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随着折扇的流行，文人送别时扇页题咏蔚然成风，题词或寄情山水，或互勉功名。但少有一把赠扇，能像桂林乡绅唐岳手中的这把一样，承载如此密集的历史信息。扇面上，桐城派名家王拯抄录周邦彦词以慰“倦客”；后官至顺天府尹的蒋琦淳留下“天地一蠹”的沉痛之语；状元龙启瑞题字于边缘……当桂林博物馆所藏这把《清道光王拯、龙启瑞、蒋达等十三人赠唐岳诗扇页》徐徐展开，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场文人之间的离别与情谊，更能管窥鸦片战争后，晚清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剧变前夕的心理与精神状态。
唐岳其人其事
扇页主人唐岳（1821—1874），原名启华，字仲方、仲实，号子实，晚号雁山园主人，广西桂林人。其家族根基深厚，父亲唐仁为嘉庆十九年（1814）甲戌科进士，后辞官回籍，将唐家经营为桂林颇具声望的乡绅门第。
唐岳自幼天资聪颖，道光十四年（1834）考取桂林府学生员。次年院试优等，入榕湖经舍，师从池生春及“岭西五大家”之首吕璜，与王拯、彭昱尧等人同窗共读，结下了深厚的同门之谊。道光二十年（1840）秋，年仅二十岁的唐岳中式庚子科广西乡试解元，可谓春风得意。同年，他跋涉数千里进京应试。然而，他在京期间虽与朱琦、王拯、龙启瑞、彭昱尧等“岭西五大家”及众多广西籍举子交游甚笃，却屡试礼部不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再次落第的唐岳大概萌生了游历访学的念头——扇页上明确留下了“甲辰秋初”“甲辰冬”两个时间节点。也正是在此时，他的亲友们纷纷在折扇上题词赠别，以表慰藉与期许。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唐岳游历至广州，好友李连芳又留下一则“丙午”的题跋。时光流转两载，这把折扇前后集录了十三位亲友的墨迹，成为唐岳在那个时代留下的珍贵的“朋友圈”实物载体。而此时，正是鸦片战争战败后、清王朝衰落之势日益显现的几年，风雨欲来，云压城阙。
题跋中的“众生相”
十三位题跋者中，进士、举人云集，且大多为广西籍。十三份墨迹，十三种心境。题词者既有已入仕途的进士前辈，也有同期的举子。他们各取经典，用文学、诗词和道德箴言，给予落第离京的唐岳劝慰与勉励。
道光二十一年（1841）状元龙启瑞的题字在右侧顶部边角，寥寥数语：
“既仕在公，忠允笃诚，以直佐主。帅下惟约，肃将玉命，振之于外。”
该句出自东汉《小黄门谯敏碑》，龙启瑞用儒家的“臣子标准”来勉励唐岳——虽此次落第，但未来的人生只要以“忠、直、诚、约”为根本，便如君子立身于天地之间。
状元的题词局促于边角，大概是龙启瑞本人谦卑的君子之风，“让位”于其他长者；龙启瑞虽中状元，但很快就因母丧按例“丁忧”卸职回乡，直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赴各地出任乡试同考官、副考官，职位不高，次年十二月方重返京师——这把折扇上留下的“甲辰冬”明确落款，恰好与龙启瑞回京的时间节点相呼应。
扇页正中居左，是广西全州籍的蒋琦淳的题词。蒋琦淳，字申甫，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性耿直，好论事，时任翰林院编修，是一位已经踏上青云之路的朝廷命官。他并没有看不起落榜的同乡唐岳，反而郑重地在扇面上写下一段严肃沉重的文字相赠：
“今农夫祁寒暑雨，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用，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无功及人，而浪度岁月，晏然为天地间一蠹耳。”
