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郑州商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东南角，三尊铜像静静伫立，纪念韩维周、安金槐、邹衡三位考古前辈。从1950年秋揭开二里岗商代遗址面纱，到1955年白家庄夯土墙的发现拉开郑州商城的发掘序幕，再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汤都郑亳”学说的提出，一代代考古人手铲相续。时至今日，我们依旧接续着这份事业，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城区之下，拼接碎片遗存，唤醒沉睡3600余年的早商王都记忆。

8月15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城工作站站长杨树刚受邀做客中国考古博物馆，以“郑州商城遗址考古新发现与新认识”为题，带来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系列学术讲座的首场分享。本轮系列发掘总面积达万余平方米，是近十年郑州商城城市考古工作的集中收获。

层累叠繁华

熙攘证千年

黄土之下的郑州商城，封存着早商都城千百年间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作为典型的古今重叠型城址，商代都城直接被后世乃至现代城市叠压，考古发掘置身现代化城区之中，常常受建筑、道路限制，探方被不断切割，开展工作举步维艰。

杨树刚谈到，针对郑州商城的考古工作，秉持“纵向找沿革、横向探布局”的研究思路，依托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文化因素分析、聚落考古等多种研究方法，从现代城市的地表之下捕捉古代城市的遗留痕迹，复原埋藏于地下的古代城市平面规划与空间布局。

正如徐苹芳先生在《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中所阐释的：研究古今重叠城市，只能依托现代城市留存的古代遗痕，复原地下都城的平面规划与布局。这类考古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专门机构长期深耕，依靠长年点滴积累逐步推进，学界常将这种工作形象比喻为“拼七巧板”。对郑州商城的考古，正是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拼图工作”，每一处遗迹点，都是拼凑早商王都面貌不可或缺的碎片。

七巧拼商城

汤汤寻旧都

“本轮郑州商城考古有五项突破性的关键新发现：大型仓储基址群、大型城市水网、内城确认的冶铸铜和制骨遗存、多处固定祭祀场所、内城高等级墓葬群。”长期扎根发掘一线的杨树刚这样总结。

在内城西南部，考古工作者揭露出17座长条形夯土基址，基址呈南北三排、东西并列排布，走向与内城城墙保持一致，单座基址长30米至42米，宽9米至11米，还配套发现排水沟遗迹，建筑形制与偃师商城二、三号基址群高度相仿，属于府库建筑。依据出土陶器组合判断，该组基址沿用年代直至二里岗上层晚期白家庄阶段。这是目前已知单体面积最大的早商府库建筑基址群，首次证实郑州商城内城西南部是一处长期沿用的仓储功能区。

除此之外，在内城东南部还发现7座长条形夯土基址，构成一处小型仓储基址群。西南、东南两大仓储遗存的先后发现，提示商代早期已经形成一套系统化的都城物资储备与分配体系。早商王朝能够在都城之内设置规模不等的仓储空间，反映出强大的物资管控能力。

古人治水，向来与国家治理紧密相连，蕴含着“治水即治国”的深层逻辑。从良渚的大型水利系统，到大禹治水的历史传说，再到沿用两千余年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始终是古代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郑州商城的发掘中，同样可以窥见早商都城成熟的城市水治理实践。

考古人员在内城东南部，识别出一处经过改造的自然河道与两条人工开凿沟渠。城内水体经由这套水系向外排出，汇入城外古湖区，这一线索也间接佐证了郑州商城东南门的大致位置。沟渠旁出土的石砌水墙，是专门用来抵御水流冲刷、保护干渠沟壁的水工设施。在发掘一条沟渠的过程中，出土沉积物也带来意外发现：沟底既存在陶片、兽骨这类本地近源堆积，也出现粗砂、料礓石等外来远源沉积物，种种迹象表明，水系建成之后，这里曾遭遇区域性强降水，发生过城市内涝事件。3000多年前的水患，就这样被地层完整记录下来。

内城新发现的冶铸铜与制骨遗存，改写了以往学界对郑州商城手工业空间布局的传统认知。以往普遍观点认为，古人多在铜矿产地完成冶炼，将铜锭运入城内，仅在城中开展青铜器铸造。而在本次内城东南部创新街北校区发掘点，出土铜矿石、炼渣、石范、陶范、坩埚以及工棚遗迹，首次实证郑州商城内城内部具备“冶炼+铸造”完整青铜工业链条。

