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流域考古实证中华文明八千年

冯时在2026年第6期《中国社会科学》撰文《中华文明八千年的考古实证》认为：重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及作为这一体系核心问题的中华文明理论，直接关系到中华文脉的传承与文明信史的溯源，必须根据真实的史料考索发明。目前发现的长江流域八千年上下的考古资料已不再局限于稻作遗存，而已具有形上思辨的意义。事实上，为农业生产提供时间服务的天文学不仅是中华文明之源，更是自主知识之源。湖北秭归东门头早期测影碑表及黄梅焦墩土龙遗存实证了观象授时制度的建立。秭归柳林溪发现的早期文字及时空图像更将中华文明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溯到了七千年前。浙江义乌桥头发现的易卦、浙江萧山跨湖桥发现的数字卦，确切证明了易变思想与阴阳观念的古老传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创世观、哲学观与科学观，以及与天文相伴的中算学独立数字体系的创制。己身文明理论使我们有能力根据直接史料系统重建中华文明的信史，其核心价值即在于道德观和宇宙观。长江流域先民于这两方面的探索都直接深入中华文明的实质。这些对于自然世界的探索和思辨造就了具有己身文明特色的知识与思想，构建了中华文明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

景德镇御窑厂围墙见证三期发展

邢增锐、徐海峰、张晓玮在2026年第8期《故宫博物院院刊》撰文《景德镇御窑厂围墙的考古学观察》认为：景德镇御窑厂是明清时期最重要的御瓷生产管理机构，绕厂一周建有高大围墙，是一处规模宏大、格局复杂的手工业遗存。近年考古工作已发现六段围墙，涵盖北、东、西三至，基本锁定了御器厂北墙的位置和走向，并追踪西墙南段进入珠山大道，推测御器厂南至在珠山大道中线以南，四至范围愈发明晰，推测周长约1.23公里。围墙建筑形式极具地域特色，主体由匣钵砌筑，以匣钵包边、墙芯混杂窑业废弃物，是中国围墙建筑中一种非常特殊的砌筑形式，直接反映了御窑厂的瓷器手工业生产职能。根据地层叠压关系与墙芯出土遗物，围墙可分为三期：第一期西墙南段Q4上限自明洪武时期，下限至明永乐时期；第二期涵盖西墙中南段、西墙北段、北墙东段、东墙北段，上限自明永乐时期，下限至明宣德时期；第三期包括西墙南段Q2和东墙中段，不早于明宣德时期。各段墙体走向不一，御器厂南部和北部可能存在不同的测量基线，说明御器厂的规划建设采取了因形就势或遵循旧有格局的权宜性策略。御器厂围墙的大规模建设、改建工程在明宣德时期前后便已结束，四至范围就此定型，而后一直沿用至清晚期未发生大的变化。

声音是博物馆包容性建设中被低估的媒介

张艺、张佳晋在2025年第6期《博物院》撰文《从声音视角探讨博物馆感官包容性建设的路径与潜力》认为：当前多数博物馆仍秉持“视觉至上”的惯例，忽视了声音在构建包容性体验方面的潜能。无障碍设计理念已从满足特定群体需求演进为关注各类群体平等参与文化生活的多维框架，而障碍本身被视为个体健康状况与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听力水平存在差异，不同人群对声音刺激的耐受性也各不相同。声音介入博物馆感官包容性建设可分为单感官和多感官两个层次：前者以语音导览为典型，如中国国家博物馆针对不同受众推出的“分众语音导览”服务；后者则通过声音与触觉、振动、光影等多模态手段联动，构建可共享的文化体验，如史密森设计博物馆将声音转换为触觉振动的实践。基于此，博物馆应在规划阶段便将声音纳入考量，从声学环境、传播方式、感知差异和空间声景等多维度系统设计。博物馆的无障碍建设应超越物理可达，转向感知可及，让声音不再是被忽视的维度，而成为连接多元感官、促进平等参与的系统性媒介。

县域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关键所在

梁海刚在2026年7月27日《学习时报》第4版撰文《推动县域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认为：县域文化遗产保护面临城镇化快速推进与传统风貌加速消逝的双重压力，拆旧建新冲动、资源倾斜重要文保、低级别文物缺乏管护等问题突出。推动系统性保护，需要锚定其深层价值：守文明根脉、护农耕基因，摒弃“重单体、轻整体”思维，将建筑本体、村落肌理、民俗礼仪视为有机生命体一体守护；应民生之盼、留乡愁底色，在保留村落原貌的前提下配套现代设施，实现保护惠民、护乡留根。在实践层面，应遵循“固本—造血—提质—塑势”的递进逻辑：打破数据壁垒，建立“普查建档—规划定界—分级管控—动态更新”的闭环制度；将闲置老屋盘活为精品民宿、非遗工坊等新型载体，让群众成为遗产保护的合作者与受益者。系统性保护的成效，最终应体现为“见人、见物、见生活”的文脉活态延续，以及保护红利惠及群众的共富跃迁——当群众切实感受到“老屋能生金”“乡愁能致富”时，保护便从“政府要我干”变成了“我自己要干”的全民自觉。遗产保护是潜绩工程，必须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保持政策连续稳定，统筹保护与民生、传承与创新、当下与长远，真正把“古老财富”转化为永续发展的内在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