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多斯高原，黄河“几”字弯环绕其西、北、东三面。两汉时期，随着郡县设置与军屯推行，戍卒、官吏、移民相继迁入当地，与原住游牧人群形成了长期的共存互动。大量汉代墓葬出现于汉代古城周边，成为记录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物质遗存。

截至目前，鄂尔多斯地区已发现4处汉代壁画墓群，合计10座壁画墓，分别位于鄂托克旗的凤凰山、米兰壕（亦作“米拉壕”）、察汗淖尔以及乌审旗的巴日松古敖包等地。这批墓室壁画的发掘历时近三十年，相关保护工作也在持续摸索中不断推进。

画工们提着颜料进入幽暗的墓道，在烛火摇曳中完成描绘，然后封上墓门，将所有色彩留在黑暗之中。这个“封闭”的属性，决定了墓室壁画在保护上面临的特殊困境：它既无法像架上绘画那样轻易移动，又难以在原生环境中长期保存。

鄂尔多斯这批汉代壁画墓恰好集中体现了这种困境。它们开凿于当地质地酥松的砂岩之上，壁画直接绘制于岩面，没有地仗层，画工仅在砒砂岩表面涂刷一层黄色颜料作为底衬，再用朱砂、石绿、赭石等矿物颜料直接绘制。这种结构意味着颜料层与岩体之间缺乏缓冲，二者热胀冷缩系数差异显著，温湿度波动时极易产生应力裂隙。更深层的威胁来自地下水中的可溶盐——毛细水上升携带的盐分在壁画表面反复结晶、溶解，导致颜料层起甲、酥碱、粉化，这一过程在墓葬被打开、内外环境失衡后大大加速。米兰壕墓群清理时，由于地下水长期作用，地面以上较高部位的壁画已全部损毁；察汗淖尔一号墓清理时，墓顶壁画已全部脱落不存。即便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壁画的衰变仍在持续。凤凰山墓地从1987年发现到2015年二次发掘，二十多年间地貌完全改变，当年光秃秃的砒砂岩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黄沙，自然环境变迁未能阻挡壁画劣化的脚步。

技术突破：摹制保护的探索与实践

面对这样的困境，保护路径的选择殊为不易。传统做法无非两种：一是原址保护，将墓室重新封闭或加盖保护设施，维持相对稳定的微环境；二是揭取迁移，将壁画切割下来移至馆舍保存。但这两条路在鄂尔多斯都面临各自的问题。原址保护难以从根本上隔绝水汽和可溶盐对砂岩的持续侵蚀，而砒砂岩自身强度不足，即使加盖保护设施，地下水位波动和盐分迁移仍无法有效阻断。至于揭取，对于没有地仗层、颜料直接附着于岩面的壁画来说，损伤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切割本身即对画面完整性构成破坏。米兰壕的壁画在揭取过程中经过了切割化处理，画面内容之间的部分关联因此缺失，这种“保护性破坏”的两难，恰恰揭示了无地仗层壁画保护的棘手本质。

正是在这样的困局中，受敦煌等地壁画保护经验的启发，并结合鄂尔多斯砂岩壁画的自身特性，保护团队开始探索一条有别于传统模式的中间路径——既然原生壁画的长期保存在技术和环境层面均面临难以逾越的障碍，能否换一个方向，用精确的“记录”来替代冒险的“移动”？

2014年，鄂尔多斯博物院启动了“鄂尔多斯古代壁画摹制保护”项目，主要针对境内的墓葬壁画、石窟壁画和召庙壁画三类壁画进行“摹制法”复原保护。所谓摹制，不是简单临摹复制，而是通过技术手段获取壁画的色彩、线条、质地等全部信息，再用相应材料进行原貌复原。具体做法是：采用古代壁画的天然胶与原沙作为底料，在亚麻布上完全按照古壁画墙的质地、肌理制作出地仗层，再用与壁画颜料相同的矿物质颜料进行绘制，辅以可调节的不锈钢框架支撑。这种方法重建了壁画的原生结构，在材料成分、地仗质感、色彩神韵方面与原作高度接近。更为关键的是，摹制壁画具备了可移动、可布展、可拆卸的特性，实现了原生壁画信息的整体转移和异地重现。