杨树刚特别介绍，考古团队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对土样进行筛选，分拣出大量高度破碎的细小冶铜渣。检测结果显示，其中80%以上属于原生硫化铜矿石，这一发现把硫化铜矿开采利用的实物证据提前至商代早期。同时，铅同位素、U-Pb定年、微量元素多维度检测比对，部分样品指标与江西瑞昌铜岭遗址及周边矿山相吻合，实证郑州商城有一部分铜料来自长江中游赣北地区。与此同时，同区域出土剥片式骨料等制骨遗存，也将该类制骨工艺的出现时间推至二里岗时期。

过去郑州商城祭祀遗存多零散出土，缺少成体系的考古材料。此次新发现三处长期沿用的高等级祭祀场所，呈现多点分布、类型多元的特征。第一处位于内城西墙外，大型夯土基址周边分布27座祭祀坑，和青铜器窖藏坑联系紧密，为早商都城国家层级祭祀行为提供实证；第二处坐落于外城西北部，是由壕沟、夯土墙合围而成的封闭式祭祀院落，也是郑州商城首次发现完整院落式祭祀空间；第三处位于内城西南角，集中发现人骨坑、动物坑、牛角祭祀坑以及出土卜骨的祭祀坑。三处祭祀遗存主要分布在商城西部，也是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

墓葬遗存同样收获颇丰。书院街贵族墓地M2，出土金覆面、绿松石牌饰等共计210余件文物，是近年郑州商城内城发掘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墓葬。书院街北片区分布20余座墓葬，其中M47出土一件罕见兽面镶嵌器，由绿松石片、牙器与金泡组合而成；还发现前所未见的双层镂空器。更有意思的是，一件普通双耳铜罐内部，保存着数枚距今3000多年的桃核，是难得的有机质遗存。这批墓葬的发现，打破过去“内城仅分布宫殿居址，不见高等级墓葬”的固有印象，证明内城南部同时存在贵族埋葬区域。

城市永恒心跳下

见证愈发立体的郑州商城

结合一系列新出土考古材料，杨树刚总结出两大突破性学术认识。

第一，城市布局与功能区划得到系统性确认。仓储基址、城市水网、多处祭祀场所的发掘，让郑州商城的都城格局日渐清晰：内城东北部为宫殿区，西南部、东南部分别设置大、小型仓储区；手工业作坊同时分布于内城与外城；祭祀场所分布在内城东北部、西南部以及外城西侧。仓储、水利、手工业、祭祀功能空间相互配合，充分说明早商都城已经形成成熟的规划营建制度。

第二，手工业布局模式与跨区域资源网络得到重新构建。内城青铜冶炼—铸造全链条遗存的发现，推翻了青铜冶炼仅存在于城外的旧认知。考古证据表明，早商铜料来源并不局限于晋南，长江中游赣北也是重要供应地。以郑州商城为中心，一套辐射多地的战略性资源远距离流通网络已然成型。

在杨树刚看来，郑州商城代表着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发展的一座新高峰。仓储管控体系、城市水利营建、官营手工业生产、跨区域资源调配、成体系的礼制祭祀，集中彰显出早商王朝强大的社会动员、资源控制与统治能力。同时，它也是中华文明由多元走向一体宏大进程中的关键支点。这里出土的青铜礼器、玉礼器，继承二里头夏代晚期文明的礼器传统，又在器物种类、制作工艺上不断创新，文化向外广泛辐射，带动周边众多方国迈入王国文明阶段，有力推动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

当然，考古探索永远留有未尽的谜题。目前，郑州商城外城完整走向尚未厘清；内城城门确切位置、数量依旧存疑，以往识别的城墙缺口，不能直接等同于商代城门，部分缺口存在后世改造封堵的痕迹；宫城是否真实存在，依旧有待进一步考证。城门、路网、外城边界，仍需要继续依靠“拼七巧板”式的考古工作，一点点搜集线索。

在现代城市永恒的心跳之中，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之下，在市井烟火的喧嚣之间，属于3600多年前的早商王都，还将随着考古工作持续推进，呈现出愈发立体、清晰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