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陕西清涧寨沟遗址考古成果公布，使学界进一步审视李家崖文化的区域分布状况。李家崖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域及中心都邑的问题，以往学者虽曾有所涉及，但论述尚不够深入，也未能充分整合陕晋两地李家崖文化资料，对相关问题作综合研究。本文立足于新公布的考古材料及既往材料，结合青铜器分布特征与聚落遗址，尝试厘清该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域，并探讨其中心都邑问题。

青铜器与核心区域的判定

李家崖文化是跨越黄河的文化共同体。讨论李家崖文化的核心区域，首先需要回答的是李家崖文化是否跨越黄河分布至山西境内。南流黄河两岸均为黄土高原地貌，地貌和气候环境基本相同，就现今情况而言，陕北与晋西在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方面差异亦不明显。虽然陕晋两岸被黄河分开，但并不能阻隔两岸的往来联系，尤其在枯水期，跨越黄河相对较易。相同的自然环境为同一文化的存在与发展提供条件，而黄河并不能成为其间的阻碍。出土器物也表明李家崖文化的分布跨越黄河两岸。李家崖文化中的敞口深腹陶簋与清涧张家坬、石楼桃花庄出土的直线纹青铜簋相似。刘建宇《陕北地区出土商周时期青铜器的科学分析研究》指出“在元素成分和铅同位素比值的分析结果上，晋西北商代晚期铜器与陕北商代晚期铜器表现出基本一致的特征。”因此，商代南流黄河两岸的陕晋高原应同属李家崖文化分布范围。

李家崖文化青铜器的分布与特征表明，陕西的清涧、绥德、延川及山西的石楼、永和等县，是该文化的核心分布地域。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南流黄河两岸的陕晋高原多次出土李家崖文化青铜器，根据表1统计，主要的出土地点有陕西清涧6处、绥德7处、延川4处、子长1处、山西石楼15处、永和6处。

从表1可以看出，李家崖文化铜器出土地点主要集中在陕西清涧、绥德、延川，山西石楼、永和等县。从安阳殷墟和西周周原的情况来看，李家崖文化青铜器集中分布的区域，应为该文化的核心区域，即陕西清涧、绥德、延川，山西石楼、永和等县。

从文化特点看，李家崖文化青铜器可分为殷商式、混合式和地方式。《试论陕晋北部黄河两岸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及有关问题》认为石楼—绥德类型青铜文化中带族徽的铜器是战争掳获物，其族群长时间以来与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笔者以为李家崖文化殷商式铜器可能经由馈赠、贸易等途径传入，而非来自战争。李家崖文化的铜器年代从殷墟二期到殷墟四期，约在商王武丁至帝辛时期，以李家崖文化先民的族群实力而言，不可能在如此长的时间里，从商人手中持续不断地掠夺如此多的铜器，而混合式铜器也体现出先民接受了商文化礼制体系，并进行模仿和改造。同时，山西境内出土铜器的商代墓葬，以鼎、觚、爵、斝、卣、瓿较多，且以觚、爵或觚、爵、斝的组合较为常见，这些墓葬铜礼器组合所反映的礼制基本属于商礼系统。殷墟式铜器如果是从商人手中掠夺来的，李家崖文化先民也未必会将其视为珍宝，并作为随葬品埋入墓葬。因此，李家崖文化殷商式青铜器可能通过和平途径传入，反映了其与殷商文化的密切关系。青铜礼器是权力和管控方式的表达，其作为统治符号在维系社会秩序上扮演重要角色。商人可能通过青铜器的交流，对李家崖文化先民施加政治与文化影响，其赏赐青铜器的对象应该是李家崖文化的贵族阶层。李家崖文化青铜器大多出自墓葬，少数可能出自窖藏。这进一步说明了该文化铜器分布的密集区域，即清涧、绥德、石楼和永和等县，应是其先民贵族阶层的居住区域，为该文化的核心分布区域。

李家崖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也证明了清涧、绥德、石楼、隰县和永和等县是李家崖文化的核心区域。曹大志《李家崖文化遗址的调查及相关问题》指出在以往的文物普查资料里，李家崖文化的遗址有303个，其中陕西境内196个，山西境内107个。从表2中可以看出李家崖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绥德、清涧、石楼、隰县、永和等县，共175处，约占总数的58%。这与表1所示李家崖文化铜器出土地点的分布格局基本吻合。李家崖文化遗址的分布格局与该地区商代青铜器的分布格局大体一致。所以，绥德、清涧、石楼、隰县、永和等县，应该是李家崖文化分布的核心区域。

