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严文明先生对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判断，人们首先会想到他的“重瓣花朵”模型。他把中国新石器文化区的结构比喻成一朵花：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围绕中原文化区的甘青、燕辽、山东、江浙和长江中游文化区为“第一重花瓣”，更外围的区域为“第二重花瓣”。这种富有诗意又准确反映中国新石器文化格局的比喻一直备受学界瞩目。

这一“重瓣花朵”模型最早发表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文物》1987年第3期）一文中。这是严先生引用率最高的一篇论文。由于该模型强调中原的“花心”和特殊地位，一般认为其与苏秉琦更早提出的“区系类型”学说略有不同（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有时会被归入“中原中心论”或“新中原中心论”的行列（张学海：《新中原中心论》，《中原文物》2002年第3期）。

当然，论者基本都注意到，严先生的“重瓣花朵”格局是建立在中国史前或新石器文化多元说的基础上，这一点在他的文章中有明确的表述。比如，他批评，“在一个时期，某些学者又过分强调了中原史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这种倾向到了‘文化革命’期间更发展成了所谓中原中心论，把其他地区的文化成就都看成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似乎只有中原地区的文化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他还提及，“中国史前文化并非出于一源”，“中国史前文化是多元的”。但是他确实又强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原的文化比较发达，其次是它的周围地区，再次是边境地区。但文化发展是能动的，所以这种差别在不同时期也是变动的”。这一表述虽然略微突出中原史前文化相对较发达，但又强调这种差别是随时间变动的。应该说，这种观察大体还是符合中国史前文化发展事实的。

在这篇文章中，严先生真正突出中原文化区特殊地位的地方在于强调其文明起源和形成的领先性。他提出，“由于中原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又处于核心位置，易于受到周围文化的激荡和影响，能够从各个方面吸收有利于本身发展的先进因素，因而有条件最早进入文明社会”。文中类似的表述还有，“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而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文明首先发生在中原地区，其次是它周围的各文化区，第三层即最外层各文化区进入文明的时间甚晚”。

这种认识是特定学术背景的产物。这篇论文最早在1986年6月在美国弗吉尼亚艾尔莱召开的“中国古代史与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国际研讨会上宣读，写作时间可能更早。在当时，反映周边地区社会复杂化或文明起源个别因素的重要遗存尚未发掘或公布。在已有的资料中，严先生关注到中原龙山时代陶寺遗址出现了随葬品达一两百件的大墓，同时注意到良渚文化个别大墓（如草鞋山、张陵山、寺墩等遗址）随葬较多的玉璧、玉琮，但是由于将良渚文化视为“龙山时代”，其与中原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遗存所反映的社会发展水平，至少无明显内容上和时间上的优势。

实际上，早在1959年，大汶口遗址就发现一批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墓。这些墓葬的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晚期及庙底沟二期文化。早在1965年，苏秉琦先生即据此提出，在仰韶文化后期，东方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过了中原地区，并对中原地区产生较大影响（《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严先生在论述中原与周边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水平高低，没有突出大汶口墓地的材料。

1986年至1990年间，良渚文化的瑶山、反山人工堆筑的高台祭坛及墓地、红山文化的牛河梁“女神庙”、积石冢群、秦安大地湾仰韶晚期F901“原始殿堂”、龙山文化朱封大墓以及石家河古城等遗存陆续被发掘或公布出来。此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良渚文化主体年代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也即仰韶文化晚期到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如牟永抗：《试论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关系》，《中国考古学会第七次年会论文集（1989）》，文物出版社，1992年；栾丰实：《良渚文化的分期与年代》，《中原文物》1992年第3期］。

1992年，综合新的发现及研究进展，严文明先生发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首先对良渚文化的年代做了部分调整，即将良渚文化早期置于仰韶文化后期（含庙底沟二期），但仍将良渚文化晚期纳入龙山时代，其次提出仰韶文化后期以来的中原和周边地区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是相当的。文中强调，在仰韶文化后期，中原地区和周边地区“文化发展水平相近，各自反映的社会内容也是相通的”。对于龙山时代，严先生专辟很长的一段话来讨论这一问题：

“中原地区是夏商周文明先后发生和发展的地区，按照逻辑推理，中原龙山文化似应比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发展水平更高，但考古发现的情况并不能证明这一点。究其原因不外是两条：一是考古工作做得不够，一些代表当时最高发展水平的遗迹和遗物还没有被发现；二是中原龙山文化的发展水平本来并不比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更高，那种中原文化从来就比别处发展水平高的观点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夏商周文明的产生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既有当地历史文化的基础，也有邻近地区先进文化的影响和激发，并不完全是当地文化自身发展的结果。但话又说回来，中原龙山文化似也不会比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发展水平更低，否则在那样的基础上产生夏商周文明是不大可能的，已有的一些考古发现也大致能说明这一点。”

在这段话中，严先生以一种特殊“否定”的表达方式，谨慎地提出，龙山时代周边地区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与中原地区相当，并以“先进文化”的身份“影响和激发”了中原地区，催生中原地区夏商周文明。这种对中原地区史前地位的判断，显然与1987年强调中原的核心地位有着较大差异。此时，在文明起源和形成问题上，也不再强调中原地区“最早进入”或“起领先和突出作用”，而是认为“中国文明不是单元而是多元起源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严先生虽然将良渚文化早期年代明确提前，但是在比较时，仍将良渚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置于龙山时代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周边地区在文明起源出现时间上的优势。

到了1997年，严先生在写作《东方文明的摇篮》时（载《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科学出版社，2000年），关于史前时期中原及周边地区地位差异问题又有了新的表述。他说，“我过去曾将中国史前文化形容为一个重瓣花朵，因为在史前时期，中原地区的核心地位虽不明显，但地理位置还是比较适中；而山东地区、燕辽地区、江浙地区和长江中游等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水平同中原相比都很接近。如果说当时确实存在某种核心的话，那就应该是包括以上各区在内的重瓣花朵的内圈，也就是黄河、长江这个大两河流域。燕辽地区现在虽然不属黄河流域，但历史上黄河是从现今的海河入海的，那时的黄河流域自然也可以把燕辽地区包括在内。这是一个大的核心”，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一个大体上是平等的多元一体格局正向以中原为核心的多元一体格局发展”。

由此可见，此时严先生对于史前时代中原“花心”地位的判断，仅保留“地理位置”上的意义，不再突出文化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这层含义，而是强调中原和第一重花瓣的区域都是核心，而且是“平等”的关系。只有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才成为独一无二的“核心”。这种提法，实际上非常接近后来许宏的观点，即认为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中心才开始形成（《二里头与中原中心的形成》，《历史研究》2020年第5期）。

综上所述，严文明先生有关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判断，是随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推进不断发生变化的。在论及相关问题时，不应把目光局限于1987年提出的“重瓣花朵”模型，而应以发展的眼光把握其具体观点的变迁。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人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