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江山半岛的潭蓬运河，是开通于唐咸通年间的一条运河，由于它将三面临海的半岛于狭窄处拦腰截断却不借助自然河流实现两端海湾沟通，以两头涌入的海水支撑船舶通航，因而又有真正意义上中国古代唯一海运河之称。该运河长约2千米，宽约8米至13米，所穿越的江山半岛为表面有浅土覆盖的岩石山体，河道实质上是在石头上开凿的，其两岸和底部均为石质，是名副其实的石渠，这决定了它历经1000多年依旧保存较好，且未曾出现过其他运河常见的改道现象。地处边疆、海运河、石渠，这些特征使得潭蓬运河自诞生之日起便充满神秘和与众不同。近年来的考古新发现，又进一步使其潜在的重要价值渐渐显现出来。
新发现石刻凸显潭蓬运河作为唐王朝加强边疆管控的物证作用
唐咸通年间，高骈收复安南和开凿旨在改善岭南西道治所邕州（今南宁）与所辖安南都护府之间交通的运河“天威遥”，这是唐王朝强化南方边疆管控的系列举措之一。《旧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对于高骈在从南诏手中收复安南之后，为解决“自交至广”“安南至邕、广”即今越南至广西北部湾海路“馈运艰涩”问题而开凿“天威遥”（又有“天威径”“天威道”等称，本文统一使用“天威遥”）的诸多记载，成为当时及后人了解这条运河的重要依据。由于古文记载简略而抽象，改善此条海路的多处工程相继实施，以致由高骈开通的“天威遥”确切位置随后历代众说纷纭。到了20世纪80年代，随着广西文物部门对位于今防城港市防城区江山镇潭蓬村的一条古代运河进行考古调查，依据发现的“元和三年”“咸通九年”两处孤立的纪年石刻以及多批次出土文物，提出了该运河就是唐代高骈所凿“天威遥”，出于文物发现以所在区域地名命名的习惯，将“天威遥”定名为“潭蓬运河”。由此，“天威遥”位置有了初步结论，但因证据有限和研究不足，质疑之声依旧不断。
为了寻找更多证据和线索，揭开历史原貌，防城港市博物馆自2017年至2024年启动了多次潭蓬运河局部清淤和沿线考古调查，在淹没于水下的河道石壁上新发现了8处唐代石刻。新发现石刻中出现“咸通九年”5次，“元和三年”3次，另有“湖南军开六道”“水军”“唐”“天下太平”等关键信息在石刻中反复出现。这些新发现的石刻，解决了原有石刻的孤证不立问题，是石刻与古籍文献的多重互证，进一步证实了“天威遥”便是潭蓬运河。
其一，河道石壁上以“咸通九年下手”为代表的石刻，与正史关于高骈在咸通九年奏请朝廷开凿运河的时间吻合；其二，“元和三年作”系列石刻，证实了《岭外代答》“守臣屡欲开凿”和《全唐文》“自唐皇有三都护”相关记载，即除高骈以外，另有多人组织开凿天威遥的事实。那么，元和三年开挖过这条运河的“守臣”，应是时任安南都护张舟，这在柳宗元为其所作墓志铭中有提及，潭蓬运河石壁上多次出现的元和纪年石刻与墓志铭实现呼应；其三，“湖南军”“水军”等石刻印证了《全唐文》所载“天威径新凿海派碑”碑文关于高骈：“遂命摄长史林讽、湖南军都将馀存古等，部领本将兵士并水手等一千余人，往天威径而疏凿之”的记载，进一步将咸通九年高骈派遣湖南军兵士、水手开凿的“天威遥”指向现今遗存的潭蓬运河。此外，今潭蓬运河所在地在唐代是唐王朝岭南道安南都护府辖区，与史书记载“天威遥”由安南都护组织开凿相符合。
新发现石刻进一步证实了潭蓬运河的身世，它是晚唐高骈收复安南事件的重要佐证，更是唐王朝维护边疆统一、加强边疆管控的历史见证。
科技手段成就潭蓬运河“天威”之名
