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西北大地，犹如一部厚重的无字史书。“十四五”时期，聚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课题，河北省文物局、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在国家文物局支持指导下，结合自身资源禀赋，突出冀西北考古在工作理念、要素支撑、学科建设等方面的特色优势，集中攻坚重大项目，取得系列重要成果，为中华文明起源和多元一体进程研究贡献河北力量。
从泥河湾盆地百万年人类史的无字诗篇，到冀西北高原新石器聚落万年前后升起的缕缕炊烟；从红山积石冢的礼制初现，到龙山石城营造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气象，从战国墓地的民族交融，再到元代都城的文明交汇……大量考古新发现都在诉说着这里厚重的人文积淀，散发出令世人瞩目的文明光华，指引考古工作者继续在冀西北大地上深度揭示文明本源，追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演进的壮丽篇章。
“十四五”以来，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河北师范大学、张家口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和高校，以“考古中国”“以泥河湾盆地为重点的华北早期人类演化与适应研究项目”等重大项目为引领，系统开展了泥河湾遗址群、尚义四台、康保兴隆、宣化郑家沟、崇礼邓槽沟梁、蔚县李家庄古家疃、张北元中都等遗址、墓葬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工作，构建起从176万年前至公元14世纪人类文化与文明演进的发展脉络，深化了东亚人类演化、旧—新石器过渡、旱作农业起源、北方史前石城布局、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北方戎狄华夏化、元代都城格局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等重大课题的认识，为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关键实证材料。
泥河湾遗址群——
东方人类百万年演化史
泥河湾遗址群是分布于冀西北泥河湾盆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十四五”期间，依托《泥河湾遗址群考古工作计划（2019—2023）》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以泥河湾盆地为重点的华北早期人类演化与适应研究（2020—2024）”，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科研院所与高校，对泥河湾遗址群开展了系统调查、发掘与多学科研究，共登记遗址502处，年代范围覆盖176万年前至1万年前，自早更新世中期至晚更新世末期的各个阶段都有重要遗存发现，建立起泥河湾盆地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基础数据库。2021年，泥河湾遗址群入选我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该遗址入选第四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名单。
岑家湾遗址揭示110万年前欧亚大陆最早“准备石核技术”
2024年，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美国科学院院刊》（PNAS）杂志在线发表“Earliest Prepared Core Technology in Eurasia from Nihewa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Early Human Abilities and Dispersals in East Asia”一文，报道了泥河湾盆地岑家湾遗址石器技术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欧亚大陆最早的“准备石核技术”（Prepared core technology）。岑家湾遗址发现于1984年，古地磁年代距今约110万年，20世纪开展了4次考古发掘，共出土2000余件石制品和丰富的动物化石，是泥河湾盆地遗物最丰富的早更新世旧石器遗址之一。遗址发现了152个石器拼合组，拼合率高达30%，是世界上拼合率最高的早更新世遗址之一，为揭示古人类技术与行为特征提供了重要材料。
最新研究表明，岑家湾遗址的古人类已具备原料选择与预制、层级化剥片、有规划修理工具等较高的认知能力和标准化石器制作流程的“准备石核技术”，表现出与阿舍利工业相似的技术能力。
后沟遗址展示中更新世系统文化序列
