基址方向统一、建筑体量统一，体现出国家统合下的城市规划理念与实践，只有具备强大王权与社会组织力，才能建成连片的大型公共建筑。

第二，水利配套融入全域城建方案。东南水网并非后期零散开挖，是在建城规划阶段同步设计的市政工程。将城北金水河引入郑州商城，依地势落差改造、新挖向东向南的水渠，穿越东里路宫城区域，向东南注入城东莆田泽，形成较为完善的水网系统。这次考古新发现揭露出的水系串联整个东南片区，水网体系一方面保障全城居民日常用水、手工业区生产用水，另一方面依靠沟渠自然走向划分地块，把东南分割成手工业聚集区与居住片区。依托水系设置水陆城门，兼顾城内物资运输、商贸往来，水利、交通、用地规划三位一体。相对于更早时期，郑州商城的水利规划已经上升至国家级城市建设工程，印证了早商王朝高超的城市治理能力。

第三，仓储配套是都城安全规划关键一环。将国家级官仓设置在内城腹地的西南区位，出于都城安全考量，便于王室管控粮食、青铜原料、礼器等战略物资。官仓紧邻水系，物资可通过水路快速转运，兼顾储备与调拨双重需求。仓储、水系两者联动，构成早期都城物资流通网络，直观展现商代统治者从国家安全、民生保障角度统筹都城布局。府库夯筑技术、水网石砌工艺，也印证商代夯土版筑、石制品加工等建筑技艺逐渐标准化，城市营建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工艺规范。

综合仓储与水利两大遗存可见，郑州商城早已摆脱自然聚居形态，是经过前期勘测、整体设计、分区规划的王朝都城，中国古代成熟的都邑规划制度在早商时期已然成型。

分区祭祀遗存实证：早期国家祭祀制度的滥觞

最新考古发现证明，郑州商城祭祀遗存东西分置、功能明确的格局，正是后世“左祖右社”都城礼制的最早滥觞，直观展现早商国家礼制体系的早期建构与成熟的功能分区意识。“左祖右社”的祭祀空间布局，依托新发现中的成片祭祀遗迹，完整还原早商国家礼制框架，厘清从商初创制到后世历代承袭的礼制脉络。

郑州商城东北部宫殿区北侧的传统祭祀遗存，祭祀对象明确指向祖先神，是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王室祭祀空间，承担后世“祖庙”功能，对应“左祖”制度内涵。城址考古新发现确认的西部完整祭祀遗存群，则形成“北庙、中天坛、南地坛”三级祭祀空间，共同构成早商“右社”体系的完整实物雏形，与东部祖庙区东西对称、功能分立。

北部河南省体育场祭祀遗存，以规整建筑基址、中心主祭祀坑、附属祭祀坑与外围夯土围墙构成封闭祭祀院落，具备早期“神庙”特征，祭祀对象为自然神祇与守护神祇，是独立于祖先祭祀之外的神祠祭祀实证。体育场南侧的张寨南街祭祀场（杜岭方鼎出土地），以中心夯土台为核心，周边有序分布青铜重器坑、殉人坑、殉牲坑，属露天高台祭祀布局，功能契合后世天坛，主要祭祀上天与日月星辰等天神系统，是早商国家级天神祭祀的专属场所。内城西南角夕阳楼祭祀遗存，以深井状竖穴土坑为核心，自坑底向上逐层规整放置陶器、贝壳、石块、卜骨、殉牲，部分叠压殉人，以深坑贴近地祇，专司土地神、社稷神祭祀，功能对应后世地坛，该遗址区与南顺城街青铜窖藏隔城相望。

郑州商城东北部祖先祭祀与西部“北神庙、中天坛、南地坛”社稷祭祀体系，形成功能有别、空间对称、层级清晰的东西分立格局，绝非零散遗存的偶然分布，而是早商王朝有意识的都城礼制规划成果。结合偃师商城“社居西、稷居东”、殷墟“宗庙居东、社祀偏西”的空间特征，可见早商已形成稳定的“祖东社西”布局雏形，为周代“左祖右社”礼制奠定直接源头。

作坊遗存解锁：都城手工业与城市共生演变规律

城内发现的铸铜、制骨作坊，重新厘定早商手工业选址逻辑、产业管理模式以及城市发展的共生关系。

本次城内手工业遗存的系统揭露表明，这一现象本质是郑州商城早期城市功能分区的动态演变，是自然环境变迁、都城规划与手工业生产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郑州商城是以手工业文明为核心支撑的早期王朝都城，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是都城运转与王朝统治的核心支撑，各类作坊在城内密集分布、有序布局，从事生产的族群属于商王朝统治体系内部，共同构成了都城的产业体系。

城内手工业遗存分布严格依托都城水系网格系统。铸铜、制陶、制骨、制石等生产均需大量用水，形成“依水建坊、沿水布局”的规划特征。创新街小学青铜冶铸遗址、塔湾制骨作坊等，均紧邻城内水系，是早商手工业依水系布局的典型实证。

汤汤旧都，任重道长

凭借多项考古新发现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是七十载郑州商城考古的高光时刻，亦了却了一个压抑商都考古人良久的夙愿。府库、水网、作坊、祭祀四大遗存环环相扣，完整勾勒早商郑州商城都邑营建蓝图，推动了中国早期都城规划、国家礼制、官营手工业三项问题的研究。立足本次考古收获，后续将以此为契机，以重点遗存资料整理为基础，以早商研究核心问题为核心，围绕三大主攻方向开展系统性、深层次攻关。

其一，秉持多学科整体研究理念搭建分子课题体系，整合矿料溯源、古环境、人骨考古、建筑考古等科技手段，聚焦早商都城城市建设脉络，深度剖析早期城市文明形态，从资源调配、水利管控、仓储治理等维度深挖早期国家体制机制。

其二，精细化拆分早商文化编年序列，保留原有分期框架，将二里岗下层一期扩展，拉入普遍存在于郑州商城的洛达庙三期文化遗存。同样，在认识二里岗上层二期（白家庄期）复杂化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期别。从全局整体观出发，建立起郑州商城的考古学文化分期。跳出仅依靠灰坑、陶器等碎片化断代分期模式，以大型夯土基址、水系、手工业作坊、祭祀等遗存组合作为研究对象综合研判，系统呈现不同阶段郑州商文化在城市布局、手工业生产、祭祀礼制上的多元面貌。

其三，联动郑州周边同时期的文化遗存及盘龙城等长江流域早商聚落遗址开展跨区域对比研究，整合多元遗存材料，还原商代早期王朝疆域管控、资源流通、族群互动的真实历史图景。

同时郑州商城内城之外尚存大片待勘探区域，城址西北方向遗存线索尤为空白，蕴藏极大考古潜力，为后续郑州商城田野发掘、学术探索预留广阔研究空间，也将成为郑州商城考古新的业务增长点。目前商城仍有诸多谜题等待后续发掘，伴随持续勘探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深入，郑州商城还将不断输出新史料，解码华夏文明早期发展密码。

（作者单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