潭蓬运河所穿越的是石质山体，开凿难度极大，故而便有数任“守臣”接续进行，但在高骈之前因开挖深度最大的一段河道难以攻克巨石，都无功而止。根据古籍文献记载，咸通九年高骈接手之后，在投入大量人手进行开凿的同时，传说其在最艰难处，焚香祷告，祈求“电母雷公”相助劈开巨石，最终完成运河开凿。因得助于诸神，故得名“天威遥”。按此一说，显然“天威”与运河开通有关，此名是在高骈手中开通之后才出现的，此前如元和年间张舟所开凿之时并无此称。所以神话传说给我们带来了与运河开凿相关的一些线索和启示。
根据《岭外代答》《越史略》《全唐文》等古籍文献关于潭蓬运河开凿过程的记载，提到了使用尖嘴铁器开凿、排孔加尖开石、火烧水浇破石等方法，“电母雷公”相助劈石则应是高骈使用了火药爆破。前面几种方法，在近年考古调查中，运河石壁、河道底部随处可见的凿痕和诸多遗存的撬孔得以证实。就火药爆破来说，在高骈以前火药已出现，其威力也被认知，而高骈热衷炼丹，身边有道教背景和炼丹能手。因此，他具备使用火药进行工程爆破的主客观条件，且文献关于“电母雷公”数次辟石的描述也与人工定点火药爆破情形吻合。更为重要的是，在考古调查中发现多处疑似爆破遗留痕迹，另据群众反映被水库淹没的中段河道中遗存有几个直径10余厘米的孔洞，应是爆破所用。
传统方法加上火药爆破的综合运用，应是高骈超越前人凿通潭蓬运河的关键所在，出于种种目的他将科技手段神化，成就了“天威”之名却掩盖了科技的贡献，潭蓬运河应是迄今发现的火药运用于工程爆破的较早案例之一。
新出土文物进一步展现了潭蓬运河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以合浦港为代表，广西至迟自汉代起参与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而受造船和航海技术所限，沿岸而行的北部湾近海航线始终是中国南方与东南亚、印度洋地区海上交往的必经航线。进入隋唐之后，随着技术进步，特别是“广州通海夷道”的开辟，实现了广州经海南岛直达东南亚而不必绕进蜿蜒曲折的北部湾。在此情形下，近年潭蓬运河新出土文物为北部湾近海航线是否继续存在、唐代以后广西是否继续参与海上丝绸之路等问题提供了答案。
在防城港市博物馆2017年至2024年的考古调查中，潭蓬运河除了新发现多处石刻外，另收获了包括唐、宋、元、明、清等各时期的数百件陶瓷文物标本和洪武通宝等。出土的我国陶瓷涉及浙江、福建、江西、河北、广东等地的青瓷、青白瓷、白瓷、青花瓷等产品，这些陶瓷文物为中国各个时期的典型外销瓷器。2025年，潭蓬运河又出土两件唐代瓷器，一件为广西北部湾和邻近的广东雷州半岛常见的四系青釉瓷罐，另一件为长沙窑白釉绿彩瓷执壶残件。这些新出土文物，为认识和研究潭蓬运河提供了新的实物材料与证据支撑，具有重要价值。
其一，我国多个窑场典型外销瓷器在潭蓬运河的出现，说明了这条运河的商贸功能与性质。在高骈手中开通的潭蓬运河，由于收复安南的历史背景和加强岭南西道内部交通的现实需要，其自诞生起政治、军事特征便较为突出。近年来，丰富的各地陶瓷产品的出土，说明了这条运河也具有商贸用途。其二，浙江、福建、江西、广东等产品的大量出现，反映了广西沿海商贸的兴盛和我国多个地区贸易商品依然选择通过北部湾外销东南亚、印度洋的史实。这些商品抵达潭蓬运河以前，主要应该是自浙江、福建海路到达广东再转入北部湾。当然，也不排除部分产品通过灵渠进入广西内陆，再借助四通八达的内河航线加上短程水、陆交替进入北部湾。但出于运输和时间等方面的成本考虑，后者的可能性不大，即便是少数产品通过此一途径，它们最终也是从北部湾出海。其三，唐宋至明清文物的出土，直接反映了潭蓬运河的沿用时间，体现出自唐代以后北部湾近海航线的持续存在。这有力反驳了以往关于潭蓬运河自宋代安南独立之后逐渐废弃的观点，说明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港东移广州、泉州以后，北部湾地区仍然参与其中。其四，长沙窑白釉绿彩瓷执壶的出现，填补了该窑产品通过北部湾航线外销的实物证据空白。目前，考古研究表明自八九世纪起畅销海外的长沙窑陶瓷产品主要是通过广州出海，2025年潭蓬运河出土的执壶残件，为长沙窑产品通过北部湾外销提供了首个证据。