后沟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东端。2021年至2022年，考古发掘50平方米，揭露25个自然层，在第5、6、7、10、20、25六个层位发现石制品、动物化石等近4000件。最底部文化层高于马梁遗址文化层约6米，距今约70万年；最顶部文化层埋藏于泥河湾层之后的上覆堆积中，光释光测年结果为距今约18万年。发掘揭露了泥河湾盆地东缘中更新世的完整地层剖面，其间发现多个古人类活动文化层，石器工业整体属于典型的小石器工业技术传统，是泥河湾盆地早更新世以来石器技术的延续和发展，基本上构建起该区域中更新世古人类文化序列的框架，成为泥河湾盆地早期人类演化文化序列中的最后一环，也是直立人向早期现代人转变的关键一环，有力证明了东亚地区早期人类的连续演化和发展。
饮涧沟遗址丰富了广义泥河湾盆地的古人类活动信息
饮涧沟遗址位于广义泥河湾盆地——蔚县盆地的西南端。2022年考古发掘面积50平方米，出土石制品、动物化石等遗物1444件。遗址埋藏于泥河湾层顶部的河湖相地层内，地质年代大致为中更新世晚期，处于泥河湾古湖消亡阶段。该遗址文化遗物丰富，石器工业继承本地区更早的小石器技术，动物化石表面发现了大量早期人类切割和砍砸动物骨骼以获取肉类资源的痕迹，进一步丰富了泥河湾古湖早期人类活动的范围，在重建遗址及区域古环境，研究中更新世期间人类石器技术发展、动物资源利用，探索泥河湾古湖的消亡和人类行为适应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新庙庄遗址构建起东亚晚更新世最完整的区域旧石器文化序列
新庙庄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南缘深山中。2022年至2025年发掘1-5号、20号地点，确认了12、9.5～8.1、7.5～6.3、4.5～4.2、3.9～2.5、1.8～1.3万年的六期11个阶段的遗存。该遗址发现了华北腹地最早的“基那”型修理技术、东亚最早的小石叶技术、华北最早阶段的细石叶技术、东亚首个石料热处理现场、华北最早的装饰品、东亚旧石器时代最丰富的装饰遗存等，对揭示细石叶技术的起源与发展脉络、华北晚更新世石器技术演变、早期现代人出现模式，以及旧—新石器时代过渡等重大课题，均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新庙庄遗址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
下马碑遗址发现东亚最早的赭石颜料加工和复合工具制作技术
下马碑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东南缘的蔚县东北部。2013年揭露一处原地埋藏的古人类活动面，2022年国际顶级期刊《自然》（Nature）杂志发表“Innovative ochre processing and tool use in China 40,000 years ago”一文，系统报道下马碑遗址多学科研究成果。通过光释光、碳十四测年确定遗址形成于距今4.1万年至3.9万年。经多种分析手段确认，该遗址为古人类加工赤铁矿颜料的场所，出土的部分微小石片为装柄制作的复合工具。其研究将东亚早期人类加工颜料的历史推至距今4万年前，确证该时段早期现代人已在泥河湾盆地及华北地区出现，为探究华北乃至东亚地区早期现代人行为模式与演化路径提供了新证据。
于家沟遗址揭露旧—新石器过渡的典型遗存
于家沟遗址位于泥河湾盆地中部。1995年至1998年发掘揭露了距今1.6万年至0.8万年的地层剖面与遗存。2024年发掘出土标本3300余件，其中⑤层、⑥层各揭露出集中用火遗迹一处，系该遗址首次发现用火遗迹，为判定遗址性质增添关键实证。⑤层、⑥层所获陶片层位明确，进一步佐证了20世纪90年代关于②层至④层出土陶片认识。综合以往测年结果，⑥层陶片年代可早至距今1.5万年，是目前中国北方发现的最早陶片，而且在后续层位均有陶片出土，对追溯中国北方陶器的起源及演变具有重要研究价值。
尚义四台遗址——
北方万年文化史迹
四台遗址位于张家口市尚义县四台蒙古营村南，地处蒙古高原东南缘，是近年在冀西北地区发现的一处面积最大、保存较好、包含旧—新石器过渡时期遗存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面积约15万平方米，展示了从更新世晚期到全新世中期的多层堆积。碳十四测年显示，其年代距今10800年至6400年，是认识华北北部及东北亚地区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的重要遗址。
遗址于2004年被发现，2020年起，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持续发掘，不断取得重大突破。依据地层叠压关系、碳十四测年和文化遗存，确立了四期遗存：第一期（距今10800年至9000年），为旧—新石器过渡时期核心遗存，发现38座半地穴式房址，包括罕见的双间排房，为东北亚地区最早的定居村落雏形。出土细石叶石器、磨盘、磨棒及夹砂陶片，陶器纹饰有压印窝点纹、折线纹等，文化特征鲜明，已被命名为“四台文化”。第二期（距今7600年至7400年）为新石器时代中期遗存，半地穴房址内出土素面小平底筒形罐、大口鼓腹筒形罐及石铲等器物，发现炭化粟、黍颗粒及相关淀粉微遗存，旱作农业特征突出，为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关键实证。