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江发源于中国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经云南省红河州河口瑶族自治县出境，入越南老街省，称红河，于海防市注入北部湾。元江—红河是连接中越两国早期人类和文化扩散传播的关键通道，早至旧石器时代便有人群在此生息、活动。在元江流域，蒙自市的马鹿洞和河口瑶族自治县的孤山洞是该流域两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但目前发现的洞穴遗址仅此两处；在红河流域，与中国直接接壤的越南北部山区，调查曾发现少量可能属于山韦文化或和平文化的遗址点，但尚未进行系统发掘。该区域史前考古工作的零散与薄弱制约了我们对这一早期人类活动通道及其文化面貌的认识，更影响了对华南与东南亚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中期人类文化与技术的演变图景、交流与互动复杂模式的理解。为填补该区域史前遗址分布的空白，也为在更大范围内开展深入比较研究奠定基础，首先聚焦中越边境开展系统性的调查、发掘与研究非常重要。基于此背景，在武汉大学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合作协议的框架下，双方联合在红河州境内元江流域开展了系统的史前考古调查，同时，武汉大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越南河内国家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越南考古研究院及越南老街省博物馆在红河流域开展了史前考古专项调查和发掘。

2024年11月至12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师生先后赴云南红河州和越南老街省进行考察，并商定了具体的调查工作计划。2025年5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越南河内国家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越南考古研究院及老街省博物馆组成的中越红河流域联合考古队在老街省保安县、保胜县、文磐县三地展开了系统的流域调查；6月，武汉大学与红河州文物管理所、河口瑶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组成元江流域联合考古队在红河州河口县和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进行首次史前考古专项调查；11月至12月，中越红河流域联合考古队对越南老街省保胜县的鹅依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2026年1月至2月，元江流域联合考古队在河口县进行了第二次考古调查，并对其中几处地表遗物较丰富的地点完成了剖面清理和样品采集。

2025年至2026年两个年度的考古调查主要沿元江—红河干流进行地毯式的地面踏查，以河流沿岸阶地和山岗为重点调查区域。调查过程详细记录了遗址地理位置、地貌、海拔、采集遗物数量与类型等信息。在云南河口瑶族自治县和越南老街省共调查发现石器地点110处，均为露天的旷野地点，主要分布于元江—红河干流及其一级支流沿岸的一级和二级阶地，其次位于海拔相当的山脚缓坡或稍高的山腰及以上位置。共采集遗物1090件，绝大部分属于打制石器（仅有极少量磨制石器、陶片和纺轮）。各地点石制品的原料、工具类型、加工方式、形态特征等方面较为一致，石制品原料绝大部分为石英砂岩质的河流砾石，应为附近河流就地取材。打制石器的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工具、断块、石锤等，以各类工具最多。石核数量极少，仅见为获取宽大石片的劈裂石核；石片包括工具修型时产生的中小型石片和劈裂产生的大中型宽大石片（而后作为工具毛坯进行二次加工使用）。工具以大中型尺寸为主，毛坯以砾石为主，宽大石片次之，加工绝大部分仅见于刃口处，使用锤击法单面加工，持握部位多保持毛坯原状而不做修理。工具类型包括单面器（苏门答腊器）、短斧、砍砸器、刮削器、尖刃器等，其中以单面器和短斧最具区域特色，单面器为以大石片或砾石为毛坯周缘单面打制而成、集多个刃口于一身的工具类型，短斧通常为单面器从中部截断形成；砍砸器和刮削器是数量最多的工具类型，又以单刃和双刃的陡刃砾石砍砸器最多。根据元江—红河阶地地貌以及旧石器工业面貌对比，推测这些石器地点大致处于晚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早中期。

基于河口、老街的调查结果，2025年11月至12月，中越联合考古队选择其中文化内涵相对丰富、文化层保存相对完好的越南老街省鹅依遗址进行了系统发掘。布设1米×1米探方18个，采用水平层与自然层相结合的方法自上而下逐层揭露，发掘最深处近150厘米，包括3个自然层，出土文化遗物3295件，其中打制石器3132件，包括石片、工具、断块、备料等，完整石制工具133件，类型包括砍砸器、刮削器、单面器和短斧等。整体石器工业特征与调查采集的石器有极高的相似性，遗址年代、环境、植物等方面的分析正在进行之中。

过去长期认为“和平文化”是越南北部更新世晚期至全新世早中期的代表性物质文化传统，在历经百年的研究中，“和平文化”除了石器工业还被赋予了人群、环境等不同层面的多重内涵，导致时至今日的许多讨论并不在同一层面上，这为深入阐释史前文化、技术与人群以及与中国南方地区的宏观对比带来了困难。2025-2026年度中越边境史前考古（主要是旧石器考古）是中国与越南学者首次以科学问题为导向，围绕旧—新过渡时期遗址，以整体流域为视野，横跨两国开展的区域调查、系统发掘和整理研究的全链条合作，较为清晰地揭示出了该地区的旧石器文化遗存面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往滇东南、越西北地区旧石器文化技术面貌模糊的局面，为研究周边包括华南大部和越南北部的文化技术面貌提供了可资对比的新证据，为从大区域比较视野阐释更新世末期至全新世华南与越南北部人群文化与技术的交流互动等话题提供了新材料，更为重新阐释史前文化、技术、人群的关系以及审视“和平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外延带来了新思考。未来仍需要且值得进一步开展系统性的大区域考古研究工作，在解决该区域旧石器文化的年代、文化面貌等基本学术问题的基础之上，将其放在更为广阔的华南和东南亚地区予以考察，以期更全面、翔实地审视华南和东南亚地区史前人群的技术交流与文化互动。

（武汉大学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 河口瑶族自治县文物管理所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 越南考古研究院 越南老街省博物馆 执笔：李英华 曾荣昌 韦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