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十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协同推进的实践全程不难发现，作为整体建设重要一环的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取得了圆满成效。实践充分证明，统筹重大工程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完全可以实现“1+1＞2”的综合效益。

抬眼望向首都东方，历经十余载擘画营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简称“副中心”），一座气象崭新的现代化新城铺展于世人眼前。规划建设副中心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支点，也是落实首都核心功能、优化首都空间布局、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的关键载体。如今，这座新城的城市骨架基本成型，政务运行、产业培育、生态治理、民生保障等稳步推进，副中心建设取得了阶段性重大成效。缓步路县故城遗址公园、临风仰望燃灯塔、穿行古镇街巷，随处可见这些年文保赋能城建结下的文脉硕果，丰富的古遗存化作副中心这幅美丽时代画卷里可踏访品读的古韵笔墨。

文物发掘与保护，自始至终都是副中心整体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曾长期在副中心工程建设一线履职，全程参与了各项工程统筹协调和史料留存工作，见证了十余年间副中心域内考古勘探、遗址发掘、遗产保护及活化利用的完整历程。回望一路走来的副中心建设实践，可以明确得出结论：副中心文物保护工作精准对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总体部署，坚持新城建设与文物保护同步谋划、同步实施、同步落地，副中心建设取得的考古成果、制度成果和文化成果十分丰硕，文保赋能副中心工程建设对全国统筹做好城乡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顶层规划将文物保护融入城市建设全程

在副中心规划建设之初，中央及北京市相关部门就摒弃了重大工程建设中常见的先建设、后补救的传统模式，将文物保护摆在副中心城市建设的突出位置，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建立考古前置、全域保护贯穿总体规划、控规落地、土地出让、项目施工全链条的常态化机制，确保副中心规划建设推进到哪里，考古勘探和文物保护工作就跟进到哪里。

在法定规划层面，大运河文化遗产、路县故城遗址、通州古城、张家湾古镇等核心文化资源全部被纳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2016年—2035年）》，精准划定刚性保护边界，形成“一河三城”的整体保护格局。工程建设过程中，严格落实北京市“先考古、后出让”制度，把考古勘探作为土地入市的前置条件，从制度层面有效避免工程建设对地下文物的破坏。在组织实施层面，组建由文物行政部门、市级文博单位、属地政府和建设单位多方参与的联合工作专班，集结多家专业考古队伍进驻工程现场，开展全域勘探与重点区域抢救性发掘。

十余年来，副中心不断完成多项大规模考古勘探任务，已经清理出战国至明清墓葬千余座，窑址、建筑基址等遗迹上百处，出土各类文物上万件（套），完整地梳理出通州地区两千余年绵延不断的历史发展脉络。工程项目建设时序根据考古发掘进度动态调整优化，文物保护方案同步纳入工程项目科研、设计和施工各环节，重要遗址周边道路、市政管线主动优化避让，真正实现副中心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并行不悖、互促共进。这套同步推进机制能够落地见效，根源在于副中心规划建设既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同时坚持精准服务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大局。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要求持续充实首都历史文化家底，优化市域文化空间布局。副中心建设通过系统性考古和遗产保护，补齐了北京东部历史文化研究短板，拓展了大运河北京段的展示利用空间，极大地完善了首都东部区域文化功能布局，成为全国文化中心向东延展的重要支撑点，实现了千年大计落地与首都文化战略实施的同频共振。

考古发掘夯实全区域历史文化根基

伴随副中心十年城市建设同步开展的考古工作，已经产出多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考古发现，一大批埋藏地下千年的遗存重现于世，为研判北京东部区域的历史沿革、梳理大运河漕运发展史提供了丰富、扎实的实物依据，充分体现了文物保护作为副中心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成果。

路县故城遗址是副中心文物保护工作的标志性成果。伴随行政办公区建设而开展的这项重大考古工作，完整地呈现了西汉时期路县故城城址，入选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城址是通州地区现存最早的汉代县级城址，实证西汉时期这里已是华北地区重要的行政节点和水陆要道，将通州建城史向前推进了两千余年。为完整保留古城的整体格局，副中心建设主动调整城市主干道走向和地下管网布局，通过城市建设主动为遗址保护让路，切实践行文保优先的工作理念。如今路县故城考古遗址公园已建成投用，很好地融合遗址保护、生态绿地与公共休闲功能，实现了大遗址保护与现代化城市相融共生。据有关部门统计，遗址公园开园以来年均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成为研究和展示北京早期城市发展史的重要窗口。