第三期（距今7200年至7000年）是典型裕民文化遗存，也是目前裕民文化分布范围向南延伸至内蒙古高原南缘的重要证据，反映了北方文化的南渐过程。第四期（距今6800年至6400年）以大口尖圜底罐为代表，器物风格显示与更远北方地区的文化交流，体现了区域文化互动的复杂性。四台遗址保存了年代连续、地层关系明确、文化内涵丰富的多期遗存，完整记录了华北北部地区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发展历程。其发现不仅建立了冀西北地区距今11000年至6400年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填补了区域文化发展的关键环节，而且为探讨东北亚早期定居化进程、北方旱作农业起源、区域文化交流以及中华文明起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考古学证据。尚义四台遗址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2年中国考古新发现”。
康保兴隆遗址——
六千年生业演进与人地互动
兴隆遗址位于张家口市康保县兴隆村。该遗址于2016年发现，2018年起，持续对遗址第一地点北部坡地和南部冲沟进行发掘，发掘总面积约2500平方米，揭示了该遗址从旧—新石器过渡至新石器时代晚期长达6000余年的文化演化序列，为探究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新石器化进程及人地关系演变提供了关键材料。
该遗址确认了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原生堆积。对遗址第一地点南部自然冲沟G5开展精细发掘，在G5⑤层至⑥层揭露出距今约1.16万年至1.04万年的用火遗迹、细石器加工场和骨石堆等原生遗存，填补该区域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考古学空白；该遗址的发掘完善了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与聚落形态，遗址第一地点北部揭露了裕民文化时期（距今约8700年至7100年）房址50余座，分为地穴式与半地穴式两种，部分房址存在原址改扩建现象，房内多保存有灶址与活动面。2025年新发现的成排室外灶与出土完整人颅骨的灰坑，为探讨裕民文化时期的社会结构、空间布局与精神信仰增添了重要材料。
系统建立全新世环境演变序列。通过对遗址附近沉积剖面的多指标分析，重建了距今约1.17万年以来连续的气候环境演变过程。研究表明，早全新世升温增湿及局地“浅湖绿洲”景观，为早期先民从高流动性狩猎采集向（半）定居转变，并最终尝试“低水平食物生产”创造了生态条件。
多学科研究揭示旱作农业起源。综合研究确认，早在距今约8600年至7100年，兴隆先民已开始栽培黍和粟。大植物遗存分析显示，从遗址第一期至第三期，粟黍比例逐渐增加，但狩猎采集仍占主导，生动展现了旱作农业在北方草原地带从“实验”到逐步融入生计体系的漫长过程。
宣化郑家沟遗址——
红山文化晚期的重大发现
为开展“考古中国·红山社会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自2021年始，在张家口坝下地区的洋河、桑干河流域开展专项考古调查。经过五年时间，调查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发现积石冢200余座，初步摸清了坝下地区积石冢群的分布特点与空间布局，宣化郑家沟遗址一号积石冢即是其中规模最大的积石冢之一。
郑家沟遗址位于张家口市宣化区塔儿村乡郑家沟村西，在一号积石冢内发现并清理了石护墙4重、墓葬112座、祭祀坑185座，出土陶、玉、石、蚌、珍珠等各类遗物600余件（套）；碳十四测年显示该遗址距今约5361年至4824年，属仰韶时代晚期、红山文化晚期阶段。这是冀西北地区首次发现并完整揭露出积石冢遗存，填补了张家口地区红山文化考古的空白。
通过一号积石冢考古发掘工作，揭示出了“早、晚两期”的发展脉络，上层冢（晚期）与下层冢（早期）两期遗存均以中心大墓为轴线进行营建。下层冢为圆形布局，以M101为中心墓，单重圆形石护墙，发现墓葬42座、祭祀坑7座；上层冢仍以M101为中心，三重梯形石墙层层嵌套，发现墓葬70座、祭祀坑178座，并形成了“西北部集中埋葬区与东南部集中祭祀区”的功能分区，晚期出现借墙、借护坡营建墓葬及封石上埋葬、焚烧人骨等现象。
郑家沟人群拥有一套独具特色的器物组合和特殊的埋葬习俗。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彩陶流行红黑彩相间的弧边三角、平行弧线、连续宽带波浪纹；玉器材质以透闪石玉为主，有玦形玉龙、三联璧、异形三联璧、双联璧、方形玉璧、玉斧、钺等；饰品以天河石、串饰、绿松石饰、螺饰为代表。墓葬则均为积石葬，头东脚西，以二次葬为主，部分为二次迁出葬，一次葬较少。
郑家沟遗址是首次在远离红山文化传统核心区域发现并发掘的积石冢遗存。该遗址及张家口地区积石冢群的发现，将红山文化时间轴线延伸至距今约4800年，并将其分布范围向西南推进了数百公里，揭示其由东北向西南迁徙、发展的新趋势，使得河北北部从红山文化的“边缘区域”转变为红山文化晚期又一区域中心，重塑了学界对其时空边界的认知。郑家沟遗址先后获评“第六届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并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彰显了燕赵大地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持续发力的强劲态势。
