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晚期，赵国辟地千里至阴山下，修筑赵北长城，自此赵国拥有了广袤的北疆。赵国对北疆的积极经略，奠定了秦统一前夕北方的基本格局，不仅创造了阴山一带新的文化风貌，而且深刻影响了这一地区人群结构及成分的变化。赵国北疆人群的族性与种系，既是阴山长城沿线战国居民构成的主体内容，同时也是东周以来北方边裔人群变迁的一个重要环节。
赵国开辟北疆至阴山下
赵国是东周时期地跨中原与北方的大国。战国之初，赵国即北拓至桑干河流域的代地。至战国晚期赵武灵王时，实施胡服骑射之策，北略胡地千里至阴山下。赵北疆的核心地域包括阴山南麓至大同盆地，属于北方地区的中心地带。
赵国经略北疆主要包括4项内容：其一，修建阴山长城，自此开启了秦汉及以后历代修筑与维护长城、北拒外族的先河；其二，设置云中、雁门、代郡等三郡，以此构建起阴山长城沿线的城邑村落及边塞障城集群；其三，与诸戎部族尽力融合，与诸胡部族对峙与疏远，同时促使中原居民迁徙北上，由此极大改变了阴山南麓的人群结构；其四，以北上的中原居民为基础和依托，变革随畜移徙之俗，某种程度上转向养畜、耕田及城郭。
赵国北疆的开辟与经略，其首要根本在于北疆地区人群结构及成分的巨变。关于东周时期阴山南麓的边裔居民，文献典籍缺乏系统的记载，且内容多有龃龉与歧义。20世纪60年代以来，阴山长城沿线的东周考古学探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为讨论赵北疆人群的族性与种系，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资料基础。
赵国北疆人群的族性构成
赵国北疆人群的族性分辨，其名号来源于典籍文献之记载。战国之初赵国占据代地，这一带边裔人群的名号属于戎狄，具体又称之为：北戎或代戎、北狄或代狄。战国中、晚期阴山长城沿线的边裔人群名号，与赵国密切相关的主要有：林胡、楼烦和匈奴等。《史记·匈奴列传》：“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李牧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这些名号并不完全等于族群或族性，但以此为基础大致可以辨识与区分出不同的人群。
在《战国策》与《史记》中，林胡、楼烦与东胡又统称为三胡、诸胡。《史记》与《汉书》等又常将“胡”与“匈奴”混用并称，但战国时期的诸胡与秦汉时期的匈奴并不完全是一回事。武灵王时似乎有三胡而尚无明确匈奴，其后北方诸胡之中开始出现匈奴，抑或者是将其中某胡改称之为匈奴。匈奴的含义似乎更具体一些，胡多用于泛称。至李牧时，具体的匈奴名号出现，并与东胡、林胡并列。
综合典籍记载的各类线索，赵国北疆地区的边裔人群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战国初期，主要是北戎、代狄，其中已经开始出现诸胡。战国中期至晚期，诸胡逐渐成为阴山—燕山一线的主体人群，赵与诸胡之间或交战或联盟，其中所涉主要是林胡、楼烦两支。与此同时，北疆又涌入大量的中原居民，其与戎狄、诸胡等错居融合，同时赵、燕又大力向北拒胡，是为赵北疆人群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至晚自战国末期始，诸胡之中的匈奴日渐兴盛，其形成或是单纯来自更远的北方，抑或是外来者与本地某支胡的合流，虽然其中的渊源途径与交错轨迹尚不十分清晰，但诸胡与匈奴之间分野的态势渐趋明朗化。
赵国北疆人群的种系识别
赵国北疆人群种系的识别，是基于考古学与人类学的综合研究，并以现代亚洲蒙古人种为基础的比较，尤其是其中的东亚和北亚两个种系类型。赵国北疆地区发现了大量东周时期的墓葬，根据墓葬人骨形态测量数值所反映的种属类型，大致可分为以下4组。
毛庆沟—饮牛沟组 典型墓地有凉城毛庆沟、饮牛沟等，主要分布在岱海附近及浑河中游谷地一带。该组人骨的种系类型，以东亚蒙古人种为主，含有部分北亚蒙古人种、极少量东北亚和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
新店子组 典型墓地有和林格尔新店子、清水河阳畔、杭锦旗桃红巴拉等，主要分布在东流黄河两岸和浑河中下游地区。该组人骨的种系类型，以北亚蒙古人种为主，含有少量东亚、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
忻州窑子组 典型墓地有凉城忻州窑子、崞县窑子、小双古城等，主要分布在岱海附近地区。该组人骨的种系类型，既有东亚蒙古人种因素，又有北亚蒙古人种成分，两种类型的群体共存于一个墓地。
土城子组 典型墓地有和林格尔土城子、将军沟，清水河后城嘴等，主要分布于土默特平原南部边缘及和林格尔丘陵地区。此组人骨的种系类型，以东亚蒙古人种为主，含有部分南亚蒙古人种和少量北亚蒙古人种的因素。
