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盐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资源，围绕食盐生产、流通、管理衍生的一系列社会活动，深刻推动着区域文明与国家制度的演进。

淮河故道入海口南北的两淮地区是中国历史上海盐生产最发达地区之一。《宋史·食货志》中有述“国家鬻海之利，以三分为率，淮东居其二”；《元史・郝彬传》记载“国家经费，盐利居十之八，而两淮盐独当天下之半”；到了明清时期，同样有“自古煮海之利，重于东南，而两淮为最”“淮海惟扬，盐策蕃滋，通商惠贾，国用以资”等记述……古代典籍之中，两淮盐业屡屡被书写。但长久以来，两淮盐业的早期源头、制盐工艺、盐场位置只有文献记述，缺少考古实物佐证，诸多历史疑问悬而未决。

日前，国家文物局召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发布四项盐业考古重要成果，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位列其中。

滩涂之下，

盐业遗址的识别困境

江苏东部沿海地带由于长江、淮河等河流经年泥沙沉积、海陆环境动态变迁，盐业遗存埋藏条件复杂，辨识难度较高。

通过梳理国内盐业考古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山东渤海南岸商周盐业遗址，以盔形器为标志性煮盐器物，成为北方盐业考古的识别标尺。而江苏沿海，过去没有形成成套的识别标准。

判定一处遗存是否为盐业遗址，不能只依靠单一器物，需要盐灶、淋卤坑、蓄卤坑、制盐废弃坑、成套制盐器具等一整套遗迹遗物组合，共同构成取卤、浓卤、煎煮成盐的完整生产链条，这才是确认盐业作坊的核心依据。如何从滨海大量古遗址之中分辨盐业生产单元，厘清不同时期制盐工艺特征，是江苏盐业考古课题面临的核心难题。

为破解这一困局，2022年，“江苏盐业考古”课题作为江苏省地域文明探源九大课题之一正式启动。考古团队聚焦连云港、盐城沿海地带，开展大范围专项调查、勘探与抢救性发掘，致力于找寻湮没在滩涂地层中的古代盐场遗存。

跨越千年，

一系列盐业遗址陆续被发现

“滩涂地带的遗址，常常遭受海侵、泥沙淤积、后世建设扰动等多重破坏，很多遗迹残损不全，想要找到完整的古代制盐作坊，如同大海捞针。”江苏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周润垦坦言，“但经过数年田野工作，多处遗址被发掘揭露，可以负责任地说，两淮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的盐业发展脉络目前已经比较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振海遗址是本次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主体文化属于龙山时期，考古工作人员清理出16座盐灶、22处制盐废弃坑，部分盐灶内还原位保留厚胎红陶煮盐陶盘。该遗址是长江以北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盐业遗址，直接把两淮海盐的源头推进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从最新发现盐灶内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来看，有三个测年数据在距今4500年以上，其中一个数据集中在距今5000年前后，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是目前国内最早的盐业遗存之一。

紧随其后，商代葫芦山遗址清理盐灶26座，出土大量方形、圆形厚胎红陶盆与各类陶支具；尤庄遗址，是江苏第一处被成功辨识的先秦盐业遗址，盐灶、淋卤坑、储卤坑、制盐器物废弃坑成团成组分布，完整展现西周时期盐业作坊的空间布局。新庄、李庄遗址盐灶保存完整，李庄5座长条形石砌盐灶成排分布，出土巨型陶支臂。

时庄遗址西区汉代遗存，揭露盐井、制卤沟、陶质输卤管道、蓄卤坑、盐灶等成套遗迹，完整复原出“盐井—制卤坑沟—输卤管道—储卤坑—盐灶”的制盐全流程。遗址出土大量铁片残块，证明战国晚期至汉代，煮盐容器已经从陶盘向铁盆转变，制盐工艺迎来重大革新。

南北并行，

东部沿海两大并行发展的制盐系统

渤海南岸制盐以盔形器为代表，依托地下卤水开展煎盐生产；而江苏两淮先秦盐业自成一系，整套制盐器具以厚胎红陶盘（盆）和陶支具为核心，器型从大汶口文化时期延续到春秋时期，主体形制一脉相承。

盐灶形态也发生清晰演变：大汶口—龙山时期浅坑式圆椭圆盐灶，商代逐步规整成长方形灶，西周盐灶体量扩大，生产布局日趋规范，春秋发展为长条形深灶坑，战国出现石块垒砌、耐火砂浆涂抹的大型盐灶。支撑煮盐器具的陶支具，也由早期的小型，逐步演变为体量巨大的陶支臂，适配盐灶技术迭代。

在盐城沙井头遗址，发掘出土汉代建筑基址，伴出“盐官丞印”“广陵丞印”“邑□盐”封泥，还有“官”“舍”“库”陶文，初步实证沙井头为汉代盐渎县官署所在地，和《汉书・地理志》盐渎置县的记载相参证，使文献中的盐政管理在考古实地得到具体印证。

“过去，两淮盐业的辉煌主要来自后世文献记录，其早期起源一直缺乏考古实证。振海、葫芦山、尤庄、时庄、沙井头一系列遗址的发掘，填补了江苏先秦盐业考古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双重空白，补齐了中国东部海盐考古的关键板块。”周润垦说。

这些发现说明，两淮盐业并非汉唐才骤然兴盛，其技术传统植根于五千多年前滨海先民的生产实践，有着漫长的发展积淀。滩涂之上的盐灶遗迹、破碎的煮盐器具、官署封泥，让典籍中的文字还原成为黄海之滨先民煮海为盐的鲜活图景，也为理解古代国家盐政、区域资源开发、沿海社会演进，提供了无可替代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