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阿里札达县象泉河畔，古格故城的殿宇依山而建，与赭黄色土林相互映衬。走进红殿、白殿等佛殿，墙面与殿顶铺陈出以红、蓝、绿为主的浓烈色彩。诸佛与菩萨端坐于莲台，卷草沿着背光舒展，狮、象、飞鸟和力士错落于花叶之间。高大的主尊统摄全局，细密的纹样分布在佛座、背光、边饰和天花彩绘之中，使繁多的形象各安其位，形成严整而繁丽的图像秩序。花叶、鸟兽等纹样依托墙面和殿顶结构层层展开，既能衔接主尊与周边图像，也体现出不同艺术风格在阿里的汇聚与转化。

花叶成章，构成殿堂秩序

古格的壁画装饰纹样按题材可分为植物纹、动物纹、人物纹、几何纹和符号纹等。按构成方式可分为单体、连续及人物与花叶、鸟兽结合的复合纹样。古格壁画中常见莲花与忍冬卷草等植物类纹样。如层叠的莲瓣环绕佛座与背光，将主尊托于画面中心。卷草则以茎蔓为线索，连续伸展或盘成圆环，菩萨、天女、狮、象等形象被安置在花叶之间。例如，红殿南壁上的卷草纹尤具代表性，弯曲的茎蔓串联起每一个图像单元，枝叶舒卷，形象相接，在静穆的佛殿中形成连绵的节奏。红、白殿的天花彩绘集中呈现鸟兽和人物组合，其中红殿可见单龙和双龙缠绕，白殿可见团龙；双鸟衔珠、交颈双凤、四联狮子、四联力士、鸟首兽身等形象，都经过概括和变形。画师提取角、翼、尾、爪等特征，将其纳入圆形、方形与对称结构之中。双龙在有限的格框内翻转交缠，双鸟相向而立或交颈衔花，四联力士围绕中心展开。形象的姿态适应格框边界，同时以翻转、交缠和舒展的动势平衡格框结构的规正，使天花彩绘呈现出流动的节奏。

纹样的位置与建筑部位彼此配合。如红殿壁画上部的兽面衔垂帐流苏纹横向展开，界定墙面的上缘。主尊周围的莲座、背光和花鬘向内聚合，引导观者视线集中于主尊。白殿的天花彩绘沿木构分格连续铺陈，格内绘有飞天、力士、鸟兽和八吉祥等。边饰划分层次，莲座与背光衬托主尊，天花彩绘则统摄殿堂顶部的空间。以花叶、鸟兽和人物为题材的纹样单元彼此连缀，共同构成了繁丽而连续的殿堂图像秩序。

多元汇流，塑造地域风格

古格地处西藏西部，是连接卫藏与西喜马拉雅地区的重要节点。其宗教与艺术又通过于阗、河西走廊等丝路通道，与更广泛的区域文化发生联系，在长期发展中先后受到克什米尔、印度—尼泊尔、汉地与西藏本地等艺术传统的影响，并在持续交流中形成复合面貌。部分卷草、连珠与成对的鸟兽纹样，与克什米尔、中亚等地的装饰样式存在联系。飞天、力士等环列天花，与新疆地区的石窟寺与敦煌石窟中的同类图像相比较，红殿、白殿天花彩绘中的龙凤纹样，则呈现出鲜明的汉地来源。红殿中保存有单龙、双龙缠绕、鸾凤和鸣、双凤交颈等构图，白殿则见团龙、双凤对立等组合。这些龙凤元素与元明时期的汉地纹样关系密切，其传播与元明以来中央政权和西藏地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持续交往有关。这些纹样可能是通过朝贡往来进入阿里，也与卫藏各教派向阿里传播所伴随的艺术交流有关。进入古格之后，龙的形象被处理得较为修长，多呈缠绕、相向或团式构图，嵌置于格框之内。凤鸟或交颈，或上下翻飞，尾羽化作卷草形或波浪形，并与周围花叶相接。汉地的基本特征得以保留，但其比例、姿态和组合方式则呈现出西藏西部的地域特点。

古格的画师依据佛殿空间结构和佛教图像体系，对图式进行重新组织。卷草成为串联菩萨、天女和鸟兽的构图脉络，飞天、力士进入天花彩绘的方格单元，汉地龙凤纹样经本地化调整后，也被纳入殿堂顶部的装饰体系。来源各异的图式在设色、线条和构图上相互协调，逐渐形成构图饱满、层次清晰、线条流动的地域样式。

以纹见史，呈现交流脉络

纹样的变化为辨认壁画年代与艺术联系提供了具体线索。佛、菩萨形象受到造像量度、图像程式和仪轨规范的制约，基本图式具有较强的延续性。龙凤、卷草、莲瓣和边饰的造型与组合则随着时代发生变化。例如熊文彬据《阿里王统》等史籍记载，结合佛殿年代与图像风格，将红殿天花龙凤纹样大致归入15世纪七八十年代，将白殿的相关纹样依据风格比较推定为16世纪。纹样细部成为综合判断壁画年代及其艺术联系的重要证据之一，其形制、组合和位置，记录了不同艺术传统在这里的相遇、选择与转化。古格由此显现出多种文化脉络交汇并孕育新创造的历史空间。

一片莲瓣、一段卷草，纹样虽小，背后却连接着广阔的艺术世界。来自汉地的龙凤纹样以及克什米尔、中亚和喜马拉雅周边地区的花叶鸟兽纹样，在古格佛殿中获得了新的位置与形态。古格艺术的特点可概括为“融而能化”，它广泛吸收诸种传统，落笔时自有尺度与秩序。古格呈现出多种文化传统在西藏交汇、转化的历史过程，也留下了中华文明多元汇聚、交流互鉴的鲜明印记。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