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带钩的起源问题历来广受学者关注，主要的观点有“良渚说”“中原说”“游牧说”“并行说”。其中“并行说”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认可，该观点根据军都山玉皇庙墓地出土的春秋早期青铜带钩，认为制作工艺之成熟，时代之早，促使重新思考带钩的起源和制作地，并推测中原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带钩是并行发生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晋国区域内的铜带钩虽然在总体上符合“并行”的大背景，但其具体形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北方戎狄部族的影响。这一现象与晋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民族政策密不可分。
晋国与戎狄的互动模式
春秋时期，山西境内封国林立，晋国与戎狄部族比邻而居。周天子封唐叔虞时，就定下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治国方略。《左传》昭公十五年载籍谈对周王之言“晋居深山中，戎狄与之邻”。亦反映出晋国与戎狄交错而居的地理格局。在彼此相邻的情况下，往往会产生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融合。二者之间主要通过战争、议和、联姻等方式，不断加深物质与文化的交流。
关于战争，《左传》多次记载了晋国和戎狄之间的冲突。桓公二年载：“晋穆侯之夫人以条之役生太子，名曰仇”。“条”是一支戎狄部族的称号，亦可称为“条戎”，此次伐条之役以失败告终，故所生太子取名“仇”，寓有复仇之意。庄公二十八年载，“晋献公使夷吾居屈，以御北部戎狄之犯”，可见防御戎狄入侵是晋国的一大要事。昭公元年又载：“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大原”应该就是指今“太原”，这些记载表明，春秋时期晋国与戎狄之间的战争时有发生，且晋国作为春秋大国，对戎狄的作战亦互有胜负，足见戎狄实力强劲。
晋国对戎狄部族采取的手段，不限于战争，议和与联姻也是重要策略。《左传》襄公四年载：“无终部族派遣使臣来晋求和，纳虎豹之皮，以求和诸戎”。这说明，戎狄在处理对晋关系时，亦主动采取议和的措施，并送予虎豹之皮等物产。联姻方面，《史记 ·晋世家》：“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由此可知，晋文公之母乃为狄国之女，故而晋国和戎狄是存在明确的联姻关系，这成为双方加强联系的重要纽带。
无论是战争、议和还是联姻，都在不断交流的过程中，促进了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融合。带钩也在交流的过程中向晋国乃至中原地区流入。
考古实证：从“戎狄”到“晋系”的形制演变
2022年山西闻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M5就出土了一件琵琶形铜带钩，平面为琵琶形，正面中间平顶，两侧减薄，背面平整，有一短柄圆钮，钩体后段横截面呈盝顶形，前段呈圆角方形，钩首回折弯曲减细。钩体正面铸变形蝉纹。钩首铸龙首，圆眼。圆纽，面铸涡纹。长5.3厘米、器身最宽1.6厘米、圆钮直径1.6厘米（图1）。时代为春秋晚期晚段到春秋战国，墓主为一位下大夫。而在山西原平刘庄塔岗梁东周墓第二次清理简报中同样有2件相似的铜带钩，该带钩体呈琵琶形，钩首作鸭头，嵌金花纹。背饰嵌金蝉纹，圆形纽饰金涡纹。大者残为两截，长8厘米、宽1.8厘米、纽径1.7厘米；小者长5.3厘米、宽1.6厘米、纽径1.7厘米（图1）。时代为春秋晚期，属戎狄文化。通过对这三件铜带钩进行对比可知，都为琵琶形，背为蝉纹，纽饰涡纹。从时代上看，原平刘庄塔岗梁东周墓为春秋晚期，而闻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M5为春秋晚期晚段至战国早期。从地域上看，原平刘庄塔岗梁东周墓属于晋北地区的戎狄部族区域，闻喜上郭城址和邱家庄墓群M5则属于晋国的核心地带，故应是来自晋北的戎狄文化铜带钩影响了邱家庄墓群M5的铜带钩。原平刘庄塔岗梁东周墓出土的带钩具有鲜明的戎狄文化特征，而闻喜邱家庄墓群M5出土的带钩虽然保留了“琵琶形”和“蝉纹”“涡纹”等基本元素，但钩首已演变为中原常见的“龙首”形象，且墓主为一位下大夫。这有力地证明了晋北戎狄文化的铜带钩影响了晋国核心区域的带钩形制，并在流传过程中发生了本土化的改造。
除此之外，部落迁徙也是促进铜带钩在晋国区域流传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无终国的西迁，《国语·鲁语》云：“无终，山戎之国。”春秋早期，山戎被齐桓公所伐，遂西徙至山西北部的云中、代郡一带，与北戎合。而军都山玉皇庙山戎墓地出土青铜带钩50件，部分带钩的年代最早可至春秋早期，这为铜带钩在晋国区域的流传提供了线索。从表1可以看出，春秋中期晚段至春秋晚期，在晋国区域流行的兽面形、水禽形、匙形铜带钩，都能在玉皇庙、龙庆峡别墅工程、93梨树沟门山戎墓地等文化类型中找到来源。且这批铜带钩造型精巧，并非处于萌芽阶段，故推测部分冀北地区的铜带钩传入晋国区域以后，晋人对其进行二次加工，融合了当地比较喜闻乐见的纹饰，所以晋系铜带钩既有冀北戎狄文化因素，又有自身独特的文化特征。
从表2的随葬品组合来看，仅临猗程村M0003出土铜带钩随葬青铜礼器与车马器，说明该墓主人身份较高，可能为低级贵族。其余如侯马牛村、临汾神刘村、侯马上马，仅见陶器或无随葬品，表明墓主人身份较低，多为平民或下层贵族。据此可以推测，铜带钩在传入晋国之初，并未立即进入高级贵族的礼器体系，而是先在平民与下层贵族之间流行。这与带钩作为实用服饰具有的功能属性相符，也说明其传播更多依赖于日常生活中的文化接触，而非自上而下的推行。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晋国铜带钩的出现，是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草原文明碰撞、融合的缩影。在“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国策下，通过战争、联姻与部落迁徙，冀北山戎的带钩器型逐渐流入晋国。从原平刘庄塔岗梁的“鸭首”到闻喜邱家庄的“龙首”，清晰展现了铜带钩经历“戎狄传入—晋人二次加工”的本土化演变轨迹。其在晋国先兴于平民后及于贵族的传播路径，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器物最初是依托日常实用属性。总之，铜带钩的流入，不仅见证了物质文化的互动，更折射出晋文化兼容并蓄，又独具特色。
（作者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