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6日，由中国民族博物馆策划并与中华世纪坛联合举办的“我们·看见中华”展览在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开幕。展览围绕“‘中’从何而来”“‘华’自何而始”“‘我们’是谁”三大核心命题，构建起“溯源文明—解读认同—观照当下”的递进式叙事体系。展览综合运用文物陈列，辅以数字视频、影像资料、动态影像投影等展陈技术，多角度拓展信息传播的维度，实现学术严谨性与观展效果的有机统一。

“中”：宇宙秩序观的建构

展览第一篇章以“中”为逻辑起点，从早期观念的建构出发阐释“何以为中”的文明内核。

我国拥有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先民通过“立中测影”掌握自然时序，发现一年中日影最长日为冬至，最短日为夏至，昼夜均分为春分和秋分。以此为基准构建了完整的历法体系，便于指导农时，解决农耕文明“授时”的核心生存问题。而甲骨文的“中”字，字形作旗杆居中，上下有斿之形，学界主流观点认为其原型即为测影的表杆，本义是“中正不偏”的测影基准。

《周礼・考工记》载“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淮南子・天文》载“子午、卯酉为二绳” ，均是这一测时技术的文献记载。展览陈列了马厂类型折带“十”字纹陶壶、“十”字纹彩陶盆等器物，直观呈现“二绳”图案的器物化表达；同时辅以数字投影技术，动态还原立表测影的观测过程与“十”字纹的生成逻辑，将抽象的天文历法观念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呈现，清晰传递了“居中而立、辨方正位”的空间认知如何成为中华文明的思想基因。展出的大汶口文化八角星纹彩陶豆则进一步补充了这一认知体系，方心八角的纹样对应 “天圆地方” 的宇宙认知与 “四时八节” 的历法系统，与“十”字纹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空间思想底色。

本单元还展出了多件鄂尔多斯青铜器。历史上的鄂尔多斯地处中原农耕文明与北方游牧文明的过渡地带，是文明交流的前沿枢纽。团豹形铜饰牌、虎噬狼饰牌上的野生动物纹样，有着鲜明的北方游牧特点，而透雕螭龙带钩上的龙纹，是典型的中原文化符号；猪首铜车辖的出现，体现了中原车马技术向游牧区域的传播，同时猪作为农耕定居的标志性驯化动物，出现在草原器物上，正是农耕与游牧文化深刻交融的表现。

鄂尔多斯青铜器证明，“中”所代表的中原文明秩序并非封闭的地理概念，而是具有强大吸引力与融合力的文化核心。猪首铜车辖、透雕螭龙带钩等器物上的中原文化元素，说明游牧族群主动融入以“中”为核心的文明体系，“中”的空间边界与文化边界在互动中同步拓展。

“华”：从彩陶上的图案到全民共赏的东方之美

展览第二篇章以“华”为题，拆解出这个藏在汉字里的浪漫——“华”字最开始出现于西周的金文，像花朵的形状，本义是花，后引申为光彩、华丽，指事物的精华。五千年前先民绘在彩陶上的花纹，一路传播、生长，被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不断赋予新的样貌，最终从简单的装饰纹样，变成了整个民族共有的审美底色与文化标识。

有学者认为，“华”的起点，可能源于仰韶文化庙底沟彩陶上的一朵花。五千多年前，华山脚下的先民把盛放的花卉描摹在陶器上，让日常器物多了一份灵动的美感，这便是“华”最初的形态。这股以“花”为印记的审美风潮沿黄河向西传播，抵达甘青大地后与本土文化碰撞融合，孕育出了被誉为“彩陶之冠”的马家窑文化，也完成了“华”第一次大范围的审美扩散。

展厅里的半山类型锯齿旋涡纹陶壶、马厂类型四大圆圈纹圆罐等器物，正是这份美的延续与升华。纹饰虽褪去了原始花卉的写实形态，却把花朵回旋、舒展的韵律画进了饱满的线条里，黑红交织的构图严谨又灵动，将史前彩陶艺术推向了巅峰。

更动人的是，“华”的美从来不是单一族群的创造，而是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同打磨的成果。辽代契丹人承袭中原唐三彩的工艺传统，烧造出了独具民族韵味的辽三彩。展出的刻划牡丹纹执壶、印花牡丹纹盘，釉色温润柔和，腹部的牡丹纹样饱满典雅。中原文化里象征富贵吉祥的花卉，被契丹匠人融进了日常器物之中，既是对中华审美的主动认同，也是融入自身偏好的再创造，让“华”的美多了一份北方民族的舒展气度。

如果说三彩是器物上的大美，元代青铜花押就是方寸间的巧思。花押本是中原传统的签名印章，到了元代，蒙古、色目等各族百姓普遍使用，让这一文化符号生出了更多新意。展厅里的四十九枚青铜花押形态各异，文字印里既有汉文楷书，也有八思巴文、西夏文；图形印既有写实的花鸟鱼虫，也有简洁的几何纹样；印面形状更是不拘泥于方圆，造型趣味十足。展览将花押的图案印在纸上，让观众读懂这一枚枚小小的印章，既是古人的信用凭证，也是中华各民族共享同一种文化、又各自添上创意的鲜活证明。

第二篇章的最后展示了旗袍的百年流变，体现了“华”的韵味。旗袍脱胎于满族女性的传统袍服，随着满汉文化的深度交融，渐渐融入了汉族的吉祥纹样与镶滚刺绣工艺；近代又吸收西方立体剪裁技术，凸显出东方女性的体态之美。展厅里的清代月白缂丝玉兰蝶纹衬衣，是满汉服饰融合的见证；配套数字影像清楚地展示了旗袍的演变脉络，从清代旗装到民国礼服，再到当代融入苗绣、湘绣等非遗技艺的“新中式”样式，清晰呈现出一件衣服如何汇聚各民族的审美智慧，最终成为认知度极高的东方文化符号。

从陶土上的一朵小花，到各民族共赏的万千气象，“华”的生长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美的历史。这份美跨越了地域与族群，沉淀成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也让“中华”二字，自带一份温润又动人的东方韵味。

“我们”：活态传承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展览第三篇章将叙事从历史拉回到当下，把“华”的内涵从静态的审美符号，延伸为动态的共同表达。该篇章跳出单件文物的叙事方式，集合服饰、银饰、乐器、舞蹈四类文化载体，呈现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形态与共通内核。

五千多年前彩陶上的花纹，如今仍绽放在各民族的衣衫之上，成为文化同源性的见证。各民族银饰工艺各具特色，但同样承载着祈福纳祥、标识身份的文化功能，各族匠人以锤揲、錾刻等工艺将共同的文化诉求凝于银器之上，是各民族审美共识的物质表达。配套展示的《染韵华章》《华章共舞》《环舞共乐》等影像作品，则让这份静态的华美流动起来。

展览最后以鼓收尾。鼓作为“群音之长”，在中华各民族中承担着统一步调、凝聚人心的作用。鼓声一响，个体的节奏便汇成集体的共鸣，生动诠释了无数个“我”汇聚成为同心同行的“我们”。

从观天地之“中”，赏文明之“华”，再到如今的“我们”，展览试图让观众在看见历史的同时读懂当下：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正如展览结语所言：展览有尽，而“我们”的故事，刚刚翻开新的篇章。

（作者单位：中国民族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