潭蓬运河出土的丰富文物，一方面反映了运河促进商贸发展及其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它作为唐代及以后广西参与海上丝绸之路证物的重要价值。
中外文物混合出土展现了潭蓬运河的国际通道性质
如前所述，作为改善邕州与安南之间海路的潭蓬运河，其开凿的初衷在于服务唐王朝疆域内不同地区之间政治、军事、经贸的往来。当然，由于凿通之后成为途经周边海域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往来船只的避险通道，也使得潭蓬运河自通航起便具有了国际通道的特征，起初并不明显，到了约10世纪安南独立之后，其所在的今防城港由“内地变边疆”，由此，身处边疆和中国南方对外贸易前沿的潭蓬运河的国际通道地位骤然凸显，这在近年来潭蓬运河出土的诸如中国销往东南亚、印度洋地区的各类陶瓷产品，以及新发现的越南瓷器、西班牙银币等文物中得到充分体现。
按照文物来源地，近年潭蓬运河新出土文物简单可以分为中国和域外两种。中国文物方面，近年该运河出土有唐代两广青瓷、长沙窑产品，宋元浙江青瓷，明清江西景德镇青花瓷等，均是不同时期中国的典型外销瓷器种类。各窑场对于这些产品的烧造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满足海外贸易需要，而它们在距离边境仅有20多公里的潭蓬运河出现，其原计划目的地必然是东南亚甚至是印度洋市场。从中国出口产品流向海外市场来说，潭蓬运河无疑是具有国际通道性质的。域外文物方面，主要有14世纪至17世纪越南陶瓷器和18世纪西班牙银币等。目前，潭蓬运河出土的越南陶瓷器有数十件，包括青瓷、青花瓷、酱釉瓷等种类，这些产品主要来自越南朱豆窑和周边其他窑场，是典型的越南外销瓷器，且多数是仿制或受到中国同类瓷器的影响。例如，出土的“官”字款印花青瓷碗为仿制中国青瓷产品，出土的青花碗、碟等具有受明清中国青花瓷烧造技术影响的显著特征等。
越南外销瓷器在潭蓬运河的出现，一方面说明了越南瓷器通过潭蓬运河外销中国。目前在潭蓬运河以东的防城港洲尾贸易场遗址、广东南澳青澳湾沉船、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日本等多处遗址出土或出水有相似的越南外销瓷器，进一步说明了存在一条经广西北部湾越过琼州海峡到达中国东南沿海，再转往我国台湾及日本等地的越南瓷器的外销线路。另一方面，出土的越南瓷器仿制中国产品或呈现明显受中国陶瓷技术影响的特征，既反映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文化技术的传播，也体现出商贸、技术交流的双向性。
此外，潭蓬运河还出土了两枚18世纪西班牙银元，这与距其不远的怪石滩海域出水的两门16世纪至17世纪欧式船炮共同说明了彼时西方殖民、商贸势力已经涉足北部湾。总之，中外贸易物品在潭蓬运河的混合出土，展现了该运河的国际通道性质，也提示我们，对于潭蓬运河的价值认识或需将其放置于南海贸易等更高层面去观察。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防城港市博物馆研究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