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全歼守敌3000余人，占领了南昌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也从此诞生。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一组文物静静镌刻着1927年那段风云激荡的革命岁月。

一声枪响——南昌起义朱德使用的手枪

朱德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中使用的毛瑟手枪，型号为警用型德国造毛瑟M1896短管手枪，枪号592032，口径7.63毫米、枪长26.3厘米、枪管长10厘米，有效射程50米，10发固定弹仓供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毛瑟手枪批量进入中国，有数十万支装备于各派军队之中，朱德一直配用此枪。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作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朱德因对江西情况熟悉、工作条件便利而被派往南昌做起义准备工作。8月1日，朱德率领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参加南昌起义，作为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携带着这支手枪进行战斗，直到南昌起义胜利。

起义成功后，朱德在这把毛瑟手枪的枪身刻下“南昌暴动纪念 朱德自用”十个字，不仅是对这一伟大事件的纪念，更是一个共产党员确立初心、追求真理的真实记录。此后，这支手枪又伴随着朱德度过了几十年辉煌的军事生涯。1956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筹建陈列室时，从朱德处征集此枪，1959年移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并展出。

笔墨定局——周恩来办公室内文具

江西大旅社位于南昌市中心，作为南昌起义总指挥部，中共前敌委员会在这里成立。在指挥部周恩来办公室内陈设的文具——一个瓷笔筒、一方墨砚、一只瓷印盒，便是人民军队建立之初，那些伏案日夜的见证。

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中国革命面临生死绝境之际，时年29岁的周恩来奔赴南昌，扛起武装起义的重担。1927年7月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正式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经过激烈斗争，克服张国焘的阻挠，毅然决定于8月1日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期间，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起义领导人在军事、政治、组织、纪律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实践与探索。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武装斗争，起义部队没有先进武器装备、没有成熟作战体系，从研判战局、草拟作战方案，到整编部队、下达作战命令，一系列关乎革命走向的关键决策、谋划部署，都留存于这套文具的岁月印记中。

一纸明志——贺龙《告全体官兵书》

《告全体官兵书》，长56厘米，宽41厘米，油印。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侵蚀，纸张早已泛黄，左下角残缺，中间有零星残洞，但字迹仍清晰可辨。

起义胜利后，起义军按照中央计划于8月3日至5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途中遭国民党重兵围追堵截，战事频繁，行军艰苦，部分官兵思想动摇。作为南昌起义总指挥的贺龙，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一直坚定地站在共产党和工农大众一边。8月中旬，贺龙以兼代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名义拟定《告全体官兵书》，在江西瑞金一带正式印发。

《告全体官兵书》约2000字，阐明了南昌起义“是一种伟大的革命行动”，目的是“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揭露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反革命“清党”、屠杀工农的罪行。要求全军统一思想、严明纪律，鼓舞官兵克服困难、坚持革命。它所阐述的革命主张，初步勾勒出人民军队的初心，正如文末“革命成功，定在不远”的呐喊，昭示着革命低潮的寒冬即将过去，革命高潮的春天即将来临。

征尘满身——起义群像

南昌起义的胜利，绝非少数将领的孤军奋战，而是共产党人坚守初心、起义部队奋勇冲锋、工农大众同心支援的集体胜利。

起义枪响后，广大党员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成为起义部队的骨干力量。战士钟步全在起义中佩戴的一枚直径3厘米的铜质党徽，便承载着早期共产党人的忠诚与担当。

在起义筹备及作战期间，部队军需物资极度匮乏。为保障部队建制完整、规范军队风貌、满足行军作战需求，当地群众主动捐献机具、出人出力，日夜赶制军装、缝制领标、修补军需物资，为起义部队顺利作战、转战前行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

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南下途中，又遇酷暑难耐、物资短缺、强敌围追。官兵们只有简易的随身装备，一个挤压变形的水壶、一个布包，便是全部家当。就这样风餐露宿、日夜行军，历经无数次艰苦战斗。

这些质朴的物件，是革命信仰扎根基层、凝聚力量的实物载体，是军民一体、倾力支援的生动缩影，是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纪律严明的作风见证，它们共同刻画出那个不眠暗夜里不可磨灭的鲜活群像。

南昌城头的枪声早已融入历史长河，但一件件革命文物历久弥新。它们向每一个俯身靠近瞻仰的人，述说百年前那个石破天惊的凌晨，那些或许没有被提及名字的身影和一个“伟大开端”的故事。它们见证了人民军队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奋斗征程，也必将见证人民军队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