崇礼邓槽沟梁遗址——
龙山时期石城与防御系统
邓槽沟梁遗址坐落于张家口市清水河东侧的黄土梁上，其龙山时期的石城系河北省内首次发现，堪称“河北第一城”。该遗址平面形状呈不规则长条形，南北最长约1300米，东西最宽约500米。城址中部有一条东西向梁间深沟将其分为南北两部分，城址南北分别位于各自土梁的最西端。其中南部面积约18万平方米，北部面积约23万平方米，总面积超40万平方米。城内南北两部分地势相近，均东高西低，大致呈三级台阶状。城墙墙体依地势而建，蜿蜒起伏，东、西、南墙体基本位于土梁边缘位置。目前地表可见残存的东墙，墙体内外多见倒塌石块。西墙、南墙残存较少，部分地表散落大量碎石，个别区域发现零星夯土墙体及城墙外侧砌石。
2021年起，对城址东南瓮城区域开展了考古发掘，面积超3400平方米。从发掘区情况来看：因反复加固城墙、多次重建城门，几乎所有位置都存在晚期墙体叠压或打破早期墙体的情况。解剖可知，城墙分为早晚五个阶段，与不同阶段瓮城相对年代可完全对应。因修建瓮城，发掘区内的墙体比其他位置更宽，约在4米至12米之间。
城址东南瓮城区域作为瓮城功能区，沿用时间较长，大约持续300年（公元前2300年—前2000年）。该区域从早到晚共发现五个阶段的城门系统，每一阶段的城门系统基本都由城外道路、瓮城、瓮城内道路、城墙通道等要素构成。从第一阶段到第五阶段，城门系统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规律，具体表现为：瓮城面积逐步扩大，瓮城通道愈发宽阔，瓮城结构与入城路线更加复杂，防御等级逐步提升。
发掘区常见器物包括正装鋬手鬲、高领罐、圆腹罐、夹砂小罐、敛口瓮、敛口小瓮、双耳罐、盆、豆、杯、碗等，文化面貌与陕晋蒙冀邻近区域龙山时期遗存的文化性质接近，主体年代为距今4300年至4000年。
邓槽沟梁遗址东南瓮城区域的发掘工作，基本厘清了城墙结构、城墙扩建和加固的过程，对早晚五个阶段的城门系统形成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此次发掘完整揭示出邓槽沟梁遗址龙山晚期石城东南瓮城区域城门系统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为研究北方地区史前城址的分布、城防结构形态、史前筑城技术的传播与融合提供了新材料。该遗址龙山时期的石城性质应为区域性中心聚落，既为研究张家口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新资料，也有助于深化对冀西北地区文化发展序列的认识。
蔚县李家庄古家疃墓地——
晋系礼制北传与社会融合
李家庄古家疃墓地位于张家口市蔚县李家庄村与古家疃村之间，地处壶流河北岸的二级台地上，东南方向与国保单位代王城遗址隔河相望。经过系统性考古调查与局部勘探，目前已确认墓葬分布面积约120万平方米，基本明确李家庄村南部区域是墓葬与（车）马坑遗存的主要分布区。
现已累计探明各类墓葬600余座、车马坑类遗存10处，已发掘各类墓葬105座。墓地整体以战国墓葬为主体，墓葬可分为东西向和南北向两大类，两类墓葬交叉分布，且不存在明确打破关系；每类墓葬还可依据规模、形制、随葬品组合及殉葬制度等划分出不同等级，高、中等级墓葬出土有成套仿铜陶礼器组合，目前等级最高的墓葬可见五鼎四豆随葬品组合。墓地内高等级墓葬与普通墓葬共存于同一区域，结合古DNA检测发现部分墓主之间存在血缘关系，可确认该墓地是一处延续时间较长、兼具家族属性与等级秩序的大型墓地，为研究战国时期地方贵族的社会组织与宗族结构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
李家庄古家疃墓地的重要学术价值，在于它真实记录了战国时期北方边疆地区文化融合与民族交往的历史进程。从墓葬文化面貌来看，墓地高等级墓葬整体带有鲜明的晋系文化特征，仿铜陶礼器、葬制和礼仪制度都与晋中南地区高度一致，结合文献记载可以初步判断，墓地主体应当属于赵襄子灭代后进入代地的赵人贵族群体。与此同时，墓地的中、小型墓葬中普遍出土有三足罐等带有戎狄文化传统的器物，同时还兼具燕文化、中山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充分反映出战国时期北方长城地带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面貌，是研究戎狄华夏化进程的关键实物见证。
蔚县地处恒山、太行山、燕山三山交会地带，是中原文明与北方草原文化交流的关键通道。李家庄古家疃墓地毗邻代王城遗址，既是赵国经营北部边疆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中原礼制文化向北传播的典型考古实例。该墓地既保留了典型的晋系高等级礼制文化遗存，又容纳了北方民族的文化因素，生动展现了多元文化交流融合的发展历程，为研究赵国北部边疆治理体系、边疆社会结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提供了关键实物证据。
张北元中都——
草原都城建制与文明互鉴标尺
