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革命文物是革命历史的见证，是革命精神的物质载体，更是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简称“红岩博物馆”）的立馆之本。

红岩博物馆下辖红岩革命纪念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歌乐山烈士陵园）、《新华日报》总馆旧址陈列馆等机构，管理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大楼、渣滓洞、白公馆等文物旧址54处，馆藏11.17万余件（套），其中馆藏文物9028件（套）、馆藏珍贵文物4165件（套），形成以纸质文物为主的馆藏体系。这些文物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艰苦斗争和辉煌历程。

文物定级工作本质上是一次价值的审视、历史的考证和信仰的锚定。只有把文物基础信息、流传经历和价值意义等要素查清楚、写明白、研究到位，红岩精神才能在这些具体的历史遗存中变得可感可及，守护红色根脉、传承红色基因才有坚实的支撑。

实践：持续推进文物定级工作常态化

红岩博物馆自2015年起，紧紧围绕“中共中央南方局”“歌乐英烈”“重庆谈判”“新华日报”四大主题开展文物征集工作，将新征集文物和馆内旧藏的定级工作纳入年度常规工作机制。截至2025年，已连续十一年稳步推进文物征集、评审和定级工作。

尤其是近年来的定级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24年，162件（套）藏品参评，57件（套）被评为珍贵文物；2025年，不仅评级新增14件（套）珍贵文物，更是对此前未通过复核的27件（套）一级文物的信息及价值进行了重新审定，经对史料档案的翔实考证和梳理后，全部评为二级文物。

这些数据背后有三条经验值得总结：其一，藏品定级的主体始终是“近一年新征集的珍贵藏品”与“馆内旧藏的系统梳理”。定级工作中，红岩博物馆结合馆内旧藏较多的实际情况，科学谋划文物定级工作，既对新征藏品及时考证研究，又对馆内旧藏主动盘活。其二，新评定文物以纸质文物为主，符合馆藏文物体系的结构特征。其三，每年都有若干件藏品被专家组明确标注“存世少、价值高、建议重点利用”。这一定级的直接标注，为后续展陈和宣教工作提供了新的文物支撑。

求真：定级的第一课是考证

文物定级的前提不仅是“有物可定”，更是“知其为何物、从何而来”。红岩博物馆藏有一件原名为“1949年渣滓洞烈士留下的血书”的棉布书信，通过信中内容，工作人员初步判定为渣滓洞烈士牺牲前对后人的革命嘱托。

然而，在2023年年度藏品鉴定评级工作会上，重庆市文物局专家组对这件“血书”的来历提出了质疑，并指出它可能并非鲜血所写，要求红岩博物馆进行考证。红岩博物馆工作人员立即行动。一是回查档案，红岩博物馆1979年10月的档案记载：“血书”由重庆歌乐山渣滓洞烈士委托当地农民随一小孩带出，农民将小孩和“血书”托付予“红岩房东”饶国模。后由饶国模之女夏静于1979年捐赠入馆。档案还特别标注：“上述情况系夏静口述，翔实与否，有待查证。”二是走访在世亲历者，找到饶国模外孙女夏丹霞，厘清关键事实：遗孤与“血书”是两件事，当年被混为一谈；“血书”并非附在遗孤身上带出，而是临近解放时由川东地下党送至饶国模手上，缝藏在衬衣背部，书写者佚名且已牺牲；字迹可能是红色墨水或颜料而非鲜血。三是科技检测介入，红岩博物馆文物保护修复团队从毛笔书写特征、字迹状态和颜色成色等多方面进行了检测和鉴定，指出书信内容不是鲜血所写，而是红色墨水或颜料，印证了口述考证方向。

最终，这件文物的流传经历被考证清楚，定名也得到了修正：它定名为“1949年佚名烈士托川东地下党带给饶国模的遗书”——作者虽不可考，但其背后的流传经历、对后人的嘱托、所承载的革命精神并未因此减损分毫。这个案例揭示了一个常被忽略的道理——革命文物的级别必须以“真实”为前提。一件文物一旦被定级、进入叙事、登上展线，它就成为公共历史叙述的一部分。红岩博物馆选择用档案、口述、科技三重证据去求证，恰恰是定级工作该有的态度。