2015年，鄂尔多斯博物院联合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凤凰山汉代壁画墓和巴日松古敖包汉代壁画墓进行了二次发掘。此次发掘利用最新的数字采集技术获取了更为清晰的墓室壁画图像，并系统、全面、科学地采集了壁画信息——包括画面内容、尺寸数据、色彩参数、病害状况等，为后续的摹制保护提供了精确的数据基础。同年，工作人员又对米兰壕墓地最后发现的一座壁画墓进行了二次考古清理，进一步丰富了研究素材。

摹制保护在学术上定位为一种“间接式保护”。正如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会长马家郁研究员所说，它并非以摹品取代原作，而是在原作无法长期保存的前提下，以精确记录的方式完成文化信息的传递和延续。这种认知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自觉——保护者清醒地认识到，面对那些终将老去的色彩，记录与再现同样是守护的一种形式。

公共传播：从墓室到展厅的转化

摹制保护的实施，为这些沉睡于地下的壁画打开了走向公众的大门。2016年9月，“丹青遗韵 妙手生花——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精品展”在鄂尔多斯博物院开幕。这是鄂尔多斯博物院首次将深藏于地下的珍贵壁画“请”进博物馆，让原本封闭于墓室之中的图像得以在公共空间中呈现。

展览摒弃短期叙事，打造持续对外传播的特色文化品牌。2017年至2026年，展览先后赴四川、河北、浙江、安徽、俄罗斯等地展出。其中，赴俄罗斯米努辛斯克地方志博物馆的展出尤为值得关注——该馆地处南西伯利亚，所在区域与北方草原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的文化序列有着深厚的历史关联，当地观众对草原主题的壁画艺术具有天然的认知基础，此次展出促成了跨越国界的文明对话。每一次展出，都让沉淀于北疆草原的壁画艺术突破地域边界，完成文明的远播与赓续。摹制壁画的移动性优势在此充分显现——无需冒原生壁画运输损毁之险，即可将文化信息送达千里之外。

与展览同步推进的还有学术层面的深度研讨。2016年9月，“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保护与研究国际研讨会”在鄂尔多斯召开。来自日本以及国内的6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会议，围绕北方地区古代壁画的保护技术、研究方法和展示利用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会后出版的《北方草原古代壁画艺术保护与研究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汇集了多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内容涵盖壁画病害机理分析、保护材料筛选、数字化记录技术、摹制方法探讨等多个方面，为同类型文化遗存的研究与保护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具体研究层面，米兰壕壁画墓群出土的庄园图、乐舞百戏图、牛耕图、西王母图、神兽图等题材，为探讨东汉时期鄂尔多斯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信仰体系和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图像资料；巴日松古敖包M2墓的壁画则涉及社会生活场景、历史文化与思想观念等多个维度，丰富了学界对汉代边疆地区多元文化格局的认知。这些研究成果与摹制保护实践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从发现、研究到保护的完整学术链条。

记录即保存：另一种意义上的保护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鄂尔多斯地区的壁画遗存远不止汉代墓室壁画。据初步统计，鄂尔多斯高原地区各类壁画艺术遗存共逾25处，其中岩画遗存9处，墓室壁画遗存10处，石窟寺壁画1处，召庙壁画5处。这些遗存时代延续有序，自史前至明清鲜有缺环。汉代墓葬壁画作为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保护实践为整个地区的壁画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回看鄂尔多斯汉代壁画墓的发现、研究与保护历程，一个清晰的轨迹浮现出来：从田野考古的偶然发现，到科学发掘的信息采集，再到摹制技术的记录再现，最后到展览展示的公共传播，“摹制”技术以重建壁画原生结构的方式，实现了可移动、可布展、可拆卸的壁画保护新路径，在原生实体与公众视野之间搭建起一座桥梁。每一步都在完成同一个任务——把封闭在墓室里的珍贵图像，逐步转化为社会共享的公共文化资源。

那些绘制于砂岩之上的色彩终有一天会褪尽，但通过摹制而留下的图式，仍有可能穿越时间，让后来者知道——两千年前的鄂尔多斯高原上，曾经有人这样生活。而这份记录本身就是另一种意义的存在，也将成为未来重新解读和认知这些古老壁画的重要依据。

（作者单位：鄂尔多斯市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