大运河通州段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北端起点，是副中心的核心文化资源。十年间，副中心结合城市建设开展运河沿线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先后发现小圣庙遗址、张家湾古镇码头等多处重要遗存。小圣庙遗址完整地保留了清代河神祭祀建筑群基址，为研究古代漕运管理制度与运河民俗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实物资料。依托考古成果而建设的北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坐落于城市绿心三大文化建筑群之中，串联起沿线各类遗产节点，构建起河道本体、古镇遗存、博物馆集群联动的副中心活态传承体系，让千年漕运文脉在副中心新城建设中得以延续传承。

除此之外，副中心全域发掘的历代墓葬群、古窑址以及古城遗迹，构建起先秦至近现代完整的历史序列。燃灯塔、老城胡同街巷等地上文物也完成系统性修缮与活化利用。副中心工程建设中出土的海量文物与遗存资源，不仅丰富了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的馆藏内容与研究素材，更补齐了新建城区历史底蕴相对薄弱的短板，充分印证同步推进模式能够兼顾城市建设与文脉传承两大目标。

活化利用构建保护发展良性循环格局

多年来，副中心严格遵循国家文物局关于文物活化利用的相关要求，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走出一条遗产保护、生态建设、公共文化服务、文旅融合协同发展的可行路径，让丰富的文物资源融入现代城市日常生活，持续为城市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

在保护手段上，因地制宜采用覆土保护、架空栈道、玻璃幕墙原址展示等成熟技术，遵循最小干预原则，平衡好遗址本体保护与对外开放参观的需求。同步搭建文物数字化档案库，运用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测绘、场景数字化复原等技术手段，完成全域文物信息建档留存，为长期科研与永久保存提供支撑。

在公共文化服务层面，常态化组织考古工地开放日、文物修复体验、运河专题展览等科普活动，把考古现场打造为大众文化课堂，将出土文物引入城市公园、交通枢纽等公共空间，方便京内外游客和广大首都市民就近感悟本土历史文脉。

在文旅融合层面，副中心依托路县故城遗址、大运河等核心资源打造精品文旅线路，尽最大可能将域内文化资源转化为城市软实力和民生福祉，很好地实现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提升。

副中心的这套文物保护利用模式守住了工程建设过程中的文物安全底线，也持续提升着副中心的城市文化品质，不断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提供实践案例与硬核文化内容，是首都文化建设在东部区域落地生根的生动实践。

十年实践创造出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纵观十年来副中心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协同推进的实践全程不难发现，作为整体建设重要一环的文物保护工作同时取得了圆满成效。实践充分证明，统筹重大工程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仅必要，而且可行，完全可以实现“1+1＞2”的综合效益。副中心文物保护工作形成的实践经验具有以下借鉴意义。

一是坚持理论引领，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贯穿文物工作全过程。副中心建设实践表明，伴随项目施工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必须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把文物工作要求落实到规划、发掘、保护、利用各个环节，必须坚守“保护第一”底线，摒弃重开发轻保护的短视思维，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我国文物事业长远可持续发展。

二是锚定战略定位，主动服务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大局。副中心文物保护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效，关键在于副中心规划建设紧紧对标首都文化建设根本任务，主动对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相关工作，把区域文保工作深度嵌入国家战略和首都发展全局，以局部工作服务整体战略布局。

三是坚持统筹推进，建立全周期闭环工作机制。新城建设必须严格坚持考古前置常态化、制度化，这样才能从源头化解建设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将文物保护牢牢嵌入城市整体规划建设体系之中，才能实现城市规划建设与历史文脉传承的相辅相成、共赢共生。

文脉护航城建，古韵共生新城。作为一名一线亲历者，笔者见证了副中心在落实千年大计进程中逐渐探索出一条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同步推进的可行路径。副中心规划建设收获了重大考古成果、建成一套成熟协同机制、打造出一批标志性文化地标。面向未来，相信文物保护护航下的副中心定会进一步擦亮区域文化名片，作为古韵遗存与时代新城共生共长的生动范本，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更大力量，为全国各类城市新区和重大工程统筹开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更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作者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