联动：定级基础上的科学管理与保护

定级工作的另一项成果，是推动馆藏文物档案从粗放走向精细。每一次鉴定都需要回溯征集时间与地点、来源途径、流传经历、当事人证明或知情人口述等材料。红岩博物馆在历年定级过程中，实际上是在要求馆内补齐每一件文物档案，包括名称规范、时代核定、来源澄清、特征描述、定级依据书面化等要素。

红岩博物馆馆藏以纸质文物为主，而纸质文物往往易出现发黄、脆化、虫蛀、水渍、断裂等问题，这都会影响文物定级时的可呈现性与定级后的保存。对此，红岩博物馆走出了一条专业路径：将古籍修复技术、书画装裱技术与新型丝网加固修复技术相结合，持续开展纸质革命文物保护修复实践探索，已修复《棉花街壁报》等珍贵抗战文物143件（套）。同时，馆藏环境向“稳定、洁净、恒湿、低氧”的目标稳步迈进，数字化保护三期项目已实现4000多件（套）馆藏珍贵文物的数字化，建立了文物修复管理系统与图文数字资源管理系统。

成效：文物定级推动核心业务工作发展

红岩博物馆的实践表明，文物定级工作的成效与价值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管理方面，分级保护有了依据。文物定级解决了藏品“身份不明、等级不清、价值模糊”的问题。珍贵文物分级分柜储藏、按质地分类分库管理、建立监督台账和巡查机制，保护资源配置才有据可依。二是研究方面，定级过程推动价值挖掘。如2024年专家组重点关注的车耀先、韩子重、何柏梁等红岩英烈遗物，定级时所做的来源核查、背景梳理、关联人物考证，本身就是在为后续研究阐释和展陈提升积累学术经验；又如“血书”案例中，考证过程反而把一个模糊传说还原成了更可信的历史叙事，其信息量远超原有记录。三是传播方面，定级成果转化为展陈和宣教资源。定级之后，新认定的珍贵文物被纳入展陈体系，配合数字化展示，与红色旅游、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如2025年“宣传出去 争取过来——中共中央南方局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专题展”中，“1946年晨社出版的（英）斯坦因著英译铅印本《红色中国的挑战》初版（十册）”“1940年代龚澎的重庆市居民身份证”等15件（套）珍贵文物承担起叙事主干，发挥了文物活化利用的价值。

展望：定级工作的“下半场”该怎么走

站在连续十一年推进文物定级工作的基础上，红岩博物馆前瞻布局，聚焦关键课题。

推动革命文物定级标准的精细化。当前，革命文物缺乏专项定级标准，如革命文物稀缺性标准如何建立，是否有参照体系，各地理解不一，可能导致同一件革命文物在不同语境下评级出现偏差。红岩博物馆藏品大量涉及地下党组织、隐蔽战线、狱中遗存等，部分藏品存在史实“模糊地带”，更需要在国家制定的革命文物评定标准基础上，进行分类别、分主题、分证据强度建立内部定级参考细则。

建立革命文物“认定—定级—复核”常态化机制。将“新增藏品入馆→3个月至6个月内完成来源考证与初鉴→年度批次提交定级→三年一轮复核校准”固定化为制度。特别是对征集渠道复杂、来源口述性强的革命类文物（烈士遗物、地下工作遗存等），应建立“征集档案—考证记录—鉴定意见”三位一体的追踪链，做到每件革命类文物都经得起时间检验。

让科研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血书”案例已经证明：博物馆需要的是自身队伍具备持续的史料考证、来源追踪和科学检测鉴定能力。可建立市级文物鉴定专家与博物馆中青年文博人员“传帮带”机制，同时引入颜料分析、纸张断代、墨迹成分检测等科技手段作为文物定级工作的核心工具。

做好定级工作的“下半场”，本质上仍是对革命历史真实性的坚守，红岩博物馆将继续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做好每一件文物的价值梳理与身份认定，守护好红色根脉，让红岩精神通过革命文物代代传承下去。 （作者单位：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