上述4组反映了赵国北疆人群的种系分类，其基本框架包括两大群组：东亚群组以毛庆沟—饮牛沟组为代表，另包括土城子组；北亚群组以新店子组为代表；忻州窑子组则属于两大群组的混合型。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战国晚期阴山南麓出现的匈奴族群，目前尚缺乏人骨种系测定数据，但参照其他邻近地区的相关数据，匈奴人群属于北亚蒙古人种，此可列为人群种属的第5组。
考古学文化的佐证与媒介
典籍记载的人群族性名号，其所涉及的时间与地域一般均比较广泛，因此与其相对应的出土人骨形态研究的范围，亦随之宽泛而缺乏基本的准确性。但是，特定时间与地域的考古学文化，不仅可以充当人群族性名号与人群种系类型之间的联系媒介，而且还是一种检验与印证的文化佐证。
不同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分野，虽然不能等同或代表人群，但可以某种程度地反映人群区别的轮廓。这种人群区别大多是文化意义层面的分群，并非与族群相应与一致，但无疑是族群辨识的一个基础。赵国北疆地区存在着5支年代、地域和特征各不相同的考古学文化，其间的差异隐约代表了不同人群的分野轮廓，并且与人群族性、种系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照应。
毛庆沟型文化 年代涵盖春秋晚期至战国晚期，分布地域与毛庆沟—饮牛沟组大致重合。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的墓葬流行羊、牛的头蹄殉牲，随葬器物以繁杂的铜饰件、铜牌饰为主。晚期阶段的墓葬殉牲现象减少，并出现一批以随葬铜带钩为主的简单墓葬。该文化早期阶段人群大致与北戎部族相对应，人群种系以东亚蒙古人种为主体。
新店子型文化 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分布范围与新店子组基本相同。墓葬流行以马、羊、牛的头蹄骨作殉牲，随葬品缺乏陶器，以种类繁多的铜牌饰、饰件等为主。此文化大致与诸胡系统的林胡、楼烦相对应，人群种系以北亚蒙古人种为主体。
忻州窑子型文化 年代相当于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分布地域与忻州窑子组基本重合。墓葬流行羊、牛、马的头骨作殉牲，随葬品以繁杂的铜牌饰、饰件为主，陶器简单但常见，主要是一种罐类。此文化人群具有诸戎、诸胡的并存或混合的性质，人群种系包含东亚、北亚两个类型。
赵文化 年代集中于战国晚期，阴山南麓普遍有分布。墓葬不见殉牲，随葬品简单，以铜质或铁质的带钩最为常见，少数大型墓有较多的随葬陶器。赵文化无疑属于北上的中原人群，其种系以东亚蒙古人种为主。
西沟畔型文化 以准格尔旗西沟畔墓地为代表，年代约在战国晚期至秦统一之前，分布于阴山南麓至鄂尔多斯高原。墓葬存在少量殉牲，随葬品以各类金银饰件、兽形牌饰为特色。该文化大致与匈奴部族相应，种系属于北亚蒙古人种。
上述5种类型的考古学文化，大致分别与人群种系的5个组相对应，同时又与戎、胡、赵等族群或族性照应。毛庆沟型文化，早期阶段以东亚蒙古人种的诸戎部族为主，战国晚期则涌入了中原系统的赵人。新店子型文化，文化内涵与毛庆沟型早期相似，但人群属于北亚蒙古人种的诸胡部族，因此说明诸戎与诸胡虽种系不同，但两者具有较强的文化共性。而忻州窑子型文化，包含戎、胡两类人群，反映了戎、胡两种文化以及东亚、北亚两个种系的融合。赵文化分布较为广泛但集中于战国晚期，是赵国经略北疆时期中原人群集中涌入的写照，其趋向是逐渐与诸戎族群相融合，但与诸胡族群较为疏远。西沟畔型文化，文化内涵及人种类型与新店子型最为接近，但墓葬文化已出现明显的差别，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匈奴文化开始占据阴山南麓地区。
赵国开辟与经略阴山南麓的北疆，造就了阴山长城沿线居民人群的新结构。考古学文化隐约反映了人群的文化分野轮廓，墓葬人骨形态研究彰显着人群种系之别，两者综合起来与典籍记载的族群名号有某种程度对应。春秋晚期以来，北戎、林胡、楼烦、匈奴等名号的人群，相继交错活跃于阴山南麓一带。战国晚期，赵国的长足北进与北疆的大幅拓展，促进了这一地区人群结构及成分的巨大变化，戎、胡、赵等三类人群错居互动，后期诸胡之中又出现了匈奴人群。赵国积极开拓北疆地区的进程，正是阴山长城沿线居民发生剧烈交融的历程。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赵国北疆地区的居民构成与文化融合（23BKG01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