元中都遗址位于河北张家口市张北县县城西北15公里处，地处馒头营乡魏家房、积善村和淖沿子村之间，向南22公里即为著名的军事要塞野狐岭，东南距元大都（北京市）约265公里，是元代两都巡幸的节点性关键城址。
2022年至2025年，对元中都宫城内多处建筑基址开展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300平方米，揭露夯土建筑基址8处，完成了对宫城一号大殿东北侧、东向轴线北侧、西北角建筑组群等区域的清理工作。通过发掘，确认了元中都宫城内酒房、高等级礼制建筑和配套服务建筑组群，以及浴场的位置与结构。
2022年，通过对宫城一号大殿东北侧三座建筑基址进行发掘，确认了三座建筑基址的规模，明晰其功能为一号大殿配套的高等级服务设施，属于寝宫区的一部分。
2023年至2024年，对宫城东向轴线北侧的三座基址进行发掘，自东向西依次为7号、10号和11号基址。7号基址位于宫城东向轴线北侧最东端，紧邻宫城东门，整体坐东朝西，建筑为面阔五间、进深一间的布局，西面当心间凸出一座面阔一间、进深一间的抱厦，屋顶铺设全灰陶瓦。在建筑室内北部发现一条倒“U”形沟，沟内设有10座置缸坑，该区域在元代后期被填埋废弃后，又在室内新建3座置缸坑；经残留物检测，确认瓷缸内留存酒类发酵遗存。结合7号基址出土大量高足杯、梅瓶、玉壶春瓶等酒器判断，确认其应为元中都宫城的酒房。10号基址和11号基址位于宫城一号大殿东侧，二者之间有砖铺道路相连通。10号基址坐东朝西，为面阔七间、进深三间的结构，屋顶布瓦为琉璃剪边，有多条道路向西连接11号基址与一号大殿。11号基址坐北朝南，建筑为面阔三间、进深三间的结构，向西有花纹砖铺就的道路延伸至一号大殿东侧慢道。经解剖可知，11号基址的基槽结构和一号大殿完全一致，且是东轴线上唯一一座坐北朝南的建筑，应为仅次于一号大殿的核心礼制建筑，10号基址应是服务于一号大殿和11号基址的配套设施。
2025年，对宫城西北角建筑组群中50号和60号两座相连的建筑基址进行发掘。南侧的50号基址，主体结构为面阔三间、进深三间，采用琉璃剪边的单檐歇山顶，后通过进深一间的连廊与60号基址相连。60号基址为砖砌挑空地板结构浴室，残留下层火道结构。由这两座建筑及周边配套的牌楼式门址共同组成元中都的浴场区域，位置与文献记载的元大都内浴室位置相似。
经过4年连续考古工作，基本厘清了元中都宫城东向轴线及西北部的规划布局，可知元中都宫城布局在主体遵循传统中原都城礼制的基础上兼具游牧民族特色，是中国古代文明交融发展的直接例证。2025年发现的挑空地板结构砖砌浴室，建筑形制主要流行于中亚、西亚地区，此类风格的建筑出现在元中都，且与传统中式高等级大殿直接相连，体现了元代中西方建筑技术的交流与融合，彰显了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与创新性，是阐释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进程的重要考古实证。
多学科研究开花结果，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守护历史瑰宝、协调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保护是文物考古工作者的重要使命。“十四五”时期，在冀西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中河北考古人积极配合，主动作为，开展30项考古发掘工作，有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书写保护与发展的双赢答卷。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十余家机构、高校合作，构建“考古发掘—实验室分析—理论阐释”全链条综合研究模式，实现考古学术范式的革新与科技赋能的突破。积极推进科技考古与文物保护实验室项目，建设中华文明探源、人类演化等专项实验室。实施国家级科研项目16项、省部级科研项目2项，出版专著3部，发表考古报告、论文等96篇，其中包含Nature、SCI等核心期刊论文60余篇。
从泥河湾的文明肇始，到四台、兴隆的农耕初曙；从郑家沟祭坛的礼制曙光，到邓槽沟梁城垣的邦国初兴；从李家庄古家疃墓地的华夏交融，到元中都规制的天下大同，冀西北“十四五”考古以一系列关键性实证，重笔书写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进程，极大拓展了我国的历史纵深。这既是追溯探源中华文化根脉的担当，更是阐释“何以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
旷野弦歌不辍、薪火相传谱新篇。展望前路，河北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将持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传承文脉、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努力为中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作出更多河北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