此句出自《宋史·道学传一·程颐》，是蒋琦淳的真情流露，也是整把扇子中最令人动容的题词。他引用了农夫、百工、士卒的艰辛和贡献，表达对底层百姓的深刻共情；他对自己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剖析以他为代表的群体无功于国，无德于民，不过是“天地一蠹”，揭示了鸦片战争后有爱国之心的士大夫沉重的心理压力与道德焦虑。在鸦片战争战败、国家内忧外患之际，蒋琦淳已感受到朝廷的腐败和国家的困境，对落榜的唐岳，蒋琦淳没有安慰他“下次再来”，而是用这段尖锐的文字告诉他：考不上功名不可耻，我即使在京为官也不过是蠹虫一只；你回到桂林，不当官，也要像农夫、百工一样，做对社会、对乡里真正有用的事。
与蒋琦淳的沉重不同，桐城派古文名家、岭西五大家之一的王拯（原名王锡振，广西马平人，道光二十一年进士，官至通政使），在扇页最中央，抄录了北宋周邦彦的《满庭芳·风老莺雏》。词中“憔悴江南倦客，不堪听、急管繁弦。歌筵畔，先安簟枕，容我醉时眠”之句，精准托住了唐岳落榜后的心酸；而“且莫思身外，长近尊前”，更是直白劝慰：不要太执着于功名这个“身外之物”，不如宽心饮酒、安顿身心。这是一种令人动容的精神抚慰：你不必强颜欢笑，累了就睡，醉了就歇，天下之大，容得下一个真实的自己。值得注意的是，王拯无论是年纪还是科举资历，并不如蒋琦淳、蒋达等人，他的题词占据中心位置，说明在1844年的京城，王拯的“文名”比蒋琦淳等更加响亮，大家更愿意推举他作为赠言的牵头人。
广西灵川籍举人、三大中兴词人之一的苏汝谦，抄录了明末遗民邝露的“洞庭酒楼”，以“相将楚渔父，招手入芦花”的淡泊超脱，意寓唐岳归隐桂林山水，也是一种人生逍遥。诗词作者邝露是明朝遗民，清兵破广州，他抱古琴绝食死。在禁言严苛的清代，文人录前朝遗民的诗作赠人，暗示了苏汝谦清高的人格和不随波逐流的骨气，也是在鼓励唐岳：哪怕做不成官，也要保持邝露那种气节。
而同为临桂籍的翰林前辈蒋达（道光十八年进士），则抄录了司空图的《诗品二十四则·典雅》。一句“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他以颇高的文学格调，为唐岳卸下了世俗功名的重负，指引他回归桂林故里后，依然可以过上“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的高雅生活——这几乎就是后来唐岳在雁山园庄园生活的预言。
广东连州籍举人李连芳抄录了唐代王建的《宫词》：
“龙烟日暖紫瞳瞳，宣政门当玉殿风。五刻阁前卿相出，下帘声在半天中。千牛仗下放朝初，玉案傍边立起居。每日进来金凤纸，殿头无事不教（多）书。”
诗中借“宣政门当玉殿风”“下帘声在半天中”描绘了皇权的高高在上、威严冷漠；而“殿头无事不教书”的描写，展现了皇权威仪下的空虚与讽刺——每日朝会，其实办不了多少实在的事。李连芳以此劝慰唐岳：“你看这皇宫，看似繁花似锦、高不可攀，但其实不过是个每天程式化早朝的场所。你这次没考中，未必是坏事。”其用意，正是用这首诗来宽慰落榜的唐岳，劝他放下对科举的执念。
时代巨变的见证
纵观这柄折扇，蒋琦淳之沉重、龙启瑞之庄重、王拯之哀婉、蒋达之雅淡、苏汝谦之超脱、李连芳之清醒，形成了一组颇具张力的晚清文人“心理图鉴”。在鸦片战争惨败四年后的京城，社会急剧动荡，传统的科举功名之路已经不能让有识之士看到希望。此时的官吏、文人已经隐约感受到了一种时代的幻灭。他们或许意识到，朝廷政治腐朽，考取功名未必能救国，未必能施展抱负。
在扇页完成题词之后，唐岳回到桂林，与弟唐启荫协助父亲唐仁在乡办理团练，咸丰五年（1855）总理广西通省团练，叠保郎中，加鸿胪寺卿衔，从单纯的文人蜕变为在广西动乱中带领乡勇“保境安民”的“武装乡绅”。这把折扇不仅是唐岳个人的私人纪念物，也是他在京求学、交游、应考的经历见证，更是晚清文人士大夫以乡里为纽带“抱团取暖”，面对时代巨变时隐秘心态的立体缩影。一把扇子揭示了桂林名士乃至岭西文人群体的“朋友圈”，承载了历史转折期社会动荡、人们思想发生变化的珍贵历史定格，实为不可多得的地方文献与历史文物。
（作者单位：桂林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