聚落遗址与中心都邑的确定

前文确定了李家崖文化的核心区域，那么该文化的中心都邑便应在这一范围内寻找。从考古学方法论看，聚落群的等级分层状况，包括面积规模、数量密度及功能配置等，是判定族群中心都邑的重要依据。从聚落遗址看，本文以为陕西清涧可能是李家崖文化中心都邑所在地。

清涧的李家崖文化遗址有李家崖古城址、辛庄遗址、寨沟遗址等。李家崖古城址东侧为坡地，西、南、北三面均为陡壁峭崖，并有河水环绕，古城是先民因地就势修筑而成的。李家崖古城尚未发现大中型墓葬，也未发现居址，仅发现祭祀房址和一些随葬品贫乏的小型墓葬。古城的军事性质明显，应该是一座防御性军事要塞。辛庄遗址建筑群有大型礼仪性建筑、中型礼仪性建筑和小型居住建筑。辛庄遗址建筑构思缜密、设计精巧，其建筑规模与规格较为突出，其中可见若干中原地区王都建筑要素，其应为高等级人群祭祀、居住的场所。辛庄遗址还发现有铸造青铜容器的陶范、陶模、芯等铸铜遗存。种建荣在采访中曾指出：“此次陶范等铸铜遗存的发现，证明了陕北以往发现的大量晚商青铜器部分是本地造，以及部分和殷墟一样的铜礼器也是本地造。”寨沟遗址发现有大面积夯土建筑、大型墓葬、小型墓地、铸铜遗存、灰坑等不同功能遗迹，以及9处高等级贵族墓地，包括3处共7座“甲”字形墓葬。寨沟遗址后刘家塔大型墓地出土的铜车马器、玉器、骨器等与殷墟高等级墓葬所出同类器物相同或相近，显示出浓厚的殷墟高等级用器特征。曹大志调查发现，陕西清涧寨沟和沟口均有大规模的遗址或遗址群，覆盖范围分别为1平方千米和2平方千米。其他经过科学发掘的李家崖文化聚落遗址还有绥德薛家渠遗址和柳林高红遗址等，根据遗址规模和出土器物判断，二者应属于李家崖文化的一般聚落遗址。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在李家崖文化分布区内，尚未发现其他地区的遗址群在数量和等级上能够与清涧地区相比。

陕西清涧发现有李家崖文化的军事防御要塞、大型建筑遗址、铸铜遗存、“甲”字形高等级大墓和大规模遗址群，构成功能互补的聚落集群。就同时期遗址类型和等级而言，南流黄河两岸陕晋高原其他地方无法与清涧比肩，甚至在整个西北地区，目前也尚未发现同等级的方国遗址。所以，清涧应当是李家崖文化中心都邑所在地，即其政治、文化和军事中心。

余论

李家崖文化是商周时期分布于陕晋黄土高原的一支青铜文化，其背后可能对应某一方国政治实体。据现有考古资料，该文化的核心区域包括清涧、绥德、石楼、隰县和永和等县。清涧集中发现了李家崖文化高等级贵族墓葬、大型建筑基址以及青铜器铸造作坊等，清涧可能是其高等级贵族集团的聚集地，并为该方国政权的中心都邑。从李家崖文化的核心区域与中心都邑的情况观察，其社会结构应与中原商王朝的政权组织结构相似，可能呈现出由中心都邑统摄四方的政权架构，反映出其社会等级秩序受到商王朝礼制规范的影响。李家崖文化与殷商文化关系密切，现基本为学界所认可，其社会结构与殷商相似，亦在情理之中。

至于李家崖文化分布的四至范围，其北界可能在米脂、佳县以及黄河东岸的柳林一带，西界可能在吴起、安塞一带。向南看李家崖文化可能在商代晚期已到达关中北缘，并可能对周人迁徙至岐山产生影响。李家崖先民后期主要向西南进行扩展，据有北洛河中上游地区。其东部与灵石一带的商文化相邻，李家崖文化主要沿黄河两岸分布。这可能是李家崖文化的大致分布范围，当然不同时期其文化的边界有伸缩，而其先民似乎一直致力于向西南拓展，这可能是由其先民与周人的敌对关系所致。在黄河东岸李家崖文化先民向东向南扩张不明显，这也从侧面说明其与商王朝关系较为密切。

［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人文社科专项项目“商周时期羌人与周人交融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5JK0282）和榆林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李家崖文化与鬼方族群史事新研”（项目编号：XJ20250014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